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種鳥沒有腳，生下來就不停地飛，飛累了就睡在風裏，一輩子只著陸一次，那次就是它死的時候。」這是《阿飛正傳》裡張國榮角色的寫照，卻也是明星張國榮的寫照。
2003年愚人節那天夜裡，兩岸三地的電話、簡訊滿天亂飛，各式惡毒搞笑作怪的玩笑嗶嗶作響，其中一則關於張國榮自殺的消息，起初沒有人相信。當網路上、電視上出現香港文華酒店門前一片血跡、欄杆因受重撞而彎曲的畫面，眾人才驚愕發現最愛美的張國榮真的選擇了慘烈地死去。
藝人自殺，時有見聞。前不久才有陳寶蓮，剛剛產子，卻從上海公寓躍下。當年與張國榮有瑜亮情結的陳百強，上吊自殺；著名的阮玲玉，寫下了『人言可畏』四字，把毒藥混入稀飯，一匙一匙餵進自己胃裡；二十世紀全球公認的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自殺，死在自己床上；八○年代紅極一時的翁美玲，僅二十六歲，在自己公寓燒煤氣身亡。當藝人死亡時，我們習慣用自己對這個人的喜好程度來發表評論。在追問完死亡細節之後，如果我們喜歡這個人，我們開始流淚，用這個藉口開一瓶酒，追悼這位風華絕代的明星和我們為之神魂顛倒的青春歲月。如果我們恰巧對這名藝人沒太多好感，那麼，說兩句刻薄的俏皮話，展示自己的機智，成了這一天的亮點。
在克服了第一時間的震驚之後，即使，如張國榮如此重量級的藝人，都免不了要遭受一些可笑的報導與評論。憂鬱症是理所當然的猜測，同性戀身分被提起，生前所謂的怪癖一一浮現，胃液倒流的困擾，演靈異片導致入魔的可能性，紅顏難免薄命，乃至於戲子終究是戲子，連赴死都要轟轟烈烈。他的《胭脂扣》，他的《霸王別姬》，他的《花田囍事》，他的歌舞和他的蘇格蘭裙，此刻，變得一點也不重要。
二十世紀七○年代，當家家戶戶都有一台電視機，整個世界進入彩色螢幕時代，評論家便預言，再不會有如貓王或披頭四這類超級巨星出現了。在這之前的年代，資訊缺乏，影視資源有限，觀眾注意力集中，沒有其他選擇，所有熱情都被壓縮在同一個人身上爆發。觀眾對明星的喜愛也純粹而甜蜜，專情中帶有敬重的情緒。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連關上家門之後，離開電影院之後，就算搭地鐵、過馬路，都會經過一兩個超大螢幕或戶外廣告招牌海報，無數個明星臉孔爭相向你微笑，對你取悅，朝你諂媚。明星就像是手機外殼的花色，可以隨時換季。你的態度因之變得輕佻而玩世不恭。
這些簡單的商業邏輯，就像流行星座學、心理測試，合理解釋了明星作為一種現代商品的存在，與群眾口味的市場操弄。但，曾經作為一個戲劇學生的我，其實向來對藝人多一份同情──不是憐憫，而是同情。因為我知道，好的表演其實需要多少苦日子的磨練與排演；而，要站在台上，面對那些來路不明的不知名觀眾，其實是多麼需要勇氣。他們是善意是惡意是好奇，全不知曉。年輕的張國榮曾經在一次表演中，配合舞蹈動作，將頭上帽子拋下舞台，結果卻遭觀眾即時回拋，一直到了寫回憶錄時他仍對此耿耿於懷。趙薇好好一個人站在台上，被人狠狠從頭到腳淋了一桶糞水。
我曾說，明星是一種體質。除了一種淡薄的嘲諷氣味，我想指出的，其實是驚嘆他們面對群眾的熱誠與執著。每個人都想當瑪丹娜，可是絕對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變成瑪丹娜。才華很重要，卻不足以讓你站在舞台上。或許是錯誤的自我認識，或許是輕微的自我曝露狂，或許是過度龐大的自我愛戀，明星的體質讓他們能夠耐心地期待陌生人的共鳴，靠一些空洞的零散掌聲而滿足。每一個藝人都像是《慾望街車》的白蘭琪，倚賴陌生人的施捨過活。他們成名的代價，就是如同《阿飛正傳》說的那隻傳說中的鳥，始終漂浮在半空，腳踏不到地，遠離現實，所以我們才能從我們卑微的生活裡抬頭仰望他們，發出驚嘆。
一名優秀的明星，是社會珍貴的資產。在影音只會越來越發達的今日與未來，他們的影響力可以跨過國界、地理、種族、性別與年齡的限制，他們的文化成就不下於一名睿智的作家或優秀的藝術家。我們需要他們，喜歡他們。我們偶然創造他們；我們，更常，毀棄他們。
與其再去說什麼他不就是化身程蝶衣了嗎之類的聰明話，還不如回家租片，安安靜靜重看一遍《阿飛正傳》。
（發表於2003年4月3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當時仍住在北京，晚上跟一群同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吃飯。越南米酒裝在深色土甕裡擺上桌來，人人都要從一根很長的吸管拼命啜飲。突然，飯桌上的四支手機同時響起。南方傳來驚天動地的消息，張國榮跳樓。地點是我最喜愛的文華酒店。吃飯吃一半，我忽然沒了心情。看著北京寒冷的夜色，異常想念香港的燈紅酒綠。一直以為沒有腳的鳥是自己，想想，其實我的生命畢竟沒那麼深刻。對中國來說，我也不過又一個北上飄的人。對台灣來說，我只不過一個小搖筆桿的。文華酒店竟成了我鄉愁的對象。在這個世上，不過是個旅客，飯店就是她的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