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籍原罪

台灣省籍情結還未結束。藉著島內兩大黨初選總統候選人與立委初選，台灣社會見識了自解嚴以來最尖銳的一次省籍對立。

讓我告訴你，為什麼這套省籍鬥爭還如此有效，因為本土只是外衣，愛台灣只是煙幕彈，忘了國民黨跟民進黨告訴你的那一堆意識形態美言，現正發生的一切跟統獨無關，而是台灣社會的政經階級重整還沒有結束。

省籍這件事並沒有因為陳水扁上台而結束，反而是正式開打。當民進黨執政的那一天，所謂的本省人全面進入中央掌握資源。不識富裕滋味，不知原來自己錯過了多少。陳芳明教授痛心疾首地寫，本土性淪為黨性。的確，現在就是人人結黨，各各為營，在原本以國民黨外省菁英為中心的政經階級鬆動、資源釋放出來之際，趕緊佔個位置。誰不能幫忙重塑打造新的政經階級，誰就最好趁早出局。

直到今天，佔人口大多數的許多本省人眼裡，所謂的外省人仍具有原罪。但，這不關種族，畢竟在原住民眼裡，我們不過都是先來後到的漢人。外省人的原罪是優越政經階級的原罪。當然，許多外省菁英參與且推動了台灣民主化運動，而外省老兵其實是被政權遺忘的一群弱勢。但是，在社會安全感這件事情上，在民進黨執政以前，本省人從來沒有真正的把握；如今，人人口口聲聲說的“台灣人的尊嚴”，無非就是渴望獲得社會全面認可，我說台灣國語不會妨礙我的升遷職等，我批評政府不會被凌晨敲門來個人間蒸發，我的文化價值不會被莫名貶為次等，我的意見具有社會指標的意義。

當年，省籍是社會資源，代表了工作機會、教育、社會地位與文化優先權，以及前面所提的社會安全感。呂秀蓮與龍應台前不久對談，龍女士忍不住搶了麥克風嚴批民進黨七年執政，一向大砲快嘴的呂副總統忽然變得不可思議地保守忠黨。那個當下，若像伍迪艾倫電影《安妮霍爾》裡，將她們未說出口的內心話以字幕顯現，一個人將會發現，那不是她們的觀點在對決，而是她們的省籍在對決。不管龍女士多以她的野火性格為傲，在國民黨政府的治理下，同是女異議青年，龍女士因為批評時政而被請去與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對談，呂女士的下場卻是入獄。不去理解如今已經住進陳履安官舍的呂秀蓮怎麼掙扎過她的青年生活，就不能理解為何只是就事論事，龍女士的道德優越性有時在所謂本省人眼裡會奇怪地矮一吋，而跟同黨同志鬥得死去活來的呂女士在關鍵時刻要這麼嘴硬捍衛她的政權。

另一方面，文化優越性的爭戰也沒有過去。當態度隱晦的王金平對馬英九說，你說你要跟我配因為我有地方人脈，人家我其實已經在中央上課三十年；他其實在說，別以為我一口台灣國語，我就只能淪為你的鄉土代表，你的外省藍血未必對等於你的宏觀領導能力。

你會說，這一切都已成過去，什麼年頭還提省籍。但是，台灣歷史還太年輕，不可能這麼快忘記。人人不願攤開來談，傷口永遠不能癒合。依我看來，省籍對決在今天比以前任何時刻都糾結更深沈，形勢更複雜，而且跨黨跨派跨世代，因為現在外省人也有了受害者的悲情，本省人也分享了優越政經階級的原罪。令人擔憂的是，我們都只看見對方的省籍原罪，卻對自己改朝換代前後的新舊社經位置缺乏自省，以致於真正的對話遲遲不能發生。

