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到了今日,未必含有飽滿實質的政治意義,說穿了,不過是傳統文化禮節的代表。英國女王謹守著的,不是她個人的尊嚴,也不是她家的權力,而是作為一個文化象徵存在著。尊重她,就是尊重英國歷史文化。
可惜,讓率直的美國布希總統結上尊貴的白領結,也不能阻止他懶得從善如流的習慣。他看著八十歲的女王,說她上次一七七六年,啊,不,是一九七六年來美國。然後,他臉不紅氣不喘地,朝面容嚴肅的女王眨了個眼,算是以幽默代替道歉。
當年布希進行他的歐洲之旅時,就時常在狀況外,甚至脾氣偶而失控,舉止總不時讓接待他的主人挑高眉毛。他的幕僚們解釋,這是一趟漫長且疲倦的旅行,總統因為身體狀況而不能掌握自己的言行。那趟歐洲之旅下來,布希本人恰巧印證了歐洲人對德州牛仔的刻板印象,也是迄今布希政府政策所勾勒出來的角色性格:強勢的單邊主義,拒絕京都協議,倨傲的鋼鐵保護政策,冒失的伊拉克戰爭等等。
在巴黎,因為忘了記者先前的問題,布希總統故作哈哈,調侃人過了五十五歲就是這麼不中用。站在一旁的法國總統席哈克,禁不住,望了他一眼。席哈克當年七十歲,剛選完法國總統大選,他的高齡是對手強烈抨擊的敏感話題。我們的小布希顯然沒做功課。當一個美國記者使用法文請教席哈克問題,布希當場譏諷他未免太過「洲際化」。到了俄國聖彼得堡,沒耐心的布希在Hermitage博物館頻頻看錶,而那趟參觀不過二十分鐘長。從來不是好學生的布希或許沒有惡意,可是,他的動作已經弄得俄國人非常難受想哭。
也許,對布希與CNN來說,這個世界目前最大的危機是恐怖主義。對地表上大多數人來說,每天,真正要處理的難題其實是粗魯,而恐怖主義不過是抽象而遙遠的新聞標題。粗魯日日發生,無所不在。布希總統屢次錯失外交禮節,並不僅僅反映出布希這人個性率直,人格欠缺體貼晶片,不想或不能精準使用語言;他事實上再度提醒了--就像我們每天不斷被很多生活小細節提醒一樣--我們是活在一個多麼粗魯的年代。無論是在台北街頭開車、上海虹橋機場排隊、巴黎餐廳吃飯、或在曼谷運河搭船,我們總是為粗魯所包圍。我們推撞著他人,他人也推撞著我們。
人類不同的情緒解釋為粗魯提供理由,像是文化上不被理解的沮喪,或身體倦怠所引起的莫名怒氣,或想要為所欲為的自我意識,這個世界上,越來越多人的態度就是想不顧一切,推開他個人眼裡所謂囉裡囉唆的所有繁文縟節,聳聳肩,懶得理你,我就是這樣,你要怎樣。
隨便啦。
自西方的啟蒙時代以來,個人便是自己道德判斷的主人。道德權威就在我們人類身上,不再是一些遙不可及的神秘對象。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說,「我是我,我從自身而來;藉抉擇與行動,我打造自己。」如同古老部落使用一支長棒代表他們世界的中心,無論去到天涯海角,他們都會帶著這根長棒,插到地上作為他們理解世界的根基。我們自己的道德標準就是我們的長棒,我們用它來判讀這個世界。
有時這根棒子是個人理智,有時它追隨國家法律與規範;有時它不過反映、或者掩飾我們個人的自私。當現實生活不符合自我中心的期待,我們便覺得自己有這個權利去對他人粗魯。對布希來說,記者應該謙虛,即使這個問題是針對法國總統而提的,但他以為對方不過想炫耀語文能力;對法國餐廳服務生來說,客人應該都會講法文,懂得給優渥小費,還要體諒他的女朋友今早跑掉了,春天來了而他還在工作;對台北計程車司機來說,即使在市區,每一輛車時速也值得超過六十,長髮女生都該禁止開車上路,而政黨領袖全都罪該萬死。
當別人與他們的期待逆行而悖時,他們便認為自己被冒犯了,於是決定生氣,回敬以粗魯。所有粗魯的背後,總有當事人非常站得住腳的初衷。
關於現代人的粗魯,其實無藥可解,只能靠理性原則與社會法制去平衡彼此的中心意識。因為,我們已經走到了個體自行承擔道德責任的這一步,再不能要求一個皇帝、一位神、或一套學說來“統一”所有人的道德依據。
面對粗魯,更多時候,我們都該向年過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的席哈克學習。當他看見布希的粗魯時,他只是面帶微笑,轉過頭,裝作什麼都沒發生。
而英國女王更高明,當下,她斜睨了布希一眼。到了隔天回請美國總統的英國晚宴,作為主人的她優雅地說,也許,我該從一七七六年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