文化超人

台灣導演楊德昌得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後，接受美國電視新聞頻道CNN採訪，表示接下來他要去好萊塢發展。記者問他，難道去好萊塢是電影人最後非得步上的一條終極道路？做一個以區域文化為創作特色的亞洲導演，真的不能夠留在自己的環境繼續創作？楊德昌回答，兩個主要理由：一是台灣電影工業已死；二是，好萊塢之於電影工作者，就像NBA美國職業籃壇之於籃球員的意義，任何自覺優秀的籃球好手，終究要到NBA場子上一試身手。

同樣，一向善於思考存在與生命深度的德國導演溫‧文德斯，最近幾年也在好萊塢工作。在他執導的紀錄片《樂土浮生錄》結尾時，他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安排。這部片紀錄一群年齡均七十歲左右的古巴資深樂手，處於半退休狀態，卻重新被一位美國音樂製作人挖掘出來，灌製唱片的一段記事。片中，不時出現，白色大浪越過堤防打在車輛熙攘的海灣道上，於具有風情的陳舊建築所製造出來的深淺陰影之間，一輩子浸潤在哈瓦那的老人緩步顛行，露出屬於他們獨有的思索表情。古巴世界如同老人的世界，是一個逐漸沈寂的世界。

到了片尾最後二十分鐘，美國唱片製作人歡喜宣布，他們將去美國紐約卡內基中心表演。先前一臉孤寂、安靜卻深情的老人們頓時笑顏逐開，樂得手舞足蹈，片子至此忽然轉為音樂錄影帶的華麗風格，長鏡頭少了，短鏡頭不斷跳接，顯現歡樂愉快的氣氛。到了紐約，一個老人佇立街頭，觀賞高聳建築物之中幾近峽谷的街道，車輛如大川流過，他留下「這裡真是太美麗」的評語。另兩個老人一起在他區散步，對櫥窗指指點點，互相認同「這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感受。片子的高潮點即在他們終於在卡內基中心登台，接受觀眾安可歡呼。片子至此結束，留予觀眾一股圓滿的情緒。喜愛音樂、終生奉獻音樂事業的老人，終於完成了他們夢想的旅程。旅程的終點是美國。

熟悉溫‧文德斯作品的影迷看到這樣的安排之後，當然會覺得不可思議。同樣的一個導演，才在他的《里斯本故事》提出一個關於現今世界如何大同小異的控訴。雖然，他在《世界末日》描繪了一個全球化路線流暢的世界，也表達了對浪遊的迷戀，但他卻使用了夢境去強調世界同化後人類無路可逃的憂困。

對溫文德斯最簡單直接的批判是，他終究是一個西方人。無論如何有哲學上的深度，他也無法拋棄他在世界地圖上的強權位置。對他來說，弱勢文化進入了強勢文化的殿堂，這就會是文化交融、世界和平的終極表現。卻忘記了這有點像官員在使用橡皮圖章，沒有經過認證的手續，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文化表現。完全還是以西方為本位的文化態度。

楊德昌的邏輯，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在台灣一直都有這些主導電影工業的文化菁英，口口聲聲說台灣沒有文化，台灣沒有市場，台灣電影已死。同樣一批人，年年都在拿國家的輔導金，去國外得獎，回頭順道批判國內觀眾如何缺乏文化素養。同樣一批觀眾卻支撐出春暉電影台、誠品書店和大大小小無數影展等理應冷僻品味的市場，還讓米蘭昆德拉、卡爾維諾、艾柯、馬奎斯等在西方世界也算難以閱讀的作家作品大為暢銷。楊德昌可以被質疑的地方，就像捷克人對米蘭昆德拉的埋怨，是一個文化身份的販賣嫌疑。他拿了自身文化作一個踏板，去取悅了他想像中的文化中心，安心接受了對方給他的角色安排。

過去十年，表面上中國和台灣電影和影展獲獎無數，但是，也早有異議指出，這些得獎作品包括色彩運用與議題的選擇，大多太過符合西方對於東方的傳統想像。支持得獎作品的一方則強調，正是因為這些電影反映出中華文化固有的情調，堅持本身的特色，加上又能顯示一種普世價值，所以才值得讚賞。

照理說，資訊流通，交通方便，這個世界已經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來去自如，個體自由意志被彰顯，在哪裡工作，為哪一個社會服務，已不是重點。一個人應該能夠脫離政治的控制，行使他自由生活的權利。他要如何呈現他的觀點，如何創作，甚至如何販賣自己、或想要販賣的對象，說真的，都是他自個兒的價值判斷。

