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03, 2006

奢華無罪,富貴有理


因著陳總統一家子的貪瀆嫌疑風暴,引發一連串對“奢華生活”的討論,無意間反而暴露了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原來,台灣真的還不夠有錢。

撇開那些政治言語與司法議題,“奢華”儼然成為台灣社會的一組新髒字,然而,從傳媒追打出來的奢華細節,與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做個評比,如果那就算我們社會眼中的頂級生活,不禁讓人皺緊眉頭,為台灣經濟捏把冷汗。

奢華不是罪惡,而是取得財富的手段必須被檢驗。事實上,奢華乃是社會經濟繁榮的重要指標。唯有一個富裕的社會,才能生產、供應及消費奢侈品。歷史上,提到帝國朝代,中外史家莫不振書急筆,描繪那些市內噴泉如何噴灑香醇酒水,婦女個個梳頭抹粉,綢服層層刺繡,路上跑著的車子既寬又大,拉車的馬匹莫不肥壯,入了夜,酒館餐廳滿席美食,人人不醉不歸。

奢侈非常不環保,但是文明卻往往因之雕琢成形。法國人雖然痛恨瑪麗皇后的奢靡行徑,卻不能不承認當今巴黎人引以為豪的幾項精品行業,像是服裝、香水、鞋履、傢具等,當年全靠這位被他們砍了頭的外國公主與她的貴族朋友一手扶植。她們拼了命買,商人才有機會拼了命作,不斷研發商品,臻至完熟。

透過傳媒對奢華生活的熱烈報導,反照出我們跟物質文明之間的距離仍然生疏。舉例台灣亟欲看齊的日本社會,認識、挑選並享受物質文化,乃是人生要事。而歐洲人正因喜愛物質,衍生出愛惜物資的心態,往往一隻手錶就傳上好幾代。台灣長久以來自我誇讚的經濟奇蹟,看似富裕,對考究物質細節卻一點自信都沒有。一般百姓以為精緻物質永遠事不關己,權貴者則將之當作炫耀財富地位的唯一途徑。我們跟物質之間的關係,只有生存需求與階級差異;其中,沒有對美學的欣賞,也沒有對工藝的追求。因此,關於生活精緻化,只能是賢者唾之、富者藏之、窮者妒之。

談起名牌,自然也就無法平常心以待,要不全心仰慕,要不全然鄙夷。一部熱門片《穿著Prada的惡魔》裡,女主角自認政治正確地輕蔑名牌,卻遭到老闆犀利地指出時尚並不光只是關於女孩的腐敗靈魂而已,卻是能夠養活一缸子人的全球經濟活動。一種藍顏色,代表了幾億美金的商機。

奢華,不過是現代消費行為的一環。藉由消費,尋找自我認知的定位,雖然方法膚淺,不能解決深層哲學問題,卻直接做個淺白的個體表達。賺錢無非就是用來挑挑撿撿自己想要的物品,藉由自己喜愛的音響、汽車、服裝、珠寶,塑造個人的身分。那些所謂的奢侈名牌,一點也不神祕,只要有錢,你我都能走進大街上任何一家LV店買上兩款新包,端賴你個人的價值觀是否同意。

奢華之所以成為禁忌,說到底,仍是特權問題。在亞洲,致富的“機運”往往只屬於少數階級及家庭,而不屬於任何身懷才華、勤奮打拼的普通人。就某方面來說,辜家兄弟的案例比陳總統的機要費案件更值得老百姓注意,因為這牽涉社會致富的公義原則。中華社會裡,要當個大商人都只能是胡雪嚴路線,跟政治力量相依相偎,並沒有什麼無名小卒如比爾蓋茲、山本耀司、羅琳、或披頭四,靠設計衣服、寫書、作音樂、寫軟體,面向市場,就能成就巨富。因此,得到財富的人也不能光明正大享受,擔心招來妒忌的的眼光,因為旁人多少質疑他們取得財富的方式,所以,買件皮草都要宣稱是大減價時撿的,不敢大聲說我就是愛。

的確,規模過小仍是台灣市場的天然障礙,但社會不看重個人創造活動卻是事實。近來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台灣之光王建民。他的一場昂貴簽名會引來罵聲不斷,我個人倒覺得買票進場看王建民比付稅更重要,因為這樣才能導正台灣社會追求財富的典範。王建民憑真材實料打出天下,服膺自由公平的市場法則,沒有關說,不曾行賄,沒有理由他不該比企業家第二代更有錢。支持王建民,就要支持他賺錢的權力。

不願讓開放市場成為決定生死的場所,最後大家都只能爭先恐後尋求政府的保護,想盡辦法走關係、拿資源、奪官位,因為只有拿了納稅人的錢才不用作報表拼績效,連單據都通通不用填。於是所有人的才智腦力全都用來政治決鬥。如今台灣只剩下兩黨跟一群張牙舞爪的民意代表,不過是社會競爭不透明不公開的結果。

自願性貧窮與被迫性貧窮之間,兩者有極大的差距。很遺憾地,在倡導所謂簡單生活的台灣,並不似發達的西方國家及日本,人民已經被物化至失去精神價值、必須歸零重新追問生命的意義,而是多少被迫過簡單的生活,因為環顧四周,我們的物質環境並不是擁擠到有如東京手機店的櫥窗那般眼花撩亂,那般令人失魂落魄。

國民平均所得從美金一萬四千掉到一萬二千,身居亞洲四小龍之末,以為蒂凡內珠寶就是偉大的奢華,我們真的不算有錢。但是,不去改變整體社會的取財之道,台灣人將永遠只能當站在櫥窗外吃早餐的奧黛莉赫本,把對著珠寶流的口水和著淚水通通咽進肚裡。

(2006年11月30日發表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Sunday, October 15, 2006

家庭主婦與革命份子


政治,在台灣,不再是政治;而,是宗教。

自從陳總統及其家人涉嫌貪腐以來,台灣社會便開始一連串“民主”對陣。國慶日之後,民氣向來非常可用的台灣社會所要處理的,不再是如何各方表述,也不僅是互相聽見,而是我們的五顏六色究竟要畫成一幅傑作,或不過是不小心打翻了一堆顏料桶。

政治本來有點像家庭主婦治理家務的哲學,如何去照顧及滿足每個家庭成員生活上的不同需求與期待,這需要協調的智慧、經濟的頭腦和公平的原則。這是一門龐雜瑣碎、但並不神祕的學問。而今,台灣每道顏色都不願當呆板的家庭主婦,只想走舞台華麗路線。與其在國會慢慢在法案條文上去角力,不如直接上電視爆料或上街抗議。整個社會於是天天上演一場巨大的真人秀。

因為,正常,其實很無聊,使得大部分人都覺得家庭主婦不如革命份子來得性感。不斷在電視機前滾動的台灣社會,令人產生虛幻的歷史感,提醒你人還活著,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能在有生之年能站在歷史的浪頭。

就在這些戲劇化的時刻,一次又一次,為了製造歷史的張力,呼喚自我犧牲的高貴感, 所有的思辯理念不是落實成政策措施或法律條文,而是濃縮成一個手勢、一個口號、一個符號、一種顏色,只為了強調一道念頭。就為了這道簡單有力的的念頭,我們所有人都拼了。

台灣社會不能對話,並不是我們不懂民主法則,也不是我們不尊重多元,而是我們個個都“單念化”。我們所有的政治熱情,往往都被一個念頭 ──就那麼一個 ── 驅動著,奴役著,使用著。從本省外省、台獨統一到今日的倒扁挺扁,都是訴求專一的念頭,像根細針頭,勇猛向前刺,卻只能刺出一個小洞。

單念化的結果,就是我們不再是獨立理智的公民,而成了純情易感的教徒。政治理念不再是反覆修正的法律條文,卻是不可質疑的神聖教義。黨派成了教派,領袖成了我們的救世主。他去哪裡,我們就要形影不離地跟隨。有人要推翻他,就是跟我們集體過不去。教派跟幫派不同,因為幫派畢竟還是在做生意,意思是他們也會依照形勢利益而聯盟、談判。教派卻力保清高,不與人結盟,非我族類決不可取,就算旁人有相同的理念,也不許魚目混珠。如今對話不成,也是因為教徒性格多少都帶有道德優越感,無論是所謂正統本土或都會中產,即便彼此有機會對話,態度不免流有嫌惡對方的暗示,肢體暴力不過是語言暴力失控後的結果。聽不下,也不用聽,就是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對話模式。

由於民眾不再是普通的政治參與者,無論國家法律說什麼,民眾都不會接受。對教徒來說,救贖從來不是由人為制度所給予的。不接受塵世的束縛,不容忍現實的妥協,除了自己教派所應允的樂土,其他都只算是撒旦的詭計;因此,教徒也不必自我檢討,因為有我的上帝作後盾,我作什麼都對,別人都不對。別人抗議就是擾亂國家安定,自己上街都是為了民主正義。

在教徒的眼裡,領袖即使不帶神格,也會是超乎常人,決不能受到污蔑。這種教徒性格使得我們台灣人盲目跟隨政客名人的點化。我本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我們若對政客名人失望,又何必覺得意外。

真正會為我們的教徒性格付出代價的人,不會是陳總統或馬主席還是施先生,而是我們自己。他們想被歷史記住,代價是我們的正常生活。教徒只為來世而活,把希望寄託在單一奇蹟,以為只要奇蹟發生,萬事都將順帶解決,卻忘了現世的幸福向來只能在現世的生活基礎上解決。上帝降臨,之後,台灣還是需要水電、高鐵、就業率跟公務員條款。

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快感的寶島社會,其實,還活在維多莉亞時代的英國。譬如我們的用水。台灣高山險峻,雨水直奔大海,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水,先拿來製造半導體、電路面板;其餘送至家庭用戶,途中,因為水管均年久失修,再流失百分之五十。當韓國已能處理百分九十的廢水,台灣只有百分之十,剩下百分之九十直接排放到自然環境,使得台灣海拔三百公尺以下的水質都不能飲用。 改善水質、翻修水管、處理廢水,需要提高水價、增加成本、協調管道經過的土地建物,因為政黨顧慮選舉,這些吃力不討好的業務不如上台喊句民主萬歲來得省事光彩。能源儲量,產業外移,社會治安,國際外交,都不是一次爽快的政治高潮所能解決的。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英國政治學者柏克寫道,“我應該推遲我對法國新自由的祝賀,直到我確知了這份自由已經擁有了政府,及公權力,及軍隊的訓練與順從,及有效徵收並完善分配的稅金,及道德與宗教,及財產保障,及和平與秩序,及公民與社會的規範。”因為沒有了這些,這份新自由只能是“嘉惠”,而不能持久。

當政客名人要求我們給他們所需的“民氣”,每一個握有選票的台灣民眾都應該思考,明天,明天之後,誰來保證乾淨飲水?誰來思考產業轉型?誰來保障婦幼權益?誰來提高青年就業率?誰來研究兩岸政策?

政治人物不是神,我們應該用俗世問題去考驗他們。

(發表於2006年10月12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版)

Monday, July 24, 2006

我是誰


陳水扁總統的專機是一架忘了帶羅盤的飛機,在地球上充滿迷惑地飛行。民進黨不熟悉國際事務,終統風波惹惱老美,北京政府施壓,種種說法不是根由,而是結果。我以為,扁政府的台灣身分困惑才是這起外交災難的背後關鍵。

歷史不長的扁政府想要一個新台灣,可是他們不真正知道新台灣所代表的意義,也弄不清帶著這層“新”意義的自己在別人眼裡究竟是什麼形象,於是誤判形勢,進退失據。

讓我提供一個比喻。假設,國際政治舞台是一個衣香鬢影的社交場合,常見許多新貴乍富閃爍著不安的神色,因為誰也不認識而獨自站在牆角。這個晚上,他穿著貴重的服飾,戴上他最好的珠寶,以為別人都會記得他剛剛買下城裡最貴的那棟樓或發表了一首世上最美的詩,因而蜂擁過來,讚美他,崇拜他,向他獻上自己的寶貴友誼。因為,他不是別人;他,是他。如此獨特。但,不然。每個人自顧自地寒暄,親吻,談話,誰也不理他。

他期待一張同情的臉孔,把他從孤獨解救出來。當有人真的跟他說話了,他的音量因緊張而誇大刺耳,因急於向他人解說自己,他的語言顯得傲慢自負,周圍的人聽了更皺起眉頭;過了一會兒,他的友人擔心因為整晚待在他身邊而遭到社交圈子的排拒,也趕緊藉故告退。他於是又一個人。孤零零。因為遭受了冷落,而憤慨不平,雖然沒有真正誰對他有什麼不禮貌的舉動,但他卻完全被得罪了,帶著受傷的情緒,他昂頭,提前離開,以表達他對這個圈子的抗議與不屑。他離去後,宴會依然喧鬧活潑。