我個人向來堅持，文化彩虹身分才是台灣社會在全球化時代的出路；然而，不肯誠懇面對歷史的遺留，任誰都走不遠。

（2007年6月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京都古寺牆上的鳥

我想飛

幾百年
飛不盡

我想去的地方
落在時光的他處

在黑暗街道游泳的魚

在空無一人的大街
走著

以為街道是條河
托著我的靈魂往前流
身邊的夜
不過是即將潺潺游過的生命

想要從黑夜的溫度游開
盲目的魚
不理解白晝的意義

那是我的魚鱗還是心情在溼溼閃光

街道往前流
魚兒往前游
我想往前走
卻被黑夜輕輕攬腰攔住

怎麼這夜
竟如波瀾大海般蔚藍

街道

當談起一個城市，人們事實上在談論它的街道。

從第五大道轉進第四十九街有一間書店，信義路靠近中山北路的劇院，東四十條胡同的小酒館，青山道上的服裝店，協和廣場邊上的咖啡館，攝政王路盡頭的百貨公司，表面上人們在討論特定地點所帶來的生活樂趣，其實他們說的是每條街道的生活內涵。城市倚賴街道，滋養人們的生命。

陌生人進入一座新的城市，他首先看見的是它的街道。街道的長相，就是這座城市的長相。彎彎曲曲的街道讓城市顯得神秘不可解，通直大道讓城市顯得陽剛權威，圓卵石鋪成的街道投射出古老的影像，四處堆放建築棄物的街道給人開發中國家的印象。

人們記憶中的城市，從街道的外觀開始。要不矗入蒼穹的森冷大廈，要不平矮慘白的磚屋，要不人潮洶湧的氣味，要不淒清無情的空寂，要不綠意盎然的溫暖，要不風塵僕僕的骯髒，城市的漫游者倘佯其中，跟著城市街道流動。街道前往的方向，也是他前往的方向。

街道決定城市在陌生人眼中的倒影，也決定人們在城市的生活。珍雅各寫道，「街道是城市的器官。」整座城市的運轉完全取決於街道的生理狀況。街道運作不順暢時，所有人的生活立即天翻地覆，沒法準時去上班、不能與情人會面、得取消牙醫預約、放棄太極拳課程、別想聽戲看電影，剎那間，城市取消了一切生活機能，人生又裸露出原始本質，只剩下焦慮、困頓、無能。同樣地，當街道不安全時，人們不敢上街，城市只會是一個牢不可破的牢籠，把所有人禁錮在一扇扇小門之後，獨自品嘗生命的孤獨。

唯有開放安全的街道，日日夜夜展現不同風情，一個城市才可能活轉過來，依照季節循環它的生命，而，漫遊者晃晃悠悠地從這條街的咖啡館蕩到另一條街的書店，由公園小徑漫步到商業大樓，自雜藝劇院搭車前往城市另一頭的餐館，渾然不覺城市正在他腳下安靜地呼吸。他只是自私地從街道河流掬取人生的甘味，理它什麼春秋四季歲月如梭。愛情的步伐，不過是公園大道與第五十九街之間的距離；生命的轉機，或許是從百德森路與聖喬治街的街口開始。

街道前往的方向，就是我前往的方向。

而我以為，觀察一個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觀察它街道上的女人。當一個城市的街道充滿來來往往的女人，表示這個城市的街道既安全又自由，民主且平等，因為它的女性居民並不被任何宗教法規或過時傳統所束縛，她們同時覺得單獨上街完全沒有不妥或任何值得當心的憂慮，她們跟男人一樣出門，工作、出遊、交友、享樂，獨來獨往。

進一步觀察那些女人的服裝，又能加深對城市的理解，如果她們打扮時髦，講究穿著，表示這座城市的富裕與文明。若是她們的新裝剪裁依照傳統特色，而不是世界流行設計師的產品，也能探測出一個城市的本土文化底蘊，及，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深度與意願。

最有趣的，卻是女人在街道走動時腳上所穿的鞋子。當女人的鞋跟愈高、愈細，城市的交通網絡通常愈加成熟，人們的平均收入也愈高，因為，顯然這些女人都不需要走路，而不切實際、不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當然是為了無懈可擊的精緻生活上一點奢侈的點綴。當那些女人哀痛自己無端受苦的足踝，聽起來更像是華麗的詠嘆調，而不是哀傷的輓歌。

