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海嘯發生之前，大部分動物已經本能地測知並紛紛逃走。當三十呎高的海浪卷到岸邊，許多人從沒見過這麼雄偉華麗的浪濤，竟好奇地奔向沙灘觀賞。我們的斯里蘭卡司機說，災難發生時，人類只是讓情況更加惡化。
二ＯＯ四年十二月二十六號早晨，我們計畫搭乘火車前往斯里蘭卡南方的海邊城鎮高樂（Galle）。這列火車天天七點從首都哥倫坡出發，緊貼著蔚藍海岸線奔馳，每每到了漲潮時分，慵懶的海水爬過海岸線，淹漫火車急馳的軌道，整列火車就像在水面上行駛。在旅客的度假心緒裏簡直浪漫不過。臨時發懶，我們決定改租車子走公路。一念之間。那列火車後來被海浪卷出了軌道，於海水中翻覆，火車上近千名乘客無一生還。
十點多，快到高樂，一波波人潮如同戰爭難民般張惶失措朝我們的方向湧來。我們仍繼續往前。直到一名員警攔下我們，因為前方的橋樑已斷。車輛，人群，亂成一團。沒有人曉得自己該往哪里走。只知道要逃。
汽車只得離開海邊，開始沿著山路蜿蜒爬升。電話通訊全斷，交通工具短缺，世界又回到了網路還沒有被發明出來的年代，徒步的人們攜家帶眷，身無細軟，滿臉倉皇，如同夏日搬運食物的螞蟻緊密地連成長串蠕動，狼狽地尋找新的海岸線。舊的海岸線隨著他們匆忙拋至身後的家早已了無蹤跡。當時，還沒有人知道這是七百年才發生一次的大海嘯，也不知道海嘯囂張地吞噬了印度洋的所有海岸線，在短短時間內席捲了至少二十萬人的性命，失蹤人口最終竟是無從統計。海嘯從印尼地震的震央出發，一路乘風破浪，航經泰國、斯里蘭卡、印度、馬爾地夫，直到東非海岸另一塊洲陸擋住它的去路。
即使在那麼戲劇化的龐大時空裏，幾十萬人的性命全部黏在一起，一個個體其實還只是困在他小小的生存意識裏。身處於當時情境，人並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你甚至不清楚自己還活著是那麼千鈞一髮的幸運。一個不足外人道的愚蠢決定，秒鐘內發生的一丁雜念，向左走向右走的莫名衝動；早一點晚一點的分秒差距，決定一個人是否還能喝到隔日早餐桌上的咖啡。
生命的去留，真正沒有一點道理。
這些思考，都是事後才會隨著旭日的光線一點點慢慢顯現。當下，卑微的人類渾然不覺自己正與死神擦身而過。
隨著海拔的陡升，山的另一邊，便是著名的「泰米爾之虎」轄區。斯里蘭卡的移民來自鄰近的印度大陸，其中，僧伽羅人來自印度的西部，信奉佛教，操僧伽羅語，成為島嶼最早的統治者和最大族群。弱勢族群泰米爾人使用泰米爾語，來自印度東南的泰米爾省，信奉印度教。一九九一年，泰米爾之虎為了爭取獨立，遠度重洋，刺殺了當時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兩年後，在可倫坡街上的國慶遊行裏，斯里蘭卡總統Premadasa再死于泰米爾之虎的自殺炸彈。雖然「泰米爾之虎」決定與現在政府和解，進入國會運作，但二ＯＯ四年他們不滿意他們獲得的國會席位配額，維持不過兩年的和平又將危危欲墜。海嘯發生後，過了好幾天，外界才能進入泰米爾之虎控制的地區幫助搶救。可倫坡主導的斯里蘭卡電視臺不斷呼籲人們暫時放棄歧見，儘量以自己的語言向自己信奉的神祇禱告，攜手過渡海嘯的悲痛。這些看似理所當然的感情召喚，卻引來對政治企圖的懷疑。究竟是可惡的政府在借機大作政治宣傳，或泰米爾之虎的狹隘心態讓他們不願顧全大局，在經歷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之後，面積不過六十五萬平方公里的斯里蘭卡總之仍分裂地躺在印度洋上。