不過，我想到一部好萊塢浪漫喜劇片《為你瘋狂》，一位法國人告訴他的美國朋友，「在超人的故鄉，每一個人都是超人。唯有來到地球，超人才真正值得希罕。」譬如他的法國口音，在法國極為普通易見，到了美國，卻讓他成為擁有一口性感腔調的男人；而他的法國家常菜手藝，更讓他足以掛上「法國名廚」的招牌。

在文化互相接觸的時候，難免會出現這類超人迷思。就好像中國人不理解法國人為啥這樣吹捧著鞏俐，對他們來說，北京走一遭，處處能碰上這種長相的女人；而法國人認為普普通通的蘇菲瑪索，在亞洲人眼裡是驚天動地的美麗。

無意間當上文化超人的創作者，或許有一時的優勢，可是他們也會隨即遇上一個困境：那就是繼續販賣自己的文化特色，如中國音樂工作者譚盾住到紐約，還是要上CNN談中國哲學和中國民族音樂；或是誠實面對自己新的文化位置，像移民美國的香港導演王穎開始拍攝純美國影片，市場成績及影評反應便即刻不如從前，當時他以描述亞裔移民辛酸史而成名。

超人沒有了超能力，就會跟普通人一模一樣。拉丁歌星瑞奇馬汀清楚此點。在他出名後，乘勝灌製了第一張英文唱片，他再三強調，雖然他開口說英文了，他希望仍能帶給歌迷拉丁情調的享受。

如果，那些古巴老樂人也決定開口說英文，打算在紐約住下來，他們將看起來就像住在皇后區的一般拉丁老人，貧窮、邊緣化、庸碌平凡，少了異文化的神秘魅力，不知道溫‧文德斯還會不會想為他們拍紀錄片？

(發表於2000年11月明日報）

窮酸的草莓

在法國，已經超過三百多座的城市發生暴動。為了形容這些「暴民」，法國媒體小心翼翼地揀字刪詞，避開回教徒、少數民族之類的形容詞，他們選擇了「青年」這個名詞；無意間，卻正好切中要害地指出整件事情的關鍵：青年貧窮化。

表面上，這陣子發生於西歐的少數民族反動似乎與回教文化、九一一事件有關。也許，確實有著無須交代的直接關聯。但，這無法解釋為何主要發起伊拉克戰爭的美國並沒有回教徒社群在本土大舉暴動的例子，何況法國的反美立場向來清楚，可見這次暴動與其牽涉法國的外交政策，其實更是法國內政問題。

美國社會對個人所提共的經濟保障不如西歐，促使每一個人都必須努力賺錢，學會適應市場變動，且美國勞動法並不禁止勞力流動，市場的新來者如移民因此有機會可以立即加入競爭，就算英文不好也沒關係。法國明文規定移民必須先同化才能被認同，連小孩上學戴頭巾也不可以，勞動法保障現有勞工的工作權幾乎到滴水不漏的地步，降低了勞力市場的流動性，間接減緩社會階級的流通。

換言之，制度滋養了移民後裔的貧窮，貧窮滋養了他們的極端主義。在法國，移民的孩子在現有制度及社會歧視下雙重被邊緣化，他們必須加倍努力，卻得不到像樣公平的機會，因為勞動市場幾乎是立場堅定地要保護一群人（他們剛好是已經有工作的高盧人），不在原先保護範圍內的市場後來者－－如移民、青年等－－自然被排拒在外，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終至絕望。

但青年貧窮化並不僅是西歐社會的趨勢，實為全球化的議題。繁榮社會都面臨高齡化，中老年人控制社會資源，他們希望維持現狀，害怕挑
戰，傾向反對移民，社會逐漸內向，剛進社會的年輕人必須負責低階工作，陞遷不易，在看不見自己退休金的同時卻要負擔老一輩的養老金。

台灣社會青年的工作條件更是惡劣，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勞動保障卻越來越少。台灣媒體總愛炒作幾年級的話題，說到新新人類，戲謔成分多於真實關懷。坊間雜誌企劃「憤怒青年」專題，卻採訪一堆年過五十的當權派。如果主導台灣社會的他們都還在忙著憤怒，當然他們聽不見正牌年輕人的憤怒。他們口中的「草莓族」，一畢業就面臨超過百分之十的失業率，平均起薪不足台幣兩萬五，過了三十歲還跟父母住在一起，因為要節省房租。