偶然，一個黃昏，在城市的某段不知名街道遊蕩時，聽上一段這些女人的無病呻吟，不由得，帶出陌生人臉上的一抹微笑。

（發表於台北版ELLE雜誌）

粗魯的年代

皇室到了今日，未必含有飽滿實質的政治意義，說穿了，不過是傳統文化禮節的代表。英國女王謹守著的，不是她個人的尊嚴，也不是她家的權力，而是作為一個文化象徵存在著。尊重她，就是尊重英國歷史文化。

可惜，讓率直的美國布希總統結上尊貴的白領結，也不能阻止他懶得從善如流的習慣。他看著八十歲的女王，說她上次一七七六年，啊，不，是一九七六年來美國。然後，他臉不紅氣不喘地，朝面容嚴肅的女王眨了個眼，算是以幽默代替道歉。

當年布希進行他的歐洲之旅時，就時常在狀況外，甚至脾氣偶而失控，舉止總不時讓接待他的主人挑高眉毛。他的幕僚們解釋，這是一趟漫長且疲倦的旅行，總統因為身體狀況而不能掌握自己的言行。那趟歐洲之旅下來，布希本人恰巧印證了歐洲人對德州牛仔的刻板印象，也是迄今布希政府政策所勾勒出來的角色性格：強勢的單邊主義，拒絕京都協議，倨傲的鋼鐵保護政策，冒失的伊拉克戰爭等等。

在巴黎，因為忘了記者先前的問題，布希總統故作哈哈，調侃人過了五十五歲就是這麼不中用。站在一旁的法國總統席哈克，禁不住，望了他一眼。席哈克當年七十歲，剛選完法國總統大選，他的高齡是對手強烈抨擊的敏感話題。我們的小布希顯然沒做功課。當一個美國記者使用法文請教席哈克問題，布希當場譏諷他未免太過「洲際化」。到了俄國聖彼得堡，沒耐心的布希在Hermitage博物館頻頻看錶，而那趟參觀不過二十分鐘長。從來不是好學生的布希或許沒有惡意，可是，他的動作已經弄得俄國人非常難受想哭。

也許，對布希與ＣＮＮ來說，這個世界目前最大的危機是恐怖主義。對地表上大多數人來說，每天，真正要處理的難題其實是粗魯，而恐怖主義不過是抽象而遙遠的新聞標題。粗魯日日發生，無所不在。布希總統屢次錯失外交禮節，並不僅僅反映出布希這人個性率直，人格欠缺體貼晶片，不想或不能精準使用語言；他事實上再度提醒了－－就像我們每天不斷被很多生活小細節提醒一樣－－我們是活在一個多麼粗魯的年代。無論是在台北街頭開車、上海虹橋機場排隊、巴黎餐廳吃飯、或在曼谷運河搭船，我們總是為粗魯所包圍。我們推撞著他人，他人也推撞著我們。

人類不同的情緒解釋為粗魯提供理由，像是文化上不被理解的沮喪，或身體倦怠所引起的莫名怒氣，或想要為所欲為的自我意識，這個世界上，越來越多人的態度就是想不顧一切，推開他個人眼裡所謂囉裡囉唆的所有繁文縟節，聳聳肩，懶得理你，我就是這樣，你要怎樣。

隨便啦。

自西方的啟蒙時代以來，個人便是自己道德判斷的主人。道德權威就在我們人類身上，不再是一些遙不可及的神秘對象。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說，「我是我，我從自身而來；藉抉擇與行動，我打造自己。」如同古老部落使用一支長棒代表他們世界的中心，無論去到天涯海角，他們都會帶著這根長棒，插到地上作為他們理解世界的根基。我們自己的道德標準就是我們的長棒，我們用它來判讀這個世界。

有時這根棒子是個人理智，有時它追隨國家法律與規範；有時它不過反映、或者掩飾我們個人的自私。當現實生活不符合自我中心的期待，我們便覺得自己有這個權利去對他人粗魯。對布希來說，記者應該謙虛，即使這個問題是針對法國總統而提的，但他以為對方不過想炫耀語文能力；對法國餐廳服務生來說，客人應該都會講法文，懂得給優渥小費，還要體諒他的女朋友今早跑掉了，春天來了而他還在工作；對台北計程車司機來說，即使在市區，每一輛車時速也值得超過六十，長髮女生都該禁止開車上路，而政黨領袖全都罪該萬死。