扁政府就像這位自覺又自卑的客人,他無法優雅自在地表達自己,因此,別人也不知從何來接待他。他期待別人會看穿他不夠世故的外表,認出他其實聰明的靈魂,可惜這件事永遠不會發生。國民黨較易融入國際禮儀,因為他們有個舊中國的歷史去幫助別人定位他們。國際社會看著國民黨,輕易連接孫文與革命黨、蔣中正與宋美齡及北京執政的共產黨,以此為據,與他們互動。但,連接舊中國的國民黨雖沒有立即的社交困擾,並不表示那份認知是一種正確。

因為,現代台灣社會的身分的確不明。我們誰都不是。台灣島擁有肥沃的移民土壤,因為地緣關係,各式文化衝擊融合,新舊中外混血雜生,台灣乃是一個真正的後現代社會,華夏中原、日本、美國、原住民、客家及南洋等等文化,全都因為強迫性的歷史因素而聚攏在一塊兒,這是其他社會所遠遠不能企及的文化資產,也是台灣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優勢。然而,台灣困在一個狀似後殖民論述的政治激情(“狀似”,因為那甚至不是完整誠懇的後殖民觀點,只是些名詞搬弄著),始終走不出來。在這種政治歷史的思惟裡,所有人都是不能原諒的迫害者,除了說話的那個人。我是誰,成了悲壯的十字架,背得二千萬台灣人涕淚橫流。

在彷彿混亂而不確定的政治未來,其實有著精巧的文化框架,是台灣人的寬廣出路。正因為我不是誰,所以我誰都是。任何文化都能在我身上開花結果。我認同我的族群,但不表示我的身分可以用一個詞就帶過去。忽略一個人身分的豐饒內涵,就是意圖簡化對方,以Amartya Sen的話來說,其實是歧視的第一步。新世紀裡,一味強調文化的衝突或淨化,不過忽略了個體身分從來不是一張簡單的學術標籤而已。

身分如同自由,越少界限越好。台灣人因為歷史開了個玩笑,意外擁有了定義游移的身分。那是令人欣羨的文化位置。我不會跟任何人交換這個位置,只為了回答“我是誰”這類無聊的問題。

(2006年5月17日發表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生命的風景


在台灣長大,似乎就是要學習一件事:巷口那家你昔日就讀的幼稚園,有一天經過的時候,它就成了7-ELEVEN。你的童年於是了無痕跡。台灣的孩子永遠沒有這種幸運,在你四十歲的時候還能夠回到一些地點,指著一棟舊式建築、幾間一成不變的老店面、生活數十年如一日的一些人物、或幾本風格明確的老牌雜誌,以一種充滿懷念的語氣說:「你知道嗎?我就是這麼長大的。」

生命中當然有些風景人事注定會不見。我們也沒想到強留住不該也不能留住的東西。可是,回首來時路,台灣孩子終究要覺得失落,覺得自己從不曾存在,比其他國家的孩子更深刻體會什麼叫人生無常,生命其實是虛幻之類的哲理。因為你在現實環境裡尋不著任何物質證據,可以支撐你那並不可靠且時時受到外界影響的記憶力。

有一天早晨起來,你家的街名就改了,大正街是中山北路,城內叫衡陽路,草山變陽明山,北二女變中山女高。到了下一次起床時間,介壽路成了凱達格蘭大道,楊麗花不唱歌仔戲了,不是因為她老了,而是台視一天要播八個半小時新聞,而且改名叫TV台灣。

生活當然不該如一潭死水,時代當然會變遷,我們的確必須不斷前進、改革自己。令人納悶的是,在台灣,為什麼每一次督促我們前進的聲音,總不是一次有趣的文化刺激、一個經濟活動的形式改變、或一波巨大的思想風潮、還是某種偉大的科學發明;這個聲音,永遠來自一個政權。

政權說,說台灣話是叛國行為,你就要開始說北京話,即使你的母親說台語;政權說,拼音方式是一種民族自尊的表現,你就必須忘記一整套其實更有效的拼音方式,放棄和外國友人溝通的能力;政權說,應該愛中國,你就愛中國,政權要你愛台灣,你就愛台灣;政權說什麼不是重點,重點是,每次它說什麼,你那卑微的小生活就得起一次波瀾,你的身份立刻重建,你的文化認同必須重組,你的價值馬上變得不正確。

改變,並不讓人痛苦;而,看不到終點的無休改變,卻確實讓人難受,疲憊到失去呻吟抗議的慾望。在台灣成長的經驗,就是一連串永無止境的調適。隨著你逐漸長大成人,除了要焦慮青春痘、生理變化,處理愛情煩惱、升學壓力和失業困境之外,你還要不斷適應沒有定性的政治環境所給予你的干擾。例如,適應不同的教科書,因為每隔幾年,他們就想教給你不同的地理知識、國際認識和歷史認知。唯一不變的是,他們還是不會給你保險套,教導你真正好奇且需要的性知識。

是的,在一連串改變之中,你發現,總還有一些東西恆久不變:一些其實早該改革的基金會,一些其實早該撤換的機構,一些其實早該變更的人事結構和任用辦法,一些其實早該更有效率的政府預算編列與花費方式,一些其實早該摒除的做事邏輯與態度,一些其實早該正常化的黨派對話與辯論精神。這些永遠都在。如哈姆雷特的亡父的鬼魂,始終飄蕩在我們的現實生活,揮之不去,要求我們依照其意志去安排我們的社會,並且必須假裝自己已經瘋狂,否則無法解釋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政治是一切。台灣孩子沒有權力過自己的日子。我們必須要過民族的日子,國家的日子,政治的日子。在這個邏輯下,一個歷史悠久的綜合電視台得改一個「政治正確」的名字,開始做新聞追政治,迎合當權者的需求與喜好,而不是納稅閱聽人渴望在自家客廳收看的東西;一個被抨擊的學術基金會,不是去解決其存在的必要性與正當性,只要換了一批「對」的人,再多烏煙瘴氣似乎就能自動雲淡煙輕;官員的雙重國籍以前就不是政府考量的問題,現在更不可能是什麼嚴重問題;政策檢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有風風光光的人權婚禮、一個會唱國歌的原住民歌手和一個開放的總統府廣場,政治激情被滿足了,不也就夠我們活下去了嗎?

畢竟,什麼時候,台灣長大的孩子需要除了政治以外的人生意義呢?

(發表於2000年12月24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這麼多年後,此篇文章還是一樣令人驚異地反應了台灣社會的現實。對政治無窮無盡的討論,並沒有將我們帶往更美好的境地,只是不斷模糊議題的焦點,浪費眾人的寶貴生命。而這些生命時光總是一去不復返。那些花費在電視機前面看名嘴、政客和專家口沫橫飛的分分秒秒,竟是我們生命的全部。一轉眼,我們都老了,他們還繼續興奮地談論著政治。只是談而已,好像談完了,也就算了。)

Monday, July 17, 2006

對時尚永遠無須說抱歉


香港女人不談女性主義。她們討論極簡主義、巴洛克主義或頹廢主義。

置身於連卡佛(Lane Crawford)店裡,一件件質料精美、剪裁無懈可擊的Marni、Marc Jacobs、Pucci、Miu Miu一路掛過去,架上的鞋子不是光滑緞面就是上好皮革,來自倫敦的手袋放在米蘭的珠寶旁邊,香港女人仔細比較巴黎潤膚液跟美國自然產品之間的差異,手裡揮著幾張不同銀行信用卡,待會兒還要趕去Harvey Nichols的大拍賣。自從迪生集團在置地廣場開了這間所向無敵的倫敦名牌店,刺激時裝老店如JOYCE及Lane Crawford重整各處店面,使出渾身解數爭奪大小設計師入駐,極力要籠絡所有時髦重口味的香港女人。

只要是香港女人,就自然會是名牌崇尚者。對服裝一擲千金,就跟女人生小孩一樣天經地義。那是毋庸置疑的自然權利。沒什麼好討論的。

香港女人愛打扮,從來不需要詳加解釋。台灣女人到了五十歲還稱自己是“女生“,化了妝會扭捏不自在,宣稱自己其實“一點“都不愛裝扮,買再多衣服都還是同一件款式、同一種色系,因為害怕嘗新。香港女人沒有這麼多心思。關於時尚,她們有種直接俐落的氣質──就是愛,不囉唆。今年流行低腰七分褲,管我是五十二歲的短腿師奶,我照樣穿著上街,配上我的Chole拖鞋,手上挽著Gucci金包,鼻樑架著碩大的CHANEL眼鏡,Caultier的深V領口緊身T恤正好烘托出熟女的豐滿胸部。

我常常覺得,如果我是一名服裝設計師,我會愛死香港女人。她們見了你的創意,不會拼命搖頭,她們只問你怎麼穿。她們對時尚的支持決不吝嗇。再高的價錢,她們也捨得買,只要你的作品的確亮眼有趣。她們不只購買,也真的會穿上你的設計,緊貼維多莉亞港的街頭曲線而行,搖曳擺臀,當你的活廣告。

對時尚永遠不需道歉,這是香港女人教會我的一課。這包括無須對自己身材感到抱歉。別站在那裡一直說,喔,這不是我的衣服。你不穿,當然永遠不是你的。也不要為價格掙扎,只問你的經濟能力是否許可,而不是去問那一小塊布料是否值得如此價錢。只要塞在那一小塊布料的妳看起來美若天仙,散盡千金算什麼。

有位好友是一本國際時尚雜誌的服裝總監,她總是告訴我,世間繁華買不盡。我從香港女人看見這種紙醉金迷的迷戀。台灣女作家如朱天文、施叔青下筆描繪這類身外之物的奢華,總是冷靜站在女性物慾的對岸,做出清醒深刻的反省。這些充滿靈性的文學思考,對一個正在挑選Vivienne Westwood當季新品的香港女人,就像基督徒拿聖經去跟異教徒傳教一樣。她們就是拜星星、月亮、太陽以及自然界許許多多的生靈,一直活得很好,也從來不覺得違反了宇宙運行的法則。你究竟在說什麼,她們一臉迷惑地走開,全神專注在她手上那件滑得不能再滑的絲綢洋裝。

文明,不過就是擁有一件像樣的川久保玲。香港女人也許對環保並無深見,也不懂賣弄女知識青年的姿態,但是她們很知道文明穿在她們身上的模樣。那是社會富裕的象徵,也是人類創造力的展現,對香港女人來說,一個所謂的先進文明就是她腳上的那雙鞋子。

(發表於2006年8月號ELLE台北版,ELLE Taipei -August 2006)

Monday, July 03, 2006

有效證件請通行

經北京去巴黎,離境前,面貌端正的中國海關專員想要查驗我是否有適當的法國簽證。她
不提護照兩字,也不能說簽證(既然不承認台灣是個國家,你就不能發簽證給一個「不是
國家的國家」),手裡拿著我的台胞證,她正視著我:「能否給我看一下你去法國的『有
效文件』?」遣辭真是漂亮。當然,我微笑,在眾目睽睽下拿出我的綠色小本子。

飛機一落地,法國海關人員已在機艙門口嚴陣以待,一個個檢查我們的護照。所有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醬紅色護照都被仔細審視,凡是中國大陸旅客都不免面臨難堪的盤問。過了這
關,繼續前往正式的海關櫃檯,再來一趟檢驗。我排在一串醬紅色護照之後,忽然,一個
法國官員眼尖,遠遠看見我的綠色本子,招手要我過去,他很快確認我的旅遊簽證,我於
是現實地拋下我的大陸同胞,通關。

每一個出發旅行的台灣人,都免不了要自問我是誰。我們不是那麼確定我們手上的「文件
」是不是那麼「有效」,也不是確定別人知道我們從哪裡來,是否有資格前往我們想要前
往的地點。當美國海關皺眉給我們麻煩時,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沒有理由地感到十
二萬分地抱歉,好像一個窮人要去富人家作客,不但帶點羞恥感,而且隨時都有被丟出門
的準備。即使我們的國民平均所得水準高達美金一萬二千,所以那名法國海關專員才會放
心地讓我如此輕易進入他們國家;依然,我又驚又喜。過了關,還免不了要把那本綠色小
本子翻來覆去地看,想要探索它究竟有何魔力,讓我比那些醬紅色護照的朋友們來得幸運


親愛的陳水扁總統在世台會上發表一國一邊論時,正巧在北京。香港朋友擔憂地問,若北
京政府惱羞成怒,明天就打起來,你還在這裡,怎麼辦?那幾十萬的台商怎麼辦?一趟無
邪的旅行馬上變成身陷敵區喔。你們總統怎麼不替台商想,怎麼那樣挑釁,張俊雄還「特
別」澄清總統不是一時衝動。那天下午,天氣晴朗,從北京市中心能遠眺香山,我的書包
擱著一本草色的台胞證,周圍的台灣人都綠著臉,不說話。隔天的國際報紙談世界上三個
正在打仗或即將開戰的區域:以色列、巴基斯坦,車臣、俄羅斯,和台灣海峽。我當時正
在計畫我的法國旅遊。