草莓族理所當然對那一大套野火理想冷感：當你身處社會主流，你抱怨世界瘋狂，因為你認為全世界都該聽你的；當你身處社會邊緣，你無話可說，因為你覺得全世界都與你無關。

社會面對年輕人的失落，總是私心輕蔑多於嚴肅看待。他們說，你有什麼好抱怨的，想我們當年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現在你只想穿愛迪達球
鞋、聽iPod，連魯迅不讀。但是，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社會正義，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對社會正義的定義。最重要的是理解社會正義並不是關於保護，卻是分享與公平。

（2005年11月15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並經台灣光華雜誌海外版轉載。近來，人在巴黎，正巧法國即將總統大選，眾候選人不分黨派均對所謂巴黎郊區的移民子弟諂言媚笑，稱他們不僅應該屬於法國未來的一部份，甚至，他們根本就是法國的未來。於是想到這篇舊文。 ）

文化誤解的年代

回教先知漫畫事件是一次無意間逸出文本框架的社會討論。但，在全球化無法回頭的年代，這類事件將屢見不鮮。漫畫於去年十月刊登時，在丹麥社會並不引起特別注意。一位丹麥籍的伊瑪目帶這些漫畫去了中東，還夾帶幾幅不曾刊登的漫畫，跟當地宗教長老抱怨，於是爆發整個中東世界對歐洲世界的憤怒，進而燎原為全球回教徒的抗議。

迄今，丹麥漫畫家自認是在自己社會實踐個人的言論權利。歐洲媒體的論點很直接：言論自由是我的文化傳統，就像你宣稱不得畫先知相貌是你的宗教傳統，當我在我的國家裡去討論回教徒之於我的意義，我乃是受我國家的法律及社會傳統所保護，旁人均無權干涉我腦袋裡想的東西，連我自己的上帝也不可以。回教徒的論點也很明白：你所謂的自由傳統是你家的事情，就像我的神聖信仰是我家的事，我們的家規就是你不得做出污蔑回教徒的行徑。我並沒有要求你遵守伊斯蘭教義，我只求你別碰不屬於你的文化系統。你不懂，可以；至少學會尊重。

歐洲不同意，因為回教徒已經是歐洲最大的移民族群，歷史上回教徒所建立的大食帝國也曾統治過部份歐洲。他們認為，回教當然也屬於歐洲文化的一部份，就該跟其他宗教一起接受大歐洲價值的檢驗，不應享受特權。尤其居住於歐洲的回教徒根本是歐洲公民，而不是中東居民。然，伊斯蘭雖不是民族，但宗教將教徒如此緊密黏結，無論是情感、信仰或生活方式均讓全世界穆斯林如同一個真正的大家庭。作為一個華人去理解回教徒的思維，就像中國人常掛在嘴邊的民族情感。這份主觀的情感色彩，有時跟手上那本護照的顏色互不調和，尤其移民在其社會始終處於邊緣時，他們更容易回頭尋找自己情感的歸屬，而不是從理性契約獲得生命的解答。

雙方論點均言之成理，卻出現對話死局，原因在於各自鎖在自己的文化文本裡，尚未（或根本沒有意願）進入對方的文本。在一個全球流動時代，文化衝突與身份錯置乃是家常之事。現代人日日夜夜都在處理這些認知上的混亂。歐洲媒體堅持在自己社會的言論習慣，卻沒有意料自己的討論文本將會流落於歐洲的社會文本之外，由遙遠社會的他者所知曉，進而透過各種管道積極加入討論。回教社會堅持自我的文化尊嚴，但忘了討論這些漫畫的前提，仍必須要回到當時的那個社會文本，去查勘當初對話的原始動機，否則議題內涵將失去重點，落到不被理解、不能溝通的困境，累積更多不良情緒。

在一切都會流動的全球當下，進行文化討論，反而更得回到在地的對話框架裡才能細緻討論，積極收拾出一個觀點。我們以為我們活在一個所謂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以為傳媒、網路和旅遊能帶給我們幾乎百分之百傳真的資訊與經驗，這可能都是假象。就像一個人可以把整座圖書館的書籍都讀完，也不代表他能夠完全掌握生活的意義，但知識卻帶給他虛假的自信，以為他擁有解讀全世界的能力。

當文化開始互相流竄，固然開啟了對話之門，也同時打開了各扇通往誤解的窗子。我們總以為自己路過時看見了什麼，其實我們看見的往往不是全貌，甚至，我們只是挑選自己習慣的資訊，用來鞏固自己既有的偏見。結果就是我們雖然瞥見了彼此，卻似從未相遇。

（2006年2月8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