當別人與他們的期待逆行而悖時，他們便認為自己被冒犯了，於是決定生氣，回敬以粗魯。所有粗魯的背後，總有當事人非常站得住腳的初衷。

關於現代人的粗魯，其實無藥可解，只能靠理性原則與社會法制去平衡彼此的中心意識。因為，我們已經走到了個體自行承擔道德責任的這一步，再不能要求一個皇帝、一位神、或一套學說來“統一”所有人的道德依據。

面對粗魯，更多時候，我們都該向年過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的席哈克學習。當他看見布希的粗魯時，他只是面帶微笑，轉過頭，裝作什麼都沒發生。

而英國女王更高明，當下，她斜睨了布希一眼。到了隔天回請美國總統的英國晚宴，作為主人的她優雅地說，也許，我該從一七七六年說起。

我看見你看見我

當美國維省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發生時，違反人類逃生本能，研究生阿爾巴古帝（Jamal Albarghouti）不但沒有迅速離開現場，反而拿出他的諾基亞手機，像個犯難的戰地記者往槍聲連連的教室大樓匍匐前進，開始拍攝。不到半小時，他的四十一秒記錄已經被有線電視新聞網重金買下，全球播放，同時也上載至YouTube網站跟他自己部落格，點擊率當晚即累積百萬人氣。媒體與科技業者同聲慶賀，這是市民記者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時代，人人都可以是現場的新聞見證人。

沒幾天，美國全國廣播電視台收到了槍擊案元兇趙承熙的包裹，裡面包括了長達二十三頁宣言、四十三張照片和二十八份錄影資料。當然，他的影片很快上了螢光幕，讓全世界親眼目睹他的憤怒與失落。趙承熙不假他人之手，自己“訪問”了自己。他，也是一個市民記者。

歡迎來到YouTube年代。前不久，世人還在討論Google如何從此改變了我們的知識地貌，科技形式已經又一次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內容。

在這個人人記錄、人人寂寞的部落格時代，越來越多產品必須冠上一個英文小寫的“i”（大寫的“I”為我，小寫的“i”為小我），以訴求看似微不足道的個體，深化他們的獨立存在，頌讚偉大的個人力量。什麼東西都是“你的”或“我的”（“你的”其實就是指涉“我的”），不再是“人人的”、“全家的”、“全國的”。連法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候選人也擁抱如此策略，她的政見核心即是“你決定法國的未來”，她的責任只是聽“你”說。

權力分散，去中心化，多元價值，讓美國時代雜誌去年根本選不出一個年度風雲人物，他們最後只好說，那個人就是“你”。因為這是一個“小我”的新世界。“你”──也就是“我”──才有資格主宰。

且不論這份權力是否被過度誇大，或“小我”是否真的更不容易沈醉於權力的虛妄性，我們的確已經活進一個人人自創頻道的時代。由於現代人學會懷疑國家政府與主流新聞媒體，我們更願意採信業餘者的說法。當我們睜眼檢視機構權力，卻忽略了業餘者的人性與專業訓練，我們總以為業餘者沒有利益動機去說謊或犯錯，而政府或媒體大部分時候卻很難逃脫這層嫌疑。其實，瀏覽網路時，就像我們收閱主流媒體一樣，都需要適當的懷疑反思，以為每一個部落格之後都是一個知識達人乃是我們時代的危險認知。

YouTube崛起，更狂捲起一股小我風潮，各地業餘者興致勃勃製造不同的影片，非職業化的拍攝手法結合了自我曝露的渴求，勾引了觀者眼見為憑的信仰。我需要看見你與看見我，兩股慾望扭轉成麻繩，強力拉動每個小我征服世界。點擊率成了最新指標，只要是大家都想看的東西，就是好事。