一九九O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墨西哥作家帕茲曾說,知道自己是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
是解決當下的日常困境。因為無論你是誰,你都需要公路、電力,良好的金融制度和完善
的法律制度。擁有一個無須懷疑的身分似乎讓人安心,可是,這個身分所反映出來的真正
意涵更為緊要。當你全心全意去對抗一件事,而忘了去建設自己,最後,你只是讓它來定
義你。印度聖雄甘地因此堅持印度人必定不要只針對英國人來拿捏自己的定位,卻要繞過
這份單一激情,做更大的思考。

世界上充滿各色人種,拎著各式證件,真正性感的護照卻總是那幾本。那絕不是僅僅因為
那本護照的顏色誘人而已,而是它背後所意涉的那個群體令這個證件「有效」。

(2002年8月28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事隔多年,身分不變,情況依舊。)

沒有腳的鳥


「世界上有種鳥沒有腳,生下來就不停地飛,飛累了就睡在風裏,一輩子只著陸一次,那次就是它死的時候。」這是《阿飛正傳》裡張國榮角色的寫照,卻也是明星張國榮的寫照。

2003年愚人節那天夜裡,兩岸三地的電話、簡訊滿天亂飛,各式惡毒搞笑作怪的玩笑嗶嗶作響,其中一則關於張國榮自殺的消息,起初沒有人相信。當網路上、電視上出現香港文華酒店門前一片血跡、欄杆因受重撞而彎曲的畫面,眾人才驚愕發現最愛美的張國榮真的選擇了慘烈地死去。

藝人自殺,時有見聞。前不久才有陳寶蓮,剛剛產子,卻從上海公寓躍下。當年與張國榮有瑜亮情結的陳百強,上吊自殺;著名的阮玲玉,寫下了『人言可畏』四字,把毒藥混入稀飯,一匙一匙餵進自己胃裡;二十世紀全球公認的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自殺,死在自己床上;八○年代紅極一時的翁美玲,僅二十六歲,在自己公寓燒煤氣身亡。當藝人死亡時,我們習慣用自己對這個人的喜好程度來發表評論。在追問完死亡細節之後,如果我們喜歡這個人,我們開始流淚,用這個藉口開一瓶酒,追悼這位風華絕代的明星和我們為之神魂顛倒的青春歲月。如果我們恰巧對這名藝人沒太多好感,那麼,說兩句刻薄的俏皮話,展示自己的機智,成了這一天的亮點。

在克服了第一時間的震驚之後,即使,如張國榮如此重量級的藝人,都免不了要遭受一些可笑的報導與評論。憂鬱症是理所當然的猜測,同性戀身分被提起,生前所謂的怪癖一一浮現,胃液倒流的困擾,演靈異片導致入魔的可能性,紅顏難免薄命,乃至於戲子終究是戲子,連赴死都要轟轟烈烈。他的《胭脂扣》,他的《霸王別姬》,他的《花田囍事》,他的歌舞和他的蘇格蘭裙,此刻,變得一點也不重要。

二十世紀七○年代,當家家戶戶都有一台電視機,整個世界進入彩色螢幕時代,評論家便預言,再不會有如貓王或披頭四這類超級巨星出現了。在這之前的年代,資訊缺乏,影視資源有限,觀眾注意力集中,沒有其他選擇,所有熱情都被壓縮在同一個人身上爆發。觀眾對明星的喜愛也純粹而甜蜜,專情中帶有敬重的情緒。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連關上家門之後,離開電影院之後,就算搭地鐵、過馬路,都會經過一兩個超大螢幕或戶外廣告招牌海報,無數個明星臉孔爭相向你微笑,對你取悅,朝你諂媚。明星就像是手機外殼的花色,可以隨時換季。你的態度因之變得輕佻而玩世不恭。

這些簡單的商業邏輯,就像流行星座學、心理測試,合理解釋了明星作為一種現代商品的存在,與群眾口味的市場操弄。但,曾經作為一個戲劇學生的我,其實向來對藝人多一份同情──不是憐憫,而是同情。因為我知道,好的表演其實需要多少苦日子的磨練與排演;而,要站在台上,面對那些來路不明的不知名觀眾,其實是多麼需要勇氣。他們是善意是惡意是好奇,全不知曉。年輕的張國榮曾經在一次表演中,配合舞蹈動作,將頭上帽子拋下舞台,結果卻遭觀眾即時回拋,一直到了寫回憶錄時他仍對此耿耿於懷。趙薇好好一個人站在台上,被人狠狠從頭到腳淋了一桶糞水。

我曾說,明星是一種體質。除了一種淡薄的嘲諷氣味,我想指出的,其實是驚嘆他們面對群眾的熱誠與執著。每個人都想當瑪丹娜,可是絕對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變成瑪丹娜。才華很重要,卻不足以讓你站在舞台上。或許是錯誤的自我認識,或許是輕微的自我曝露狂,或許是過度龐大的自我愛戀,明星的體質讓他們能夠耐心地期待陌生人的共鳴,靠一些空洞的零散掌聲而滿足。每一個藝人都像是《慾望街車》的白蘭琪,倚賴陌生人的施捨過活。他們成名的代價,就是如同《阿飛正傳》說的那隻傳說中的鳥,始終漂浮在半空,腳踏不到地,遠離現實,所以我們才能從我們卑微的生活裡抬頭仰望他們,發出驚嘆。

一名優秀的明星,是社會珍貴的資產。在影音只會越來越發達的今日與未來,他們的影響力可以跨過國界、地理、種族、性別與年齡的限制,他們的文化成就不下於一名睿智的作家或優秀的藝術家。我們需要他們,喜歡他們。我們偶然創造他們;我們,更常,毀棄他們。

與其再去說什麼他不就是化身程蝶衣了嗎之類的聰明話,還不如回家租片,安安靜靜重看一遍《阿飛正傳》。

(發表於2003年4月3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當時仍住在北京,晚上跟一群同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吃飯。越南米酒裝在深色土甕裡擺上桌來,人人都要從一根很長的吸管拼命啜飲。突然,飯桌上的四支手機同時響起。南方傳來驚天動地的消息,張國榮跳樓。地點是我最喜愛的文華酒店。吃飯吃一半,我忽然沒了心情。看著北京寒冷的夜色,異常想念香港的燈紅酒綠。一直以為沒有腳的鳥是自己,想想,其實我的生命畢竟沒那麼深刻。對中國來說,我也不過又一個北上飄的人。對台灣來說,我只不過一個小搖筆桿的。文華酒店竟成了我鄉愁的對象。在這個世上,不過是個旅客,飯店就是她的家了。)

精緻文化缺席

人們對社會文化逐漸粗俗化感到憂心忡忡。一夕之間,人們忽然醒悟,身邊不再有什麼深刻有內容的事物,眼前只不過都是娛樂產品與包裝過的明星。大罵媒體媚俗,趁機調侃名人幾句,責怪商業邏輯的膚淺,大致都是很適合的反應。整個世界正在變笨(Dumbing down),似乎是萬劫不復的一條不歸路。

一個開放的自由市場本來就包含許許多多不同區塊的消費分眾。有人喜歡喝豆漿,有人喜歡喝咖啡,有人喜歡喝草莓冰沙,各自會依據他們自己的口味去購買他們需要的產品。有時候,豆漿愛好者會高過咖啡擁護者,有時候草莓冰沙的購買者會多於豆漿的消費群。這種變化的依據,可能是流行,可能是季節,可能是文化口味,說一不定。當一個社會出現世俗文化,是正常的;甚至,世俗文化的當道,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所謂的精緻文化向來需要某些經濟實力或教育基礎才能夠領會、從事或消費。譴責這種世俗文化現象的盲目,無濟於事,因為它本當如此。真正應該問的問題是,精緻文化的消費群為什麼沒有發揮它應有的消費能力?這塊市場為何完全失去了聲音?

其實,沒有。精緻文化的市場一直存在於台灣。只是它的消費力轉向了台灣島外。面對全球化浪潮,與其說西方文化的強勢使得各個社會的文化特性逐漸消滅,倒不如說是全球菁英文化的逐漸統一。地面上的各國菁英分子已經跨越了自身封閉的國族環境,逐漸形成另一種國度,他們上同樣的學校(譬如美國的長春藤名校及那些專門培養企管碩士的商學院),講相同的語文(英文或其他歐洲語文),去類似的地點度假(歐洲南部或熱帶小島),買同一個設計師的時裝(Gucci或Prada),讀相同的報章雜誌(Economist或Wallpaper)由於這些菁英分子大多在他們社會佔據領導地位,他們的教育背景、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念難免會引導精緻文化品味的走向與消費力。

弱勢文化的危險並不是消失,不是被吞噬,不是死亡,而是慢慢只剩下底層粗糙的殘渣。因為社會的精緻文化消費群跳越了語文與地理的限制,直接購買目前市面上最先進的文化產品--恰巧,現在,大部分這類所謂的文化產品均由西方出品。而那些受制於本身語文能力或因為經濟因素缺乏旅行經驗的人們則專注在本土文化的消費,這個族群通常佔據社會中下層,他們主導世俗文化的品味。

拿香港作例子,在香港,高教育程度、高收入的族群因為沒有語文障礙,直接閱讀外文報章雜誌,一般市井小民則創造了他們自己生鮮活色的閱讀市場:蘋果日報、壹週刊、東週刊、新假期等等。在台灣,這種現象正在浮現,稍微有點文化品味的人會去誠品書店翻閱原文書,只肯閱讀翻譯作品,不讀本土作家,本土出版品就只能盡量去迎合最世俗的大眾口味。同理可證:當菁英分子都靠外國媒體吸收資訊,同時,採用美女主播和聳動標題的本地新聞有強大的收視反應,那麼,本土產品就會逐漸被擠壓到成同一種長相。值得注意的是,這會是一種惡性循環:本土文化越來越低俗,也就更不能與外來文化競爭。

不要去對妓女丟石頭,要問什麼原因讓所有人都成了妓女。去詛咒世俗文化的庸俗性,不如想想精緻文化的發展性。為什麼不能有更具原創性、高度不輸西方的精緻文化出現?若提倡本土文化的創造力,只是停留在官方的、樣板的、近似博物館收藏似的方式,或菁英文化分
子之間不關心也不屑自己社會的文化,只在意模仿西方文化、與得到西方世界的青睞,那麼,本土的精緻文化自然會從我們的社會中缺席。

(原發表於2002年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開放自己的城市

2005年底,為了主辦WTO,香港政府準備了港幣兩億五千六百萬預算,另外還從民間募款港幣五千五百萬,結果幾天會議下來,整體營收卻不過一億港幣。

會議進行期間,擔心反對WTO的群眾示威抗議,香港政府派出九千警力進紮會議中心所在的灣仔,二十四小時管制交通人流,使得金融機構匯集地的中環幾成死城,連帶著商家地價比巴黎香榭大道更貴的銅鑼灣商業區都沒得生意可做,零售業績下滑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同時旅館住房率仍維持百分之八十五,跟去年同時期差不多,旅客人數並沒有因為會議而增加。然,由於會議,大量倚靠旅遊消費的香港,今年,卻被迫可憐地錯過了聖誕商機。

花了納稅人錢的香港政府卻說,錢,不是問題。重點是告知天下,香港乃是一處自由安全的國際金融中心。言下之意,這些鉅額赤字不過是城市的廣告費。問題是,香港為自由貿易港已是一百年的歷史,需要重申這個簡單的事實嗎?