晚間，在電視畫面上找不到我們原本要投宿的旅館。高樂，類似臺灣淡水紅毛城的歷史古城，連著其他海邊城市一齊捲入海洋。孩童屍骸，殘破屋樑，翻轉車輛，混著樹木、傢俱、電視機、佛像，默默無語地曝曬於隔日依舊起早的豔陽下，很快發臭，腐敗，不復昨日的光鮮嬌嫩。
同時，蓊郁嫺靜的山區裏，雲霧像條輕靈的白龍彎曲著身軀，靜靜棲息于佈滿茶園的墨綠山脈腰內，樸拙的民舍窩藏在白龍的腹部之下。當白龍輕輕呼吸，濕潤的空氣隨即撲面而來。藍色天空不是散發咄咄逼人的亮澤而是質地溫柔的光蘊。錫蘭的古老茶園一如往常。海邊的騷動似乎發生在另一個世界，與這塊島嶼毫無關係。手裏捧著湯色純淨的紅茶，嘴裏嚼著溫熱的英式三明治，身邊環繞著乾淨茂密的茶樹，劫數也好，天譴也好，屍臭也好，都只是發生在電視畫面裏。人與自然似乎又回到了一個平衡點。
但，即使是周圍的沈默茶樹也不是天然的產物。他們不是上帝親手栽種的。那是人類殖民歷史的痕跡。一七九六年英國人來了之後，他們對島嶼的欲望改變了她的自然風景。沿海丘棱地，他們種植肉桂和椰子，後來由橡膠樹取代；中央山地留給了咖啡和茶葉。為了運輸這些農產品，英國人在全島各地架設鐵路、開設公路，隨著交通發達，城鎮矗起，貿易興盛，商品種類與數量日益繁多。或許歷史會見證，這個曾經在不同時期被不同殖民者喊過不同名字的島嶼就在此時進入了現代。因為，現代的象徵即是工業革命，由鐵路造成流動，由機器造成量產。
一場世紀海嘯，幾百年來精心打造的現代世界在幾分鐘內摧毀。現代，終究只是人類對自身生活環境一場徒勞無功的戰鬥？
災難，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新鮮。然，每當災難發生，人類便不由自主追問為什麼會發生，而「我」又該怎麼辦。一七五五年，里斯本發生大地震，幾千人喪命，全歐洲震撼，他們問，若上帝真的慈悲，祂所創造的世界果真美好，祂怎麼會讓這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在祂的子民身上。當時一名沒沒無聞的德國年輕人叫康得，有感而發，連續寫了三篇論文。在法國，伏爾泰與盧梭打起筆戰；年僅六歲的歌德頭一次感受懷疑與意識的存在。一場地震，震碎了當時歐洲的文明立基，引發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代表了人類願意自己負起思考責任的勇氣，和形塑自我生命型態的強烈意願。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被視為現代社會的開端。之後的人類社會不斷向前推進，發現、理解並進而控制我們的生存環境。我們以為我們沒有了神。只有自己。我們自顧自地創造了蒸汽機、摩天大樓、汽車、太空梭、電腦、冷氣機、手提電話。我們住在離地八十公尺高的雕塑建築裏，喝著遠方河流經過處理的水，坐在鋼鐵打造的交通工具裏一日跑萬里，睡在人造纖維床墊上，吞咽化學調配的高維他命丸，穿上機器縫製出來百萬件製品的其中一件。機械幫助我們超越了人類極限，滿足我們日趨精密的生活機能。
第五世紀時，剛剛弒父篡位的斯里蘭卡國王在森林裏發現了一塊平地突起的巨岩。方方整整，碩大高偉，經過人工切割似的的岩塊有著居高臨下的天然優勢，像顆上帝的骰子，被丟在印度洋上這塊島嶼的中央。害怕因自己滔天罪行而遭受報復的國王喜出望外，立刻叫人在岩頂建立豪華宮殿。岩頂寸草不生，於是他們沿著岩壁鑿出連串小洞當作臺階，繩索從頂拋下用來運輸物資，宮廷裏的食物飲水都用人工方式運送上來。在這麼精巧設計的生活機制下，國王才終於稍微覺得自己的性命受到保護。每天，他站在他的寢宮，他的領地清清楚楚像幅地圖攤平在他的腳下，誰在耕田，誰在打漁，誰在趕牛，誰在耕織，他盡收眼底。誰想要叛變，誰在收兵買馬，誰意圖攻打宮廷，老遠，他就能見到他們黃塵滾滾的身影，及早準備等著叛兵自投羅網。