就某方面，研究生阿爾巴古帝與賓拉登、趙承熙、乃至把激情照貼上網路相簿的台灣高中男生，都分享了相同的心態，他們都追求個人的網路點擊率。這已不是舊有認知上所謂菁英文化對抗大眾文化的拉鋸戰，而是小我要求被注意的銳利尖叫。

在這個人人有頻道、個個沒人看的YouTube年代，炸掉紐約雙塔、殺掉三十二個人、流通性愛錄影帶都不過是讓別人看見自己的一種方式。而，研究生阿爾巴古帝雖然沒傷害任何人，他卻滿足了趙承熙的期待。

他讓趙承熙的行蹟被我們看見，同時，也讓他自己被看見。

（2007年5月4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條條大路通環保

波蘭跟歐盟抗上了。隨著歐盟版圖擴大，東西歐交通吞吐量日增，波蘭政府想要新建一條公路。問題來了，這條路將經一地美麗河谷，位居一處歐盟劃為自然保護地的古老森林。波蘭宣稱，路不這麼走，繞個大彎，將會破壞更多農地自然，築路成本過高，但若不開路，無法帶動波蘭經濟貧困的弱勢地帶。歐盟再三告誡，華沙仍置之不理，歐盟於是決定把波蘭政府提告歐盟法庭，而波蘭決定舉行公投，以民粹主義姿態抗爭到底。

波蘭農民生氣地說，“歐盟要我們保持落後。那些歐盟官僚又不住這裡。那些自我標榜的環保人士告訴我們，這種事他們最懂。都是歐盟的陰謀。”

聽起來很熟悉？

台灣蘇花高爭議演變至今，儼然是台北菁英與花蓮鄉親的貧富對抗，環保主張與經濟主調經典地互不對話，經政黨語言反覆折騰後，環保善意聽起來居然像在幫有錢人蓋他們的後花園。

誠然，如台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常說，開路不等於建設。蓋了蘇花高，不見得能發展經濟，外來車流卻將污染台灣“最後淨土”。更別提這條路還要穿過台灣島的龍脈，挖斷萬年水脈，破壞原始生態，物種可能滅絕。然而，反對興建者卻無法回答花蓮鄉親想要在地讀書就業的渴望，叫他們停挖砂石，卻不能給他們另一根釣魚竿。觀光大旗像根花稍胡蘿蔔掛在前頭，但是，以一個不開車上路的旅客角度來看，目前花蓮根本沒有交通動線供旅人來去自如，空有大自然寶藏也無法轉換成觀光資源。

我向來以為，道德勸說不足以服人。我們住在台北市的人，只不過因為環保署想要針對停車不熄火超過五分鐘的車輛進行罰款，就已經高聲跳腳，報紙社論及環保團體都抗議立法過嚴，又怎能把自己的環保贖罪劵買單到花蓮人身上。

丹麥學者龍伯格（Bjorn Lomborg）二OO一年出版了史上最具爭議的環保著作《懷疑的環保份子》，龍伯格是綠色和平成員，堅貞的素食者，連魚肉也不食，卻寫了厚厚的五百多頁，蒐集了三千多條註解與一百八十二個圖表，宣稱西方世界近來其實只有變得更好，而不是環保人士所宣稱的那般慘烈。他批評古典環保學家如史丹福大學教授保羅艾希利（Paul Ehrlich）等人，搞了所謂四條環保“連禱文”，即自然資源即將枯竭、人口太多以致糧食不足、各式物種逐漸滅絕、水與空氣都嚴重污染，因此，人類在地表上的活動只在毀滅我們的地球。

龍伯格說，問題是，數據並不支持這些教條。事實上，羅馬帝國以降，自然資源只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經濟發達的國家人口長壽卻生育減少，因為科技發達，餵飽了大部分人口；在未來五十年內，只有百分之零點七的稀有物種會消失，而不是以前相信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至於最後關於工業發展污染空氣、因此應該減緩經濟發展的說法，龍伯格主張反而應該加速。他不否認全球暖化趨勢，他以為更大的危機是人類沒能好好處理問題。