在旅遊貿易興盛的全球化年代,城市宣傳成了一門嚴肅的生意。這筆賬算得艱辛而複雜。為了將自己的位置在地圖上標的出來,渴望做個所謂世界級城市,吸引世人前來旅遊、消費、投資、貿易,每個城市無所不用其極:要不積極爭取主辦國際活動,如奧運、世界經濟論壇等;要不舉辦大型文化活動,艾維農藝術節、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法蘭克福書展為例;要不發揚舊有傳統,好比西班牙奔牛節、巴西里約的嘉年華。巧立名目,渾身解數,散盡千金,就為了替自己城市打造個金碧輝煌的名聲,能在世界黑夜裡散發奪目的光燦。

這個方法看似有效,譬如,要不是因為電影獎,沒有人能指出法國小城南特究竟在地球表面的哪個東西南北。也難怪,名聲早已是錦上添花的巴黎與倫敦還要為了奧運主辦權,爭得面紅耳赤;而英國愛丁堡拿到全歐文學城的榮銜時,其他歐洲城市即變臉成了荷爾蒙失調的忌妒情婦,尖酸刻薄地諷刺無端受寵的愛丁堡到底出過幾個正經的文學大師。

但是,這種花大錢搞活動畢竟只能爭得一時名聲,並不能永久保證城市生命的持續力。希臘雅典辦完了奧運之後,奧林匹亞的子孫仍舊一臉憔悴回到文明夕陽的陰影下,還新落得一身債。上海大肆搞了藝術雙年展,卻有點不知所終。

在台灣,台北市最樂於經營城市文化,成立文化局,積極搞小型電影節、作家駐村、藝術特區等等,但始終突破不了廟會大拜拜的格局。因為官方對藝術文化有既定想像,所以他們對受眾也有既定想像,這就決定了他們的邀請對象、活動內容、預算分配及宣傳管道。由政府主導文化品味,向來都是災難。

一個城市真正的生命力終究必須來自它本身的開放多元。城市唯一的功能在於提供舞台,創造機會,給各路人馬發揮才幹,實踐自我。二十世紀初的巴黎為何至今令人嚮往,即因它包容了來自各國最不羈最落魄最狂野最聰明的人才,它不判斷、不篩選、不評論,它只是讓他們留下來,作他們想作的事情,於是巴黎有了美國爵士樂、達達運動、畢卡索油畫、艾略特的詩、香奈兒時裝和嬌蘭香水。巴黎給了他們機會,他們於是以他們瑰麗的作品回報了巴黎。

台北其實需要做到的不過是開放自己的城市。官員忘記自己對文化的定義,文化圈子放棄自己的保護主義,讓全世界的人都來台北生活創作。管他東京人孟買人莫斯科人上海人還紐約人。你要跟我談中國威脅論嗎?當你擁有文化自信心的那一天,你還需要怕嗎?

(發表於2005年12月2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Thursday, June 29, 2006

都市之母


上周傳來令我悲傷的消息,聽說珍雅各以八十九歲高齡逝世。堪稱二十世紀最重要的都市思想家,珍雅各一九六一年出版她的名著《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以來,挑戰了所有都市計畫家與官僚菁英,從此改變了人們對城市生命的看法。

珍雅各的論點非常樸素。她認為城市的命脈在於多元;達到這個目的,唯有讓城市有機成長,而不是透過建築師的書房想像力。她舉例她喜愛的紐約格林威治村為原型,細細描繪那些矮層樓房如何新舊並列,街道商家混雜,人潮熙攘,樓上居民來自五湖四海,互通聲息。珍雅各宣稱,開放的街道是城市的靈魂,唯有歡迎人來人往的街道才有生機,也才能提供保障。她觀察,由於商店老闆總是站在櫃台後或不時出來透氣,當附近居民的孩子在人行道戲耍時,他們代表了社會的所有成年人在旁監管;而經營很晚的酒吧則提供深夜的保護,婦女因此不怕單獨走路回家,因為酒吧的明亮光線與熱鬧人群讓她感到安全。同時,那些都市規劃者所建造的商業中心與大型住宅區,因為不自然的人口遷入與過度強調單項功能,往往一入夜便宛如鬼城,只有犯罪者與沒有選擇的窮人才會勉強待著。

人類整個二十世紀都活在美國主導的物質主義之下,科技讓建築技術向不可能挑戰,一切都向創新看齊,現代的意義被誤解為僅僅代表物質上的不斷革新,城市一再重整,能源過度開發,資源很快浪費,而人類世界依舊慾壑難填。可以想見,珍雅各的觀點剛剛發表時,立刻被建築師、地產商及政府官員斥為婦人之見。尤其她從未接受任何正規學術訓練,只是個小秘書和三個孩子的媽媽,至今仍常常被“有識之士”拿出來當作她識見難免天真的證據。她最著名的敵手就是紐約市的建築大師羅勃摩西斯(Robert Moses),一次她當面質疑摩西斯的一項偉大工程,這位學養深厚的都市皇帝禁不住大吼:“沒有人反對這件事──沒有人,沒有人,沒有人,只有一群…婆婆媽媽!”

結果,歷史選擇了這位媽媽的格林威治村,而不是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的科幻之都。

我個人認為,珍雅各的意義遠超過一個都市哲學家。當然她教會了世人如何去看待自己的城市,呵護它,並與之成長。我以為,我個人從珍雅各身上學到的是獨立思考的精神。當權威者拿出一份設計漂亮的藍圖,告訴人們這才是美好未來時,珍雅各抗拒了這份閃亮的誘惑,用她自己的樸實觀察與真誠洞見說出城市的另一個故事。她不是從她的學術野心、金錢貪念或權力渴求去塑造她的觀點。她的一切立論基礎都來自活生生的街道。“真相總是具體”,布來希特如是說。珍雅各從現實攫取她的真相,因此她的聲音永遠清晰,直達核心。

“設計一個夢幻城市是簡單的,重新打造一個有生氣的城市則需要想像力。”當北京在拆一條條胡同以迎接奧運,上海拼命改建老房子成高級餐廳與私人俱樂部,台北想盡辦法蓋了一棟世界第一高樓,我渴望,能夠在中文世界聽見珍雅各的聲音。

(發表於2006年5月3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Wednesday, June 28, 2006

Cross-strait Illusions

Washington and Beijing seem to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pro-independence administration on Taiwan is on the way out, and that once it goes the island'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mprove. Such a possibility always exists, but it is unlikely in Taiwan'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While the erratic and increasingly unpopula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may step down, hi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s likely to retain power.

To be sure, the DPP and Chen do appear weak. The president's son- in-law is in detention,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insider trading. Presidential aides are being accused of corruption, and every day brings new allegations.

Taiwan has been treading water under Chen's ineffective leadership. His administration has not focused on the economy, and instead has managed to offend traditional all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here many Taiwanese companies have significant investments, have deteriorated on Chen's watch.

Still, the current crisis may not afford the opposition Kuomintang (KMT) a chance to return to power.

In the eyes of most Taiwanese, both the DPP and the KMT are tainted by corruption. If anything, the judiciary's current pursuit of DPP officials, including people close to the president, is a testament to the impartiality of DPP rule.

Earlier KMT rule was no less corrupt, yet investigations we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much less vigorous. Right or wrong, most Taiwanese don't remember the KMT as the party that gave Taiwan its economic miracle; they remember a kleptocratic dictatorship.

The KMT has not handled the current crisis well. Its chairman, Ma Ying-jeou, is a charismatic politician but unsure of himself and surrounded by bitter rivals. The DPP, for all its many faults - above all a lack of focus on the economy - is a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well-tuned to public opinion.

This is why I believe the current crisis is more of an opportunity for the DPP than for the KMT.

The only way for the DPP to retain power is to distance itself from President Chen. Already, a group of young DPP politicians has taken out a newspaper advertisement urging him to step down.

His resignation would help the DPP and position it well for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t is unlikely that Ma, who appears to lack a strong vision for Taiwan, would succeed in leading a KMT revival if Chen is gone.

The DPP revolution in Taiwan has been two-fold: One, an ethnic change in government from mainlander to Taiwanese; two, a change in ruling class, whereby an old elite relinquished power to a new group without cultural pedigree. This "omelet" cannot be undone without a political suicide, which the historically nimble DPP is unlikely to commit.

The KMT and the DPP are in a race whose outcom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ir relative political competence - that is, sensitivity to popular sentiment. It is a fair assumption to make that as of today, th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responsive party is the DPP.

Observers often misunderstand the DPP's other key characteristic, that it is a revolutionary party. Its revolutionary idealism, in the guise of personal loyalty, should prevent the cancer of scandals from spreading to President Chen.

Chen's successors are likely to be less ideological and more pragmatic than Chen, including their policies toward China. And following the current scandals, whoever comes to power in Taiwan will also be cleaner.

Both Beijing and Washington must understand that however desirable it might be for current cross- straits relations, turning back the clock to KMT days in Taiwan is not realistic. A look at the aging crowds at opposition rallies should have alerte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not to bet all its cards on Mayor Ma Ying-jeou of Taipei, who was welcomed with great fanfare during a recent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nature of past KMT rule, and the party's sorry state today, give the DPP enduring popularity, especially among Taiwan's youth. This is not a tragedy, for Taiwan or for cross-straits relations; it is a reality which all stakeholders will have to accept.

http://www.iht.com/articles/2006/06/12/opinion/edhu.php

發表於2006年6月12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Tuesday, June 27, 2006

人類和他的神祇

據說,海嘯發生之前,大部分動物已經本能地測知並紛紛逃走。當三十呎高的海浪卷到岸邊,許多人從沒見過這麼雄偉華麗的浪濤,竟好奇地奔向沙灘觀賞。我們的斯里蘭卡司機說,災難發生時,人類只是讓情況更加惡化。

二OO四年十二月二十六號早晨,我們計畫搭乘火車前往斯里蘭卡南方的海邊城鎮高樂(Galle)。這列火車天天七點從首都哥倫坡出發,緊貼著蔚藍海岸線奔馳,每每到了漲潮時分,慵懶的海水爬過海岸線,淹漫火車急馳的軌道,整列火車就像在水面上行駛。在旅客的度假心緒裏簡直浪漫不過。臨時發懶,我們決定改租車子走公路。一念之間。那列火車後來被海浪卷出了軌道,於海水中翻覆,火車上近千名乘客無一生還。

十點多,快到高樂,一波波人潮如同戰爭難民般張惶失措朝我們的方向湧來。我們仍繼續往前。直到一名員警攔下我們,因為前方的橋樑已斷。車輛,人群,亂成一團。沒有人曉得自己該往哪里走。只知道要逃。

汽車只得離開海邊,開始沿著山路蜿蜒爬升。電話通訊全斷,交通工具短缺,世界又回到了網路還沒有被發明出來的年代,徒步的人們攜家帶眷,身無細軟,滿臉倉皇,如同夏日搬運食物的螞蟻緊密地連成長串蠕動,狼狽地尋找新的海岸線。舊的海岸線隨著他們匆忙拋至身後的家早已了無蹤跡。當時,還沒有人知道這是七百年才發生一次的大海嘯,也不知道海嘯囂張地吞噬了印度洋的所有海岸線,在短短時間內席捲了至少二十萬人的性命,失蹤人口最終竟是無從統計。海嘯從印尼地震的震央出發,一路乘風破浪,航經泰國、斯里蘭卡、印度、馬爾地夫,直到東非海岸另一塊洲陸擋住它的去路。

即使在那麼戲劇化的龐大時空裏,幾十萬人的性命全部黏在一起,一個個體其實還只是困在他小小的生存意識裏。身處於當時情境,人並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你甚至不清楚自己還活著是那麼千鈞一髮的幸運。一個不足外人道的愚蠢決定,秒鐘內發生的一丁雜念,向左走向右走的莫名衝動;早一點晚一點的分秒差距,決定一個人是否還能喝到隔日早餐桌上的咖啡。

生命的去留,真正沒有一點道理。

這些思考,都是事後才會隨著旭日的光線一點點慢慢顯現。當下,卑微的人類渾然不覺自己正與死神擦身而過。

隨著海拔的陡升,山的另一邊,便是著名的「泰米爾之虎」轄區。斯里蘭卡的移民來自鄰近的印度大陸,其中,僧伽羅人來自印度的西部,信奉佛教,操僧伽羅語,成為島嶼最早的統治者和最大族群。弱勢族群泰米爾人使用泰米爾語,來自印度東南的泰米爾省,信奉印度教。一九九一年,泰米爾之虎為了爭取獨立,遠度重洋,刺殺了當時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兩年後,在可倫坡街上的國慶遊行裏,斯里蘭卡總統Premadasa再死于泰米爾之虎的自殺炸彈。雖然「泰米爾之虎」決定與現在政府和解,進入國會運作,但二OO四年他們不滿意他們獲得的國會席位配額,維持不過兩年的和平又將危危欲墜。海嘯發生後,過了好幾天,外界才能進入泰米爾之虎控制的地區幫助搶救。可倫坡主導的斯里蘭卡電視臺不斷呼籲人們暫時放棄歧見,儘量以自己的語言向自己信奉的神祇禱告,攜手過渡海嘯的悲痛。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感情召喚,卻引來對政治企圖的懷疑。究竟是可惡的政府在借機大作政治宣傳,或泰米爾之虎的狹隘心態讓他們不願顧全大局,在經歷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之後,面積不過六十五萬平方公里的斯里蘭卡總之仍分裂地躺在印度洋上。

晚間,在電視畫面上找不到我們原本要投宿的旅館。高樂,類似臺灣淡水紅毛城的歷史古城,連著其他海邊城市一齊捲入海洋。孩童屍骸,殘破屋樑,翻轉車輛,混著樹木、傢俱、電視機、佛像,默默無語地曝曬於隔日依舊起早的豔陽下,很快發臭,腐敗,不復昨日的光鮮嬌嫩。

同時,蓊郁嫺靜的山區裏,雲霧像條輕靈的白龍彎曲著身軀,靜靜棲息于佈滿茶園的墨綠山脈腰內,樸拙的民舍窩藏在白龍的腹部之下。當白龍輕輕呼吸,濕潤的空氣隨即撲面而來。藍色天空不是散發咄咄逼人的亮澤而是質地溫柔的光蘊。錫蘭的古老茶園一如往常。海邊的騷動似乎發生在另一個世界,與這塊島嶼毫無關係。手裏捧著湯色純淨的紅茶,嘴裏嚼著溫熱的英式三明治,身邊環繞著乾淨茂密的茶樹,劫數也好,天譴也好,屍臭也好,都只是發生在電視畫面裏。人與自然似乎又回到了一個平衡點。

但,即使是周圍的沈默茶樹也不是天然的產物。他們不是上帝親手栽種的。那是人類殖民歷史的痕跡。一七九六年英國人來了之後,他們對島嶼的欲望改變了她的自然風景。沿海丘棱地,他們種植肉桂和椰子,後來由橡膠樹取代;中央山地留給了咖啡和茶葉。為了運輸這些農產品,英國人在全島各地架設鐵路、開設公路,隨著交通發達,城鎮矗起,貿易興盛,商品種類與數量日益繁多。或許歷史會見證,這個曾經在不同時期被不同殖民者喊過不同名字的島嶼就在此時進入了現代。因為,現代的象徵即是工業革命,由鐵路造成流動,由機器造成量產。

一場世紀海嘯,幾百年來精心打造的現代世界在幾分鐘內摧毀。現代,終究只是人類對自身生活環境一場徒勞無功的戰鬥?