人類為了生存的周密思慮，終究抵不住歷史的荒涼。如今的Sigiriya只剩下光禿禿的陡峭岩壁，依然從蒼綠林木中孤絕地探出頭來，傲然邈視這塊島嶼。岩頂的王宮遺下逐漸沒入土壤的房屋地基和因此滋養茁壯的幾株矮樹，供後人想像當年旖旎的宮廷風光，那些綺麗的雕梁、講究的家俬、奢華的刺繡、美麗的飲食、細緻的衣飾，不過換來頭頂烏鴉幾聲冷笑。
即使如此荒蕪，山頂下，一池接著一池的翠綠塘水既是美麗的花園景致又具實際的蓄水功能，在夕照之際還是熠熠閃著人類文明的光輝。人類，畢竟是靈巧的生物。我們依靠自然，同時，馴服自然；有時候，像這位斯里蘭卡國王，我們自以為創造了自然。
對一個人類來說，所謂自然，不僅僅是生長在他周圍環境的花草樹木、飛禽走獸及氣溫天候，還包括他所熟悉的人工環境。他從小一遍又一遍走過的街道，他每天都要喝上一杯的家常飲料，他經常聽見、有時也從他嘴裏吐出的老生常談，他必須不斷重複才能得到社會長輩贊同的儀式習俗，他觀察習來的文化觀念與社會制度，這一切一切存在於他生活環境裏的點點滴滴，對他來說，都是自然。透過創造自然，不自然的自然逐漸成為一種最自然不過的自然。我們以為我們算計了災難，便掌握了自己的生存。我們以為，從此，我們都能夠如同一位生活於岩頂宮殿的國王般遠離煩憂，長命百歲。
自然卻畢竟詭譎無常。一場地震、海嘯或戰爭輕而易舉地便改變了人的自然。他從此被迫去面對一個全新的自然。一個對他而言一點也不自然的自然。
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場工業革命，更重要的其實是里斯本大地震後的那場啟蒙運動。面對這些時時改變的自然，想要延續生命的人類必須要學習無論如何都要繼續存活下去。人類拋開了上帝，並不是拋開了對自然或對自己理解能力之外的事物的敬畏，而是拋開了對自然情境的深信不疑。開始，他對他的生存自然感到存疑。現代人失去的信仰與其說是對抽象上帝的忠誠，不如說是對自我生存整件事的把握。他終於領悟萬事萬物皆可瞬間改變，不需時間的累積，不用歷史的沉澱，也不必靈性的虔誠。他的生命必須牢牢倚靠的各式條件，並不是那麼天經地義。一切自然皆可推翻，也皆可建設。當時鐘停止的那一刻，故事能夠重塑，身分可以拼貼，回憶容易遺忘，觀點總在更動；他學會，生存本身就不是一件非常理直氣壯的事情。你只有現在。
於是，他活在一個失去歷史重心的時空裏。未來還沒有發生，過去已經不存在。就算是當下，也充滿了不確定性。他的經驗無法累積，因為環境隨時在改變，他也期待它會不斷改變，「當你想理解一個事物時，你站到它面前，孤立無援。世界的全部過去都將毫無用處。後來事物消失，你的理解也隨之消失。」沙特寫道。
這種信仰的空虛往往令人驚慌。現代人認識了懷疑精神，卻未必有能力面對這種近似無限黑洞的精神狀態。如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Czeslaw Milosz在他的名著《囚禁的心靈》談到大戰結束後，社會身分鬆動，百廢待舉，萬物等待新的定義，東歐社會於是面臨嚴重的信仰破產，「我們很容易就來到一個社會階段，缺乏一套共通的社會思想能夠有效地結合砍乾草的農夫、演算邏輯的學生及在汽車工廠工作的技師。」經過激烈絕望的殘酷戰爭，為了避免直接面對這團混亂，怒氣往往成為自我保護的手段。現代人充滿了憤怒。他最氣憤被欺瞞，因為他其實相信任何事物的真相都只跟個人的主觀認知有關。對他而言，這個世界不再關於挖掘真相，而是關於操縱真相。他不願意受限於自己的純真無知。「既然這個世界如此殘酷，一個人就必須將一切都減低到最簡單及最殘酷的元素。」