可以想見傳統環保論者對龍伯格著作的激烈反對，但龍伯格關心人類全體福祉，他以為唯有所有人活在一個壽命更長、食物更充裕、人人更平等、閒暇時間更多、風險更少的世界裡，環保議題才能被更有效解決。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點。他請求所有人注意非洲相對貧困的處境。同理，當西方國家極力攻擊中國的瘋狂發展，不如協助中國趕緊通過這個階段，脫離貧窮，提升品質，減少污染。

發展落後未必是有效的在地保存，更何況花蓮其實有城有鎮有人，並不是一塊純粹的荒野空山。要解決環保議題，恐怕還是得先從在地人的經濟生活著手。

我住台北市，我為花蓮人請命。

(2007年5月19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無法解釋的1%

普立茲獎得主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傅利曼，曾經著名地批評巴勒斯坦人的自殺式炸彈行為不是出於絕望，而是自戀。

傅利曼評道，這些巴勒斯坦人才不要真正的和平呢，他們要的是血和淚，與一個從中建立起來的家園。他們迷戀這種烈士般的悲壯情調，足以讓杜鵑泣血，令秋風悲鳴。

不然，為什麼當初柯林頓政府所提出的和平協議，裡面百分之九十九的協定內容都已經符合巴勒斯坦人建國的希望時，阿拉法特幹嘛要從談判桌上起身離開呢？百分之九十九喔。（意思是，不然，他還想怎麼樣呢，人不可以太貪心啦。）因此可以推論，阿拉法特根本沒有真心希望巴勒斯坦建國，他只想摧毀以色列，當一個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不然，（又一個「不然」），他為什麼不積極建設巴勒斯坦？為什麼從來沒聽過他提過任何教育政策或減稅方案？為什麼每天只見他戴著黑白方格的頭巾，穿迷彩裝，在後臀擺上一把手槍，裝成一副革命領袖的模樣，到處去西方領袖的沙龍作客、談笑風生？他什麼都不做，只會任由他的人民將自己做成活動炸彈，一波又一波，殘忍又無情地殺害無辜猶太市民和自己的生命。

你怎麼跟一個視死如歸的人談判？他就要死了，他什麼也不在意。

喔，他在意。他當然在意。死亡是一種對生命的凝視。對生命越有期待，越介意自己活下去的方式。當那些你說是恐怖分子也好、愛國戰士也好的活動炸彈，從大鬍子、滿身臭汗、一臉橫肉的宗教狂熱者轉成十七歲、品學兼優、友善害羞的清秀佳人時，一個人不得不開始思考這中間必定有什麼線索被遺漏了。也許，沒錯，他們不見得是出自絕望，他們只是終於發現身體是一種武器，而恐怖是一種有效的戰爭方式。

有個猶太朋友在午餐時間憤怒地說，以色列理所當然該給巴勒斯坦一個教訓。誰能夠活在一個時時充滿危險的環境？每次你上街、吃飯、跟情人約會、喝個咖啡、去超級市場買包衛生紙，你都有可能會被活活炸死。這位朋友容貌俊美，舉止優雅，談吐理性而有趣。一個典型的紳士。談起這檔子事，頭一次，他忘了在我坐下時為我拉開椅子。且，接下去的時間裡，我幾乎無法跟他繼續對話。為了維持友誼，一個人只能閉嘴。

沉默之際，我思索那個神秘的百分之一。僅僅百分之一的協議內容，讓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從談判桌離開。頭也不回。他們抱怨，可惡的阿拉法特寧可把他的人民一個個當人肉炸彈，也不願對那百分之一妥協。就只是百分之一。

我覺得不寒而慄。

因為，對協議內容百分九十九與百分之一的判斷，是主觀而微妙的。對以色列人來說的百分之一，也許是阿拉法特的百分之九十九。有了大國在背後撐腰的以色列每讓一步，都覺得是施捨，是犧牲。他們對阿拉法特「敬酒不吃吃罰酒」的不耐，使我聯想，未來，台灣與中國談判時，會不會也出現這個無法解釋的「百分之一」，讓傅利曼寫下這麼一個句子：「台灣有過她的機會，可是她卻選擇走開。現在，她必須自行承擔後果。」

(原發表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