災難,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新鮮。然,每當災難發生,人類便不由自主追問為什麼會發生,而「我」又該怎麼辦。一七五五年,里斯本發生大地震,幾千人喪命,全歐洲震撼,他們問,若上帝真的慈悲,祂所創造的世界果真美好,祂怎麼會讓這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在祂的子民身上。當時一名沒沒無聞的德國年輕人叫康得,有感而發,連續寫了三篇論文。在法國,伏爾泰與盧梭打起筆戰;年僅六歲的歌德頭一次感受懷疑與意識的存在。一場地震,震碎了當時歐洲的文明立基,引發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代表了人類願意自己負起思考責任的勇氣,和形塑自我生命型態的強烈意願。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被視為現代社會的開端。之後的人類社會不斷向前推進,發現、理解並進而控制我們的生存環境。我們以為我們沒有了神。只有自己。我們自顧自地創造了蒸汽機、摩天大樓、汽車、太空梭、電腦、冷氣機、手提電話。我們住在離地八十公尺高的雕塑建築裏,喝著遠方河流經過處理的水,坐在鋼鐵打造的交通工具裏一日跑萬里,睡在人造纖維床墊上,吞咽化學調配的高維他命丸,穿上機器縫製出來百萬件製品的其中一件。機械幫助我們超越了人類極限,滿足我們日趨精密的生活機能。

第五世紀時,剛剛弒父篡位的斯里蘭卡國王在森林裏發現了一塊平地突起的巨岩。方方整整,碩大高偉,經過人工切割似的的岩塊有著居高臨下的天然優勢,像顆上帝的骰子,被丟在印度洋上這塊島嶼的中央。害怕因自己滔天罪行而遭受報復的國王喜出望外,立刻叫人在岩頂建立豪華宮殿。岩頂寸草不生,於是他們沿著岩壁鑿出連串小洞當作臺階,繩索從頂拋下用來運輸物資,宮廷裏的食物飲水都用人工方式運送上來。在這麼精巧設計的生活機制下,國王才終於稍微覺得自己的性命受到保護。每天,他站在他的寢宮,他的領地清清楚楚像幅地圖攤平在他的腳下,誰在耕田,誰在打漁,誰在趕牛,誰在耕織,他盡收眼底。誰想要叛變,誰在收兵買馬,誰意圖攻打宮廷,老遠,他就能見到他們黃塵滾滾的身影,及早準備等著叛兵自投羅網。

人類為了生存的周密思慮,終究抵不住歷史的荒涼。如今的Sigiriya只剩下光禿禿的陡峭岩壁,依然從蒼綠林木中孤絕地探出頭來,傲然邈視這塊島嶼。岩頂的王宮遺下逐漸沒入土壤的房屋地基和因此滋養茁壯的幾株矮樹,供後人想像當年旖旎的宮廷風光,那些綺麗的雕梁、講究的家俬、奢華的刺繡、美麗的飲食、細緻的衣飾,不過換來頭頂烏鴉幾聲冷笑。

即使如此荒蕪,山頂下,一池接著一池的翠綠塘水既是美麗的花園景致又具實際的蓄水功能,在夕照之際還是熠熠閃著人類文明的光輝。人類,畢竟是靈巧的生物。我們依靠自然,同時,馴服自然;有時候,像這位斯里蘭卡國王,我們自以為創造了自然。

對一個人類來說,所謂自然,不僅僅是生長在他周圍環境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及氣溫天候,還包括他所熟悉的人工環境。他從小一遍又一遍走過的街道,他每天都要喝上一杯的家常飲料,他經常聽見、有時也從他嘴裏吐出的老生常談,他必須不斷重複才能得到社會長輩贊同的儀式習俗,他觀察習來的文化觀念與社會制度,這一切一切存在於他生活環境裏的點點滴滴,對他來說,都是自然。透過創造自然,不自然的自然逐漸成為一種最自然不過的自然。我們以為我們算計了災難,便掌握了自己的生存。我們以為,從此,我們都能夠如同一位生活於岩頂宮殿的國王般遠離煩憂,長命百歲。

自然卻畢竟詭譎無常。一場地震、海嘯或戰爭輕而易舉地便改變了人的自然。他從此被迫去面對一個全新的自然。一個對他而言一點也不自然的自然。

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場工業革命,更重要的其實是里斯本大地震後的那場啟蒙運動。面對這些時時改變的自然,想要延續生命的人類必須要學習無論如何都要繼續存活下去。人類拋開了上帝,並不是拋開了對自然或對自己理解能力之外的事物的敬畏,而是拋開了對自然情境的深信不疑。開始,他對他的生存自然感到存疑。現代人失去的信仰與其說是對抽象上帝的忠誠,不如說是對自我生存整件事的把握。他終於領悟萬事萬物皆可瞬間改變,不需時間的累積,不用歷史的沉澱,也不必靈性的虔誠。他的生命必須牢牢倚靠的各式條件,並不是那麼天經地義。一切自然皆可推翻,也皆可建設。當時鐘停止的那一刻,故事能夠重塑,身分可以拼貼,回憶容易遺忘,觀點總在更動;他學會,生存本身就不是一件非常理直氣壯的事情。你只有現在。

於是,他活在一個失去歷史重心的時空裏。未來還沒有發生,過去已經不存在。就算是當下,也充滿了不確定性。他的經驗無法累積,因為環境隨時在改變,他也期待它會不斷改變,「當你想理解一個事物時,你站到它面前,孤立無援。世界的全部過去都將毫無用處。後來事物消失,你的理解也隨之消失。」沙特寫道。

這種信仰的空虛往往令人驚慌。現代人認識了懷疑精神,卻未必有能力面對這種近似無限黑洞的精神狀態。如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Czeslaw Milosz在他的名著《囚禁的心靈》談到大戰結束後,社會身分鬆動,百廢待舉,萬物等待新的定義,東歐社會於是面臨嚴重的信仰破產,「我們很容易就來到一個社會階段,缺乏一套共通的社會思想能夠有效地結合砍乾草的農夫、演算邏輯的學生及在汽車工廠工作的技師。」經過激烈絕望的殘酷戰爭,為了避免直接面對這團混亂,怒氣往往成為自我保護的手段。現代人充滿了憤怒。他最氣憤被欺瞞,因為他其實相信任何事物的真相都只跟個人的主觀認知有關。對他而言,這個世界不再關於挖掘真相,而是關於操縱真相。他不願意受限於自己的純真無知。「既然這個世界如此殘酷,一個人就必須將一切都減低到最簡單及最殘酷的元素。」

缺乏了天真的保護,現代人於是就像早熟狡猾的街童,過早見識世界的殘忍,為了在危險街頭存活下來,養成一副吊兒郎當的神情,並隨時都準備對世界嗤之以鼻,以求隨時能抽身而退。

憤世忌俗的哲學或許使現代人逃開了失望的命運,卻引領他到另一個更可怕的危機,即讓他成為一個狂熱份子。既然世界不可靠,至少他可以形塑一套堅忍不拔的個人哲學作為他航行世界的羅盤。狂熱的激情如同強烈太陽直接照亮他整個世界,一切疑慮的陰影立刻無所遁隱,事物少了需要思辯的層次,使一個人的生命頓時有了重心,射箭有了目標,從此夜晚睡覺無須輾轉反側去思考世界的出路。但,狂熱是種危險的情緒。當他只相信最直接、最直白、最赤裸的道理,並將之變成他萬年不變的準則,他就再也聽不進一句異教徒的語言,不能容忍他們在他周圍活動的氣味,完全排拒端詳他們的臉孔。他只相信他相信的。並且以全部的理性極力去支撐他的唯一真理,讓整件事情變得毫無推敲的餘地。所以,你問,為什麼那麼小的一塊島嶼,孤獨地漂浮在印度洋上,斯里蘭卡人還能互相仇視廝殺,弄得自己一點生活的空間都沒有?

走在斯里蘭卡街上,島民善良淳厚,對外來人親切而好禮,熱情又慷慨。他們臉上總掛著羞怯的神情,穿著樸素整潔,手腳輕慢,脊樑挺直,在異鄉人走過去的那一刻,潔白唇齒忽然如百合花朵在他們黝黑的臉上綻開,眼睛炯炯有神地對你微笑,下一秒鐘,你已身在他們家客廳裏。他們簡直是天堂的孩子。你會這麼想。但是,當他們感覺威脅,拿起他們宗教式的純粹激情,他們眼中的最後一絲博愛也會消失。

身為臺灣人,我太清楚這種純潔的感情如何轉成無情的固執。在一塊緊鄰大陸的移民島嶼上,經歷了複雜的殖民階段,雜種文化本應是肥沃的社會土壤,執意要在如此基礎上去蒸餾出貞烈的善男信女,無異主動棄權參與這個承認變動的現代世界。想起那些似是而非的族群論證、政治糾葛及文化分歧,一個人不難明白為什麼憤怒時時浮現于每段對話裏。因為怒氣是最容易的語言武器,它容許人暫時放下複雜難解的理性分析,讓人不用傾聽,只須震耳欲聾地吼叫。無需自我辯駁,只要逼著對方表態、澄清、爭辯,所有語言都旨在攻擊、而不是溝通。彷佛,一個人只要吼得夠大聲,就可以蓋沒自己內心那個微弱的懷疑聲音。

到了二十世紀末,斯里蘭卡裔加拿大作家麥可翁達傑在他的書裏寫道,「榮格在一件事情上是百分之百正確的──每個人都受他所信奉的神祇所主宰,錯的是妄想和他的神平起平坐。」

多少世紀,人類忙著與自我創造的世界搏鬥。曾經為上帝所主宰的世界,邪惡不再是撒旦的專利,而是直接出自人類之手。二次大戰的猶太集中營、南京大屠殺,直迄不久前的波士尼亞戰亂、尚未結束的剛果內戰、盧安達的滅種戰爭,人類活在其他同類創造的地獄裏。宗教、種族、階級、文化,不是個體安身立命的根基,卻是純粹主義不經思考的方便藉口。看似寧靜祥和的斯里蘭卡,早在海嘯席捲之前,就已經裹在自己一手創造的爭鬥裏。專橫的政府軍隊、北方的「泰米爾之虎」及南部的馬克主義遊擊隊幾十年來將整個島嶼四分五裂,並使之成為自殺炸彈的發明溫床。人類啟蒙後的理智,為何不是我們的救贖,卻成為我們施加在自身的詛咒?

