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底，為了主辦WTO，香港政府準備了港幣兩億五千六百萬預算，另外還從民間募款港幣五千五百萬，結果幾天會議下來，整體營收卻不過一億港幣。
會議進行期間，擔心反對WTO的群眾示威抗議，香港政府派出九千警力進紮會議中心所在的灣仔，二十四小時管制交通人流，使得金融機構匯集地的中環幾成死城，連帶著商家地價比巴黎香榭大道更貴的銅鑼灣商業區都沒得生意可做，零售業績下滑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同時旅館住房率仍維持百分之八十五，跟去年同時期差不多，旅客人數並沒有因為會議而增加。然，由於會議，大量倚靠旅遊消費的香港，今年，卻被迫可憐地錯過了聖誕商機。
花了納稅人錢的香港政府卻說，錢，不是問題。重點是告知天下，香港乃是一處自由安全的國際金融中心。言下之意，這些鉅額赤字不過是城市的廣告費。問題是，香港為自由貿易港已是一百年的歷史，需要重申這個簡單的事實嗎？
在旅遊貿易興盛的全球化年代，城市宣傳成了一門嚴肅的生意。這筆賬算得艱辛而複雜。為了將自己的位置在地圖上標的出來，渴望做個所謂世界級城市，吸引世人前來旅遊、消費、投資、貿易，每個城市無所不用其極：要不積極爭取主辦國際活動，如奧運、世界經濟論壇等；要不舉辦大型文化活動，艾維農藝術節、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法蘭克福書展為例；要不發揚舊有傳統，好比西班牙奔牛節、巴西里約的嘉年華。巧立名目，渾身解數，散盡千金，就為了替自己城市打造個金碧輝煌的名聲，能在世界黑夜裡散發奪目的光燦。
這個方法看似有效，譬如，要不是因為電影獎，沒有人能指出法國小城南特究竟在地球表面的哪個東西南北。也難怪，名聲早已是錦上添花的巴黎與倫敦還要為了奧運主辦權，爭得面紅耳赤；而英國愛丁堡拿到全歐文學城的榮銜時，其他歐洲城市即變臉成了荷爾蒙失調的忌妒情婦，尖酸刻薄地諷刺無端受寵的愛丁堡到底出過幾個正經的文學大師。
但是，這種花大錢搞活動畢竟只能爭得一時名聲，並不能永久保證城市生命的持續力。希臘雅典辦完了奧運之後，奧林匹亞的子孫仍舊一臉憔悴回到文明夕陽的陰影下，還新落得一身債。上海大肆搞了藝術雙年展，卻有點不知所終。
在台灣，台北市最樂於經營城市文化，成立文化局，積極搞小型電影節、作家駐村、藝術特區等等，但始終突破不了廟會大拜拜的格局。因為官方對藝術文化有既定想像，所以他們對受眾也有既定想像，這就決定了他們的邀請對象、活動內容、預算分配及宣傳管道。由政府主導文化品味，向來都是災難。
一個城市真正的生命力終究必須來自它本身的開放多元。城市唯一的功能在於提供舞台，創造機會，給各路人馬發揮才幹，實踐自我。二十世紀初的巴黎為何至今令人嚮往，即因它包容了來自各國最不羈最落魄最狂野最聰明的人才，它不判斷、不篩選、不評論，它只是讓他們留下來，作他們想作的事情，於是巴黎有了美國爵士樂、達達運動、畢卡索油畫、艾略特的詩、香奈兒時裝和嬌蘭香水。巴黎給了他們機會，他們於是以他們瑰麗的作品回報了巴黎。
台北其實需要做到的不過是開放自己的城市。官員忘記自己對文化的定義，文化圈子放棄自己的保護主義，讓全世界的人都來台北生活創作。管他東京人孟買人莫斯科人上海人還紐約人。你要跟我談中國威脅論嗎？當你擁有文化自信心的那一天，你還需要怕嗎？
（發表於2005年12月2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