缺乏了天真的保護，現代人於是就像早熟狡猾的街童，過早見識世界的殘忍，為了在危險街頭存活下來，養成一副吊兒郎當的神情，並隨時都準備對世界嗤之以鼻，以求隨時能抽身而退。
憤世忌俗的哲學或許使現代人逃開了失望的命運，卻引領他到另一個更可怕的危機，即讓他成為一個狂熱份子。既然世界不可靠，至少他可以形塑一套堅忍不拔的個人哲學作為他航行世界的羅盤。狂熱的激情如同強烈太陽直接照亮他整個世界，一切疑慮的陰影立刻無所遁隱，事物少了需要思辯的層次，使一個人的生命頓時有了重心，射箭有了目標，從此夜晚睡覺無須輾轉反側去思考世界的出路。但，狂熱是種危險的情緒。當他只相信最直接、最直白、最赤裸的道理，並將之變成他萬年不變的準則，他就再也聽不進一句異教徒的語言，不能容忍他們在他周圍活動的氣味，完全排拒端詳他們的臉孔。他只相信他相信的。並且以全部的理性極力去支撐他的唯一真理，讓整件事情變得毫無推敲的餘地。所以，你問，為什麼那麼小的一塊島嶼，孤獨地漂浮在印度洋上，斯里蘭卡人還能互相仇視廝殺，弄得自己一點生活的空間都沒有？
走在斯里蘭卡街上，島民善良淳厚，對外來人親切而好禮，熱情又慷慨。他們臉上總掛著羞怯的神情，穿著樸素整潔，手腳輕慢，脊樑挺直，在異鄉人走過去的那一刻，潔白唇齒忽然如百合花朵在他們黝黑的臉上綻開，眼睛炯炯有神地對你微笑，下一秒鐘，你已身在他們家客廳裏。他們簡直是天堂的孩子。你會這麼想。但是，當他們感覺威脅，拿起他們宗教式的純粹激情，他們眼中的最後一絲博愛也會消失。
身為臺灣人，我太清楚這種純潔的感情如何轉成無情的固執。在一塊緊鄰大陸的移民島嶼上，經歷了複雜的殖民階段，雜種文化本應是肥沃的社會土壤，執意要在如此基礎上去蒸餾出貞烈的善男信女，無異主動棄權參與這個承認變動的現代世界。想起那些似是而非的族群論證、政治糾葛及文化分歧，一個人不難明白為什麼憤怒時時浮現于每段對話裏。因為怒氣是最容易的語言武器，它容許人暫時放下複雜難解的理性分析，讓人不用傾聽，只須震耳欲聾地吼叫。無需自我辯駁，只要逼著對方表態、澄清、爭辯，所有語言都旨在攻擊、而不是溝通。彷佛，一個人只要吼得夠大聲，就可以蓋沒自己內心那個微弱的懷疑聲音。
到了二十世紀末，斯里蘭卡裔加拿大作家麥可翁達傑在他的書裏寫道，「榮格在一件事情上是百分之百正確的──每個人都受他所信奉的神祇所主宰，錯的是妄想和他的神平起平坐。」
多少世紀，人類忙著與自我創造的世界搏鬥。曾經為上帝所主宰的世界，邪惡不再是撒旦的專利，而是直接出自人類之手。二次大戰的猶太集中營、南京大屠殺，直迄不久前的波士尼亞戰亂、尚未結束的剛果內戰、盧安達的滅種戰爭，人類活在其他同類創造的地獄裏。宗教、種族、階級、文化，不是個體安身立命的根基，卻是純粹主義不經思考的方便藉口。看似寧靜祥和的斯里蘭卡，早在海嘯席捲之前，就已經裹在自己一手創造的爭鬥裏。專橫的政府軍隊、北方的「泰米爾之虎」及南部的馬克主義遊擊隊幾十年來將整個島嶼四分五裂，並使之成為自殺炸彈的發明溫床。人類啟蒙後的理智，為何不是我們的救贖，卻成為我們施加在自身的詛咒？
因為，我們窮力理解了問題之後，卻總是以為自己就是解答。我們堅持只有自己想出來的答案才是正確答案，其他人都可以去死。只有我的神才是真神，其他人的神都是虛假的，想像出來的，自以為是的。
耶誕節過後的第二天早晨，上帝決定反撲。人類逃無可逃。那些主義口號、宗教衝突、種族偏見和政治歧異都泡在鹹海水裏。
沒有特別一個族群受到上帝的厚愛。
(2004年聖誕節在斯里蘭卡經歷大海嘯之後，發表於2005年6月號北京三聯《讀書》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