因為,我們窮力理解了問題之後,卻總是以為自己就是解答。我們堅持只有自己想出來的答案才是正確答案,其他人都可以去死。只有我的神才是真神,其他人的神都是虛假的,想像出來的,自以為是的。

耶誕節過後的第二天早晨,上帝決定反撲。人類逃無可逃。那些主義口號、宗教衝突、種族偏見和政治歧異都泡在鹹海水裏。

沒有特別一個族群受到上帝的厚愛。

(2004年聖誕節在斯里蘭卡經歷大海嘯之後,發表於2005年6月號北京三聯《讀書》月刊)

世界从此没有结局

少女千寻与父母从城市迁居乡间。神秘隧道却出现在他们前往新居的路上。森林里长满青苔的雕像处处可见,全都长着同一张狰狞笑脸,诡异的微风从地上卷起漫天落叶,推搡着他们进入隧道的黑暗。来到隧道的另一端,终于,一片优美乡野豁然开朗。然而,蓝色天空和清香草地之间,不知何时建筑的古日本主题乐园却遭荒凉弃置,与四周的静谧自然格格不入。

夜晚降临,千寻的父母因贪食来路不明的丰盛菜肴而遭受诅咒,变成痴肥猪只;紧接着,四周鬼怪精灵纷纷现身,慌张失神的千寻于是仓皇转身,欲循来路回奔,一条先前不存在的河水此刻却汩汩而流,挡住她的去路。一艘美丽画舫靠岸,来自五湖四海的更多古怪神灵优雅地步下船来。无助跪蹲河边,泪水还没有时间滴下来,千寻发现自己失去形体,逐渐透明化,惊慌、恐惧、迷惑交杂,她双手握起拳头捶打自己的脑壳:「我一定在作梦!赶快醒来!醒来!」千寻拼命催促自己,「醒来!」

当我想起宫崎骏的电影,第一个印象不是他的反战立场,也不是他的环保关怀,虽然这两件事情都是开启宫崎骏电影世界的关键钥匙,我最先想到的却永远是二oo二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的《神隐少女》里,少女千寻如何惊慌失措地蹲在地上,狠狠敲着自己的脑袋瓜子,努力想要说服自己,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真的。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会被不相识的众多神怪所包围,为什么父母会变成猪,为什么居住于森林的动物们会惶然失措地逃亡,为什么刺杀疣猪的手臂会逐渐钢化,为什么巨大毒蕈会覆盖整个地球,为什么城市边缘一直侵蚀绿色森林,为什么女巫会突然失去法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世界已经变得不可理解。

然后,在一个陌生人的帮助下,她吞下了不知名药丸,恢复了体力,站起身来,迈上未知的旅程。也许旅程的终点是父母重新获得人身自由,也许是她与白龙的情谊开花结果,也许,旅程根本没有终点。

终点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重要的是,在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件发生之后,如何继续迎向更不可思议的未来。

在童稚趣味的表面下,宫崎骏的电影反省了现代人生活的三条主轴:都市化,个人化,与人工化。现代人如同宫崎骏的动画角色们,他的一生都在面对世界的变动,处理期待失落的情绪,承受抉择的压力,习惯追寻的坚持,学习对周围环境的强大反省与深刻观察去做出反应,并凭个人理性去处理他的份际。

当今世界的变化来自于人的流动。而这种持续的流动性是都市化的结果。移动,是现代生活不可避免的本质。都会化造成大批人口从农村移居到都市,人脱离了对土地的依恋,远离了贴近自然的农村生活,与一群陌生人聚居于钢筋水泥建筑的人工丛林里,彼此日日冲撞,不断摩擦,没有了幽静森林的午后小憩,也不再有无人旷野的安静散步,单调可预期的生活常规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忙碌紧张的工作节奏与难以预料的人际关系。几乎是宫崎骏创作上的銮生兄弟高畑勲负责制作许多宫崎骏的电影,也执导自己的作品,他执导的经典名片《百变狸猫》即是反映都市化过程所带给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四肢着地、淳朴善良的狸猫隐喻为原来习惯田野生活的人类,随着都市扩张范围、急速吞噬乡村,不得不打上领带,直立走路,有时疲累了便两眼发黑、双脚疲软,打回狸猫原形,只好不断喝健康饮料提神,避免无法融入都市生活。故事原始构想来自宫崎骏,《百变狸猫》显现人类对抗都市化的无能为力,散发史诗般的悲壮凄凉,到底还是无法力挽农村迈向都市的时代潮流。宫崎骏显然不同意这种都市化趋势。所以他故事里的角色们总是从都市搬到乡间,例如《神隐少女》、《龙猫》等。他对城市长大的孩子也很有意见,千寻刚开始显得傲慢懒散,对万事均漠不关心,故事发展到中间,她变得积极勇敢,感情丰富,并且懂得劳动的尊严。

然而,都市尽管有诸多坏处,却仍是现代人类的家乡。有了都市,才有宫崎骏角色们的反省成长。都市环境打断生活常规,将人暴露于不同情境,不让人习以为常。失控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主调,变化多端是它的特色。哈佛大学神学教授Paul J. Tillich写道,「大都会的本性提共了只有旅行能体会的经验;即是,陌生。陌生引发疑惑,减少熟悉的传统,让理性发挥极致的意义。」都市包含了多重族群,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感与疏离性交叉共存,而城市建筑空间繁复重迭,切割生活于零碎片段,生命经验纷杂而轻盈,随机碰撞,主体性不明,对什么也没有拥有权或主导权的完全确认,只有大量的不可预期性与去中心化的多样价值观。

现代人的生命本质就滑动于这充满魔幻又具危险的过程。Franco Moretti在《世界的方式》(The Way of The World)讨论成长小说文类(Bildungsroman)时,写下他的观察,安稳的社会环境已然瓦解,人们为了城市抛弃乡村,学徒制已经不流行,工作环境的复杂度以无法置信的速度前进,世代传承出现断层,在现代世界里,成长成为一项新的挑战。外在的流动与内在的精神,出现难以契合的鸿沟。欧洲传统成长小说里,青春的蜕变有始有终。因着某种转折,主人翁原先的世界遭到翻覆,她童年价值观不再适用,旧有经验不能解决她的困境,唯一的方法是勇敢通过这段时光的考验,去寻求一个新的身分、新的理解、新的行动;换言之,一个新的自我。十九世纪以前,欧洲相对来说仍是一个封闭沉静的社会。随着成长小说的开展,年轻的主人翁逐渐习得社会规范,认知自己的身分以及未来应该扮演的角色;及至结尾时,他磨去生毛的棱角,把相关道德规范当作终生圭臬,毫不迟疑地迈向一个美好的未来。珍奥斯汀写于十八世纪的小说便忠实描绘了一个阶级分明、价值稳定的英国社会,无论伊莉萨白小姐的偏见如何根深蒂固、达西先生的傲慢如何不合情理,他们总归要和解,克服自己的短处,携手共织圆满的结局。

结局,是一个定论。十九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学,定论是世界的重心,故事主角与读者从中界定他们认知世界的方法与相应的道德行为;找到重心,其它万物自然会就定位。

但,只有在前现代的世界,故事才有结论的特权。珍奥斯汀的小说毕竟出版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现代文学的成长小说已不再以主人翁的「成熟」作为故事的句点。因为生命的处境并没有因着主人翁的生理完熟而安定下来。世界的变动使得人们一直停留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当完美意味了不必改变,成熟代表了固定模式,人类既定的生命目标于是不再是安逸的幸福,而是探索未知,勇于冒险,不怕变化。Franco Moretti精准指出,「青春,所以说,就是现代的本质,显现一个世界在未来追求它的意义,而不是过去。」当今社会对青春的迷恋,即反映了现代世界的内在性格。我们不愿接受任何定义,只因害怕失去自由;跟十八世纪以前的人们正好相反,现代人担心世界出现定局,将他们钉在原地。

十八世纪以降,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物质发达,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全新世界观,到了一次大战,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沃芙所珍视的欧洲文明重心全部炸毁。人类就跟少女千寻一样,几乎敲破了脑袋也再也找不回那舒适熟悉的世界轴心。战争造成无可弥补的生离死别,所有人生中断,失落了珍贵的回忆、或根本无家可归,等在前面的只有满目仓夷的废墟与脆弱失怙的人性。之后,珍奥斯汀的世界便蜕变成卡夫卡的大肥虫,成长并不是找到终极哲学,而是睁开眼睛看见更多迷思。从今以后,这个世界再没有使用说明书。现代文学也不再保证快乐的结局。

放弃了幸福作为故事的结尾,不断追寻生命意义成为现代人生活的全部内涵。宫崎骏的影片提共了完满的情绪,却从不勾划一个传统的美满结局。影片之后,显然,生命仍将继续。《红猪》接近尾声时,红猪并没有戏剧性地改变他的状态,深爱着红猪的吉娜小姐仍持续她每天午后的等待。白龙与千隐相互约定在现实世界里见面,但他们最终见面与否仍是未知数。同样在《龙猫》一片,电影结束不说明生病住院的母亲是否返家,而《魔女宅急便》的年轻女巫琪琪仍将持续她的训练。一切都是悬念。什么都还在发生。

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历程类似欧洲文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唯一成功经过现代洗礼的非西方国家。由于富裕强大带来的无限野心,过度自信的日本在为天皇效命的号召下,发动军事战争,积极拓展势力范围,二次世界大战弄得国穷民疲,直到两颗原子弾落在日本岛本土上才松手投降。曾经他们坚信他们是日不落国的子民,像个组织完密的庞大机器齐步向前,每个人都是为相同目的而服务的螺丝。一夕之间,机器轰然散落各地,支离破碎,看上去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铁。所谓帝国的集体幸福,均是幻想。

不令人惊讶地,所有宫崎骏影片都在谴责战争。历经惨痛战争教训的日本人宫崎骏明确地描绘人类相互杀戮的成果,不是胜利的荣耀,而是双方生灵涂炭的双输局面。更叫人心惊胆颤的是,战争中人类使用来毁灭彼此的高科技武器往往让孕育生命的大地也跟着陪葬,让包括人类本身在内的所有生物失去了安全生存的权利。在他的《天空之城》一片中,拥有高科技能力神秘种族为了统治全宇宙而创建了一个藏在万里云端的悬空城市,就在他们野心勃勃要征服世界时,却突然间从历史上消失,从此无人听闻他们的下落。争先恐后要寻找传说中宝藏的人们终于又重新找到这座失落的空中之城,却发现人去城空,芜蔓杂生,只剩下一个机器巨人在独自照料花圃。这个故事对日本军事主义发出最严厉的警世语。

然而,宫崎骏电影的反战讯息并不真正挑衅,挑衅的是他鼓励反战的方式,散发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颠覆了日本的崇君传统。许多日本平民当年参战所凭借的信仰就是对天皇毫不怀疑的信赖。长期研究日本文化的美国学者贝拉(Robert Bellah)指出,「在日本,忠诚的巨大重要性就是我们设定为占首要位置的价值之具体表现。重要的是,这种忠诚乃指对自己集体首领的忠诚,而不管首领人物是谁,与其说是对人物本身的忠诚,不如说是对人物地位的忠诚。」统治者在日本的影响力不仅仅是政治的、伦理的,甚至带有宗教性,一般子民被要求通过集体目标去实践自我的存在。但,宫崎骏的反战讯息质疑了这种盲目的爱国主义。在他最新作品《霍尔的移动城堡》一片中,巫师霍尔拥有不同的四扇门供他进出:一扇门迎向他亟欲呵护的甜美山地,一扇门去到他喜爱的渔港小镇,一扇门领他去惨烈的战争场景,一扇门面对国王的巍峨皇宫。而,无论他怎么换门进出不同世界,现实生活里,霍尔仍旧必须不断移动他的城堡,所以可以躲避国王以爱国之名征召他参战。宫崎骏毫不含蓄地表达,为了反战,即使是你的君王下诏命令你,你都应该坚持说不。

相较于七零年代美国反战群众,仍集体激烈上街抗议,烧国旗、喊口号,不惜被抓入监狱,宫崎骏的反战身影显得更孤寂。战争留下来的精神废墟,体现出来的形象即是离群索居的飞行员红猪,他决定放弃人类身分,变成一只长着朝天鼻和粉红色皮肤的猪,躺在无人岛沙滩上抽雪茄,翘二郎腿,空闲时便驾驶他的老式飞机,翱翔天际,与浮云嬉戏。他不听命于任何人,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为维护自己心爱的原则或人不惜拼命,大部分时候,却是一派与世无争的气定神闲。

这种个人主义风格迥异于日本前现代社会的特殊主义。日本的特殊主义类似费孝通所描述的乡土中国,即一切人的价值关系均以同心圆为前堤,越靠近自我小群体的利益越摆在优先级。先是我,家庭,家族,国家,然后才是天下。「我」的主要价值也要紧紧依附于团体才能得到体现。普世价值一旦与社群价值起了冲突,社群价值将视为优先。宫崎骏动画片里的人物也关心族群的生存问题,但更多时候,与其说他们为了集体目标而奋战,不如说他们为了自己选择的信念。反战也好,环保也好,都是超乎单独族群利益的普世价值。《风之谷》里,木兰公主在飞机坠毁之前伸手救了绑架她的帝国女魔头,对深信生命价值的木兰来说,那一刻,对方并不是一个应该摧毁的敌手,而是一条可贵的性命,她也许违反了她族人在这场战争里的利益,却忠实维护了她的个人信仰。

当现代化也意味着都市化,狭窄的族群主义势必显得不足,人们将被迫更向普世价值呼应。都市就是一个杂居的大环境。我们的生活与太多毫不相干的陌生人紧密交织,打开窗帘就会看见陌生人的内衣晾在他家阳台,走出街道就必须与陌生人摩肩擦踵地买菜、搭车,坐在餐厅吃饭,周围环绕着一辈子没见过、以后也不再相见的其它食客,生病了进医院,就得仰赖初次见面的护士帮忙打针挂点滴;我们没有时间跟陌生人交朋友、当亲戚,就必须信任他们给我们协助与服务。一个都市人必须跨越他的同心圆,没有选择。他不再拥有一成不变的人际网络。他与其它人类的关系可以是长久的、稳定的、亲密的,更多场合里,会是商业的、临时的、随机的、一次性的、随意的。每一个现代人都是《欲望街车》里的白兰琪,仰赖陌生人施舍善意而活。

宫崎骏的动画世界看似一个悬浮在现实生活之外的奇幻世界,却恰如其分地精准描绘出现代世界的复杂度。环境会改变,人的关系会改变,角色会改变,位置会改变,责任会改变。没有谁停在定格上。观点的纯粹越来越难沉淀,万事均不易用单一价值去看透。在浮动的人生里,亲爱的父母会因贪吃而变成猪只,邪恶的汤婆婆转身面对亲生儿子顿成溺爱的慈母,爱钱耍狠的海盗婆事实上是热心肠的傻大姐,叱咤风云的帝国将军不过是个胆小爱撒谎的蠢蛋,十九岁少女被诅咒成九十岁老太太,一个稻草人其实是邻国的王子,可怕的荒野女巫则是为爱伤心的天涯沦落人‧‧‧现代人就置身于这么怪诞荒谬的世界里,善恶并非纯然,人物复杂多面,眼见不能为凭,因为事实未见得是真相。

这个世界,一切都那么奇妙。

生命何其神秘,宫崎骏彷佛透过这些多样角色在说,生命的价值就是如同花草树木在大自然怀抱里自由自在地生长。有死亡,必然也有生命;会腐烂,也会开花。重要的是,不要破坏孕育并滋养一切生命的自然生态,让生命自由发展所有可能性。让生命自然地走过全部的过程。理解了这份东方哲学的生命观,便不难了解为什么宫崎骏的坏人角色从来不是真正从头坏到底,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现代人本来就拥有多重性格,不同情境激发不同面向,另一方面,那些所谓坏人角色也随着故事发展而逐渐改变,这段生命历程不仅属于英雄主人翁,也属于坏人角色生命的一部分;从这段经历,他们亦有所领悟,有所成长。大自然对所有生命均公平对待,每个生命都会有他的机会。

无庸置疑,宫崎骏热爱大自然。他对世界的想象都由大自然随手采来。每一部片子,他对自然保护的宣导如此不遗余力,几乎到了神父说教的虔诚地步。藉由《风之谷》的长老之口,宫崎骏沉痛地说,一棵树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风与水的滋润才能茁壮,而祇几分钟时间,你们就把这棵树烧毁。欲望是快速的,惩罚却来日方长。千寻的父亲走出隧道时,随口评论眼前的日本古城废墟,一定是九o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时商人所建盖的主题乐园。人类一时兴起,为了无用的虚荣与赚钱的贪念,随随便便就拿取难以替代的宝贵自然资源,制造了大而无当的商品建筑。如今,人类短暂的快感已然消失,却遗留给大自然一堆无法消化的垃圾,霸占了森林生长的面积,破坏其它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

宫崎骏的影片总有废墟。人类在其短暂生命里,对大自然巧取豪夺,而人类终究不会留下来当万物的主宰。人当时自以为是的功勋成就,只要给大自然一点时间,她就能于静默中迅速用她的绿色枝蔓掩盖。令人不禁想起巴西中部的巴西里亚,一个伟大的人类城市建筑构想砍掉了一整片古老的亚马逊雨林,而今,丛林又重新伸长了绿色枝蔓,覆盖了整座城市,夺回失地。而当初那些洋洋得意的人们早已无影无踪。

资源浪费的确是现代都市文明的一大隐忧。现代社会的立基在于经济,为了让经济运转,必须不断有商业交易。新商品必须源源不绝地被生产出来,让人贩卖,让人购买。服装分季上市,电影定档上片,手机新款上架,计算机、游戏、球鞋、家具、汽车等等,人类为了刺激自己的经济机器循环,把大地垦光,山地夷平,河川充满了人类废弃不要的物品,千年不化的垃圾埋成山堆,而我们还是拼命地买,拼命地丢,纵容自己的物质欲念。美国《纽约客》杂志的记者描述他遇见宫崎骏时,老人诅咒日本社会的富裕,说他巴不得日本社会赶紧破产,才不会盖那么多无谓的建筑、生产那么多无聊的产品,所有人都可以回到简单一点的生活。

宫崎骏不反对机械文明,可以从他对飞行机器的着迷看出。他的工作室名称「吉卜力」(Ghibli),原指撒哈拉沙漠上吹的热风,二次大战时则为意大利飞行员用来昵称呼他们的侦察机。飞行器狂的宫崎骏在每一部片子都画有各式各样的飞行机器,《风之谷》的木兰公主和她的滑翔器,《魔女宅急便》的扫帚,《天空之城》的大小飞机群,而《红猪》的一次大战战机更是男性浪漫主义的象征。宫崎骏的机器总闻上去有股怀旧的气味,那些机器的光泽,并不是由新鲜金属刚经剪裁所发出的锐利光芒,而是老旧机器经不断上油保养后所蕴发的温柔色泽。宫崎骏呈现它们的方式好比拿出一件珍贵古董般慎重小心。相对于日本主流社会对最高端科技产品的狂热追随,宫崎骏在这一点上显然又采取了资源保护的立场。

功能并不是这些机械产品的所有涵义;风格才是一切。宫崎骏一笔又一笔精细描绘机械的美丽结构,角色们一遍又一遍呵护着他们的宝贝机器。机器不仅仅帮助人类克服物质的障碍,也是个人格调的形塑。每当那架单翼的红色飞机出现于1湛蓝天空一角,地上的人们就知道是红猪来了。红色单翼飞机成为红猪的标记。没有了红色单翼飞机,红猪就不是红猪,如同没有扫帚,小女巫琪琪就不成小女巫。

机器成为一个人的正字标记,在现代消费文化里尤其鲜明。科技产品与个人生活的结合如此密切,使得物品跳脱了无生命的存在,而与主人生命作有机的结合。汽车不再是汽车,是人们的腿,忽然少了汽车,人们就哪里与去不了。计算机发明之前,诗人拿笔在纸上涂写爱情,如今没有计算机,作家坐在桌前便脑筋一片空白。科技介入人类生活之深,现代人彷佛活在科幻电影里,浑身上下插满各式管子,一不小心拔掉一根管子,人就会瘫痪、僵死,不知所措。因此,大部分时间,现代人必得把科技产品当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过日子。他们选择那些机器就像挑选自己的义肢一样,除了功能齐全外,还要美观大方。当他们出去谈生意或拜访朋友时,他们展示那些机器的态度如同他们让别人观赏他们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他们在意别人的观感,关心这些机器能不能代表他的性格,形状颜色可不可以说出他的美学鉴赏力。他觉得,别人不是从他的语言而是从他驾驶的车子来判断他的人格。机器,代表了他。他就是他正使用的机器。人机一体。

但宫崎骏对机械文明的拥抱还停留在手工操作的阶段。没有一个神奇按钮,按下去就能自动启动机器。他的机器仍深深倚靠人类的劳动,要人使劲费力去打开活栓、拉动煞车、添加燃料,也仍需设计改良,还得天天擦油上光。操作这些机器,要不厌其烦地重复过程,不害怕黑油沾身。因为宫崎骏跟狄德罗一样相信工匠的手艺。当支持自由市场的亚当史密斯认为节奏单调、内容重复的工作会损害人性,撰写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相信机械性的劳动会帮助人们获得「心灵与双手的统一」。对狄德罗来说,不断重复相同的工作节奏,人们并不会因此停止使用脑子,而是逐渐熟能生巧,臻于完美。就像京剧训练就是让演员不断练习同一唱腔、同一身段,等到熟练全套念白动作之后,演员不必再去花时间思考下一步骤,而专注于操纵整个过程,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诠释。这就是手工的艺术。没有一件手工艺品会看上去一模一样,虽然他们都是用同样手法作成。因为沉浸于日复一日的劳动,人们懂得控制,于是冷静自持。所以,从事劳动的人都有张宁静祥和的脸孔,他们不慌不忙,自信稳重,即使是孩子也能自行处理周遭事物。宫崎骏的孩童角色都在工作,他们是裁缝师、煤矿工、飞机设计师、军人、快递员、牧羊女,他们遇上危机不会惊惶无助,而是神色自若地解决问题。唯一的例外是都市孩子千寻,情势出乎她的意料之际,她尖叫逃跑,方寸大乱;于是宫崎骏把千寻丢进一个人人都需要工作的神灵洗浴场,四肢瘦小的千寻开始刷地,冲洗浴池,为客人抓背、端拿食物。经历劳动的滋味后,当她必须独自出发,前往女巫家解决魔咒,她镇定勇敢,不紧张、不害怕,甚至跨越自我,真心关注他人。当世界的全部系统瓦解,工作对现代人起了宗教性的镇静作用。人们从工作追求乐趣,获得成就,最主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价值,从劳动的过程得到内心的平静。

故事的结局不再决定世界的面貌,就像文章的句点不会终结人类的思索。虽然生命终有限制,人类理性的解放的确是现代文明最可贵的发明。十九岁的莉莉遭到下咒,囚禁于九十岁老太太的身体里,她边走边想,没想到老年会带来许多疼痛。可,这仍旧不妨碍她离家出门,走进荒野,跋山涉水,展开她的奇幻游历。大自然里,死亡不是结束,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都白发苍苍的那一天,想象力的翅膀依旧是有效可靠的飞行器,能够载我们飞入金色云朵深处,享受花样世界所赐予的无限生趣。

没有了定论的世界,就是一场永不结束的流动飨宴。

(發表於2005年8月號台灣印刻文學誌)

孤獨是一輛向前駛去的快車

誰也沒料到,私家汽車竟是孤獨的製造者。它的發明無意間完善了現代人孤寂的生活方式。

塞車時,一輛輛鋼鐵打造出來的方盒子,裡面裝著一個個人類,連接成一條冗長的百足蟲,在大地表面匍匐前進。他們或許都往同一方向行駛,盒子裡的不同心思卻孤絕而散漫彷彿一串斷線的珍珠,神秘而難測有如分屬不同銀河系的天氣。飛機、鐵路、摩托車、公車、自行車都給了人類移動的快感,唯有私家汽車賦予他獨自存活於當下宇宙的滿足。

如果有選擇,人人都寧可自己跟自己鎖在一輛車子裡,而不願跟其他人共擠在大眾運輸系統上,被迫互換體味鼻息。就算地面交通讓私家汽車比地下鐵花費更長的通勤時間,許多人仍舊願意捨棄時間的方便,以換取空間的私密;即使,越多人搭乘大眾運輸系統,越能改善城市交通的壅塞,但每個人都衷心希望是別人搭乘公共汽車,自己卻能坐在一輛與世隔離的私家汽車裡,享受孤獨的速度。

於是,城市的尖峰時間只見一輛輛私家汽車乖乖在公路上玩接龍遊戲,裡面往往只坐了一個人、頂多兩個人。玻璃窗把喇叭聲與廢氣隔絕於外,他們在自家車內大聲放著音樂,假裝全世界都與他無關。一條塞車的公路,精準象徵了現代人既擁擠又相隔的存在,隨時準備鑲進一首現代詩、或凝結為費里尼電影的鏡頭。關於生命,所有可言說及不可言說的祕密、想像、尊嚴、恥辱與夢想,如同那一輛輛規矩排隊的車輛,追尋一條前方無止盡的公路軌跡,直落落地向前奔去。

如果有選擇,我們都寧可孤獨。

人們已經不再分享。物質匱乏與科技落後,曾經迫使人們必須學會分享:整座村落共用一個水井,互相幫忙耕種收割;一條巷子共享一台電視機和一具公共電話;同棟公寓的鄰居互借油鹽醬醋、吸塵器和鑽孔機。人們因為必須互助而互動。當機械文明開發了大部分的地球資源,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化,人們於是失去了分享的原始動機。

科技幫助人類打造自己的孤獨。科技降低建築成本,增加樓層公寓數目,製造出足夠隔間讓每個人類都擁有隱私空間。科技同時廉價複製了夏格爾的畫作、可大可小的床墊、能凍肉藏鮮的電冰箱及夜間發亮的燈光,讓每個人都能窩藏於這些獨立隔間,經營專屬私人的世界。地球能源在暗處驅動著地面上這些無數的個人城堡,城堡的每扇窗戶所發出來的點點燈光,如同天上繁星落地,光爍耀眼,多不勝數。

家,是每個人的孤獨城堡。可是,家的圍牆總有個盡頭,出了家的邊界,外面仍是一個開放的公共空間。走出家門的那一刻,一個再怎麼厭世的人都得被迫與陌生人相處。然而,街道、公園或廣場仍沒有圍牆邊界,你的行動路線難以規範;唯有進入一輛公車或地鐵列車時,你的活動自由即刻受到箝制,交通工具的牆將你畫地為限;目的地到達之前,所有乘客都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囚犯,於狹窄空間之中窘迫地互相遷就,不得動彈。

大眾運輸系統是現代生活裡強迫分享的最後一個時空。私家汽車,繼大量製造的標準化公寓之後,再一次分裝開放空間於無數封閉空間。當現代人從這個封閉空間移到那個封閉空間,途中,他的私家汽車如同一個巨大的保鮮膜將他保存得完整無缺。他完整搬動他的孤獨,無須妥協。他很可以不用嗅聞另一個靈魂的氣味,因為他不再暴露於外界,無論那是個誘惑、陷阱或機會,他不在乎,他只要他的孤獨。所謂公共空間淪落為私人空間的過道,孤獨成了最高的道德美學。

孤獨,是現代人發明出來的自我防禦系統。因為公共空間已經成為一個難以辨認、令人不安的神祕世界,裡面走動穿梭的陌生人渾身上下散發真假難分的符號。迎面走來的一個人,他的帽子形狀、眼珠顏色或語言習慣都已經不能代表他的出生地點、社會階級、職業技能甚至性別,遑論他的道德品味。而從他的眼睛光輝也反映出另一個陌生人的身影,這個新的陌生人是我們出門前精心磨製、亟欲外射的自我形象。陌生人,是我們懷疑懼怕的對象,是我們想要取悅的對象,也是我們盼望化身的對象。

我們活在一個年代,所有機械設計與社會制度都為了幫助個體取得更多身分的自由,也就是變成陌生人的自由。我,可以是我,也可以不是我。我渴望變成“我”,那個由我來定義的“我”,而不是社會想要將我牢牢嵌入的“我”。階級、出身、性別、種族、教育程度都不該是限制“我”的生命顏色,也不是唯一評量“我”存在的標準。因為我們得以選擇,有權選擇;從工作、情人,到床單、音響,到電影、書籍,到居住的城市以及歸屬的國籍,一個現代人總在選擇。

在人生這條奔往地平線的公路上,我們坐在我們的方向盤後,隨時準備轉入下一個未知的路口。

生命流動的自由解放了人們,卻又成了人們的最大恐懼。「那種流轉是我們的命運」,二十世紀初,日本小說家夏目漱石寫出人類不斷被催促向前的惶恐,「……人類的不安來自科學的發展,突飛猛進的科學從不允許我們停下腳步。從徒步到人力車、人力車到馬車、馬車到火車、火車到汽車,然後到飛船、飛機,永無休止。這種不知將被帶往何處的感覺,實在可怕。」英國哲學家羅素觀察現代人所處的環境變化無窮,簡直累人,而且由於進步速度太快,每一代人都要在沒有老一輩的扶助下,自行去考慮和以前不一樣的自我生活習慣以及將來的可能性,「的確,現在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不穩定而瘋狂的世界:這裡沒有既存的指標,沒有不動搖的習慣,沒有確定的內心信念,有的只是對引起刺激的破壞行動之熱衷。我認為這種集體的歇斯底里狀態不無可能成為今後人類進步速度的自然限制。」

於是,面對不斷向前追趕的進步,每個驚慌失措的現代人都成了夏目漱石筆下的角色,「總是若即若離地僵立在現狀之中」。維持現狀的決定並不是缺乏思考而來,反而是經過詳細思慮後所採取的策略。他決定暫時讓全世界都走開,優先處理他自己。獨善其身是他處理世事的底限。他儘可能地把自己安排成什麼都不沾的絕緣體,抱持萬事皆不關己的態度,對傳統家庭關係感到厭煩,不急著進入婚姻,對任何關係牽扯都謹慎保留。

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不僅因為日常速度的失控或機械生活的冷漠,更是現代人價值的優先順序改變了,對他來說,與其花時間去關心一個交情不深不淺的朋友,還不如學會烤巧克力蛋糕,因為他不能掌控他人的情感反應,但他能掌控蛋糕的鬆軟厚度。

不能控制,所以,乾脆捨棄。所有孤獨的人都強調他不再需要任何人。他一人已經完滿整個人生。他可以自行清理他的地毯,烹煮美味的三餐,洗燙白色襯衫,上網繳付帳單和訂購雜貨。即使進了辦公室這個現代工作環境,他也是窩進隔板高高豎起的角落,獨立進行他的業務。到了二十世紀末,另一個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開始只寫封閉的個人世界。在他的小說裡,主人翁總是單獨一人待在他的屋子裡,雖然是大白天卻在煮義大利麵、燙衣服,或切白菜絲。周圍鄰居的房子裝滿了美麗的傢俱,卻無聲無息,彷彿無人居住。煮麵鍋子沸騰的聲音伴隨著他個人喜愛的音樂,回蕩於空氣之中。主人翁活得隱密而孤單。在這封鎖沈寂的個人世界裡,沒有誰會為他而專程進入,他也不為誰而出去。唯一會意外闖入的,只有陌生人誤打的電話或走失的貓咪。

這種看似純粹的孤獨卻一點也不那麼純粹。當他坐在家裡打他的彈珠,喝他的啤酒,安靜聽他的黑膠唱片時,他沒有丁點興趣知道他水龍頭所流出來的水從何而來、怎麼來的,誰安排電力和寬頻電視,誰製造那些音樂又放進黑盒子裡供他「選擇」。他表現得冷淡,缺乏好奇。

他並不是不知道外面世界的複雜。正因為他完全清楚,所以他一開始就放棄理解。因為現代世界運轉的機制如此龐大複雜,到後來,已經超越了人類這個製造者本身的能力之外。人類選擇了孤獨,因為他不知道如何跟他的周圍世界互動。他已經不知道從何開始探索這個龐大的現代機器,日夜運轉,錯綜複雜,條條鋼管筋脈纏繞,經過風雨歲月早已鏽化成一體,就算想擊毀也無從下手。他的孤獨,反映了他的無能為力、他的惶恐,與他的懦弱。

反諷的是,當他如同烏龜縮進自己的孤獨之後,他賴以為生的選擇自由也因之縮小。因為他的選擇已經不在廣大的真實世界,而在等待誰能主動擠進他個人世界的門口。現代人蹲在門內,拿著電視遙控器、電腦滑鼠、音響按鈕,饒有興味地玩著排列組合的遊戲,企圖灌入自己的主觀想像與性格品味。他以為他在主動選擇,實際上,他卻是被動地過濾別人塞進門縫的資訊。

先不論官僚組織及商業機制其實是操弄現代生活的兩大黑手,現代人追求孤獨原是為了追求差異,然而,當所有人都從同一個電流變壓器裡去下載音樂、轉換頻道,挑選自己的的生活風格時,他就永遠不可能真正地獨沽一味。因為,總有人的生命經驗會與他的部分重疊。他聽過的一首歌,也會有人聽過。他會孤單,因為他選擇一個人狀態,卻不代表全然的孤獨。他的生命經驗比他所知道的更普遍。因為科技創造了他的孤獨,也複製了他的孤獨。過去,由於交通的障礙與科技的落後,在人工複造的過程中,事物經驗的長相隨之改變。同一首歌,這個城鎮的樂隊演奏得輕快而愉悅,鄰近城鎮的歌手唱來則抒情而哀傷。即使由同一支樂隊每晚重複演奏同一首歌,音符也會因為當晚樂手的心情、現場聽眾的反應及不同夜晚的月光而輕輕晃動,觸化了歌曲的意境。每一次製作過程都給了製作者一次新的機會去添加新的元素。

科技令複製完美,歌手不會發生忘詞的尷尬,但也不再有精彩的即興詮釋。科技的保證,就是天荒地老的一成不變。你的汽車跟我的汽車,我聽的那首歌和你聽的那首歌,就是同一輛車,同一首歌。沒有出錯的空間。現代人的孤獨,雖然零碎而獨立,卻均散發一股似曾相識的疲倦。

然而,人們口口聲聲宣稱只要孤獨,當他們從他的封閉盒子─無論那是個家或車子──跑出來的時候,他們卻是在陌生人身上尋找相似的痕跡。多少回,只因對方說了自己喜歡的音樂、書本、電影,乃至於麵粉的牌子或旅行過的城市,我們的雙眸便閃閃發亮,心跳加速。青少年仿如找到自己失散多年的親生兄弟,成年人以為遇見命中注定要相戀的伴侶,剎那間,那固執又跋扈的孤獨立刻如同沙灘上的城堡被情感的潮水沖刷得乾乾淨淨。

著名社會學者理察森內特(Richard Sennett)不認為人類真正渴望孤獨。他以為人類的部落主義從來不曾消失,而且人們依然在現代城市裡試圖複製如此社會網絡。當一個巴黎人不過每次買香腸時跟店主交換幾句關於城市交通的空洞評論,卻說他和他街口的肉商是多年好友時,他實際上在尋求一種前現代的關係,意圖在一群各自獨立偶然來到這塊區域居住生活、純粹根據社會契約而互動的陌生人中製造其實不存在的情感歷史基礎。

以森內特的觀點來看,人們不但不希望孤獨,甚至恐懼孤獨,但人們害怕陌生人。因為陌生人代表了未知。人們並不喜歡未知,總是希望控制他們的生活環境,現代社會卻無可避免地充滿了陌生人,於是人們盡可能從感情中尋找庇護,在感情其實並不存在的地方灌注感情因子,使自己感到舒適安全。這是為什麼人們初次見面時,總是急著在彼此身上找尋可以讓自己認同的符號,「人不親土親」,「我也上過同所學校」,「原來你也買這個牌子」,「我跟你一樣只喝葡萄汁」,這套「如果你喜愛我喜愛的那部電影,那麼你我應該能夠互相喜愛」的邏輯幫助人們把陌生人的輪廓轉化成自己似乎認識已久的臉,跨越對陌生人的不信任感,消弭彼此之間的疏離。

但是,這種快速取得的熟悉感卻不盡可靠。因為,雖然我們都在同一條公路上行駛,我們畢竟不坐在同一輛車子裡。追求孤獨生活的現代人類以各種形式不斷切割自己的生命框架,生活變得越來越小,關注越來越個人,經驗越來越零碎,能夠真正喚起人們的普世情愫的共同事物已經越來越少。最後,能夠將這些零星不完整、有如電影蒙太奇鏡頭的生命經驗串連起來,使之成為可以理解的一個故事,全靠個人主觀的感知。

個人感知是現代人在世上遊走的羅盤,企圖在彷彿碎花轉動的萬花筒世態裡尋求生命的真貌。法國小說家普魯斯特的鉅著《追憶似水年華》之所以重要,即因為他是第一位以私人生命經驗來整理世界脈絡的作家,不同於當時其他的同儕作家,當他們還在從事個人意識流的創作,他已經找到了一個方法去銜接外在世界與個體內在的方法,即依賴個人的記憶。不是經過照片或日記小心整理過的記憶,而是透過感官刺激所引發的非自主性記憶。一塊馬德琳蛋糕的香味,湯匙敲打盤子的聲音,及一條過漿的餐巾,在在引發當事人不由自主回到童年,憶起母親的微笑或一段快樂的旅行。一去不復返、因而無法證明存在過的事物在記憶的燈光照射下再度復活,重新發出生命的溫暖。

普魯斯特寫作這七大冊的小說時,他的健康已毀壞到無以修護的地步,因而被迫長時間躺在他的床上,厚重窗簾長年緊閉,牆壁貼滿了軟木塞以阻擋街上傳來的噪音。雖然身體殘弱,出於耽美圖歡的性格,起初他仍勉力出門社交,及至後期沈迷於創作小說,他簡直足不出戶。他的孤獨,成了他藝術的創造者與守護神。藉由他孤獨的室內書寫,一個璀璨壯觀的熱鬧世界卻被仔細地描繪出來,每一個氣味、每一道光線、每一種顏色、每一句閒話,細細碎碎,漂浮在半空中,閃閃爍爍,看似輕浮不值得一書,卻被作者精巧地攫取,為這個一切事物終會凋零的繁華現代留下一幅永恆的畫像。而,這幅畫像顯現出來的並不是帶有距離的沈默,也不是很有敵意的冷酷,卻是熱烈擁抱生命的激情。縱使冷靜旁觀,也忍不住想要投身花花世界的慾望。

人們所謂的孤獨,無非是渴望延伸私人世界的悵惘。當我們坐在一輛向孤獨奔馳而去的快車上,我們追尋的是普魯斯特經驗,因為在這個看似花紅柳綠的現代世界,年華終將消逝,萬象終是空幻,只“有一樣東西比美還更徹底地衰敗、幻滅成灰,所留下的僅是自身的一點殘跡,這個東西的名字叫悲傷。”此種悲傷,無以名之,謂之孤獨。

(發表於2006年6月號北京三聯《讀書》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