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都在逃難。改朝換代，內戰、抗戰、革命、再革命，華人倉皇散落地球四處，被不同政權統治。我們的父執輩一再告誡，低頭，安靜，先吃飽再說。
性命都沒了，人還能奢求什麼。活著，是唯一的生命目標。其餘都不重要。
突然間，我們問起我們還需要什麼嗎這類奢侈問題。彷彿，我們的高樓大廈都蓋完了，就業致富的空間開放了，自由旅行的權力也有了，子孫健康活潑，坐在大減價買來的時髦沙發上，拿著電視遙控器，我們撫摸著自己日漸失控的便便肚腩，閒閒自問，人生夫復何求。
怎麼，人類卻果真慾壑難填。腦子稍微一轉，就轉出一堆念頭。站在北京的街頭，等待二零零八年的奧運來臨，環顧四周，突然悟道，其實每個人差不多都知道我們還需要什麼。清潔的空氣，乾淨的飲水，暢快的交通，對文化傳統多一點尊重，對個體生命多一點珍惜，乃至社會格局的縮短城鄉差距、力行均富原則、打擊貪腐特權等等。
可是，藏在心底暗處的那個窮人家孩子卻小聲在說，哎，我能作啥。我區區蠅生，但求溫飽而已。
中國還需要什麼，書寫阿拉伯的天方夜譚用了一千個夜晚，中國的事情又豈是三天兩夜能濃縮談完。何況，社會是有機體，只要活著一天，就會不斷繁衍出新問題，跟人的身體一樣需要維修保養。發現、面對並解決問題，乃是社會運行常態，文明就靠天天這麼一點一點問題解決而逐漸往前邁步。
真的要問的，已不是中國社會還有哪些需求，而是怎麼解決這些需求，還有誰來滿足這些需求。聰明如中國人，看自己的社會比誰都精準。私下討論事情，個個說得眉飛色舞，言之成理。提起解套方法，忽然沈默不語，要不抽煙喝酒，要不仰天長嘆。怎麼說呢，只能說，全是政府的錯，全是貪官汙吏的錯，全是中國文化的錯，全是大環境的錯，自己卻無論如何都無能為力。別人違反道德底線原則，絕對是大逆不道的小人，自己搞了破壞，卻全是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如此的妥協。
那個窮人家的孩子可憐兮兮地說，不然，能怎麼辦，我可沒法活下去。
集體是隻面目模糊的怪獸。傳說中，這隻怪獸是不斷迫害中國人的可怕惡魔。這個中國人是窮人家的孩子，為了求生存，什麼事情都得做；也，都做得出來。他可以沒天沒日地工作，勤懇苦幹，愛護家人，卻也很有能力撒謊欺騙，勇於內鬥，既無身分認同，也缺民族自尊。他只想賺錢，賺很多很多的錢。而他之所以出現雙重人格的現象，全是這隻怪獸逼得他精神分裂。
然而，人們選擇自己的社會。今日社會長成如何模樣，每個人都逃脫不了部份責任。社會或許能由一群特定的人來主導，但是，任一制度習性若沒有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與認同，也很難上行下效地有力執行。選擇緘默，都算是默許了現今社會的集體做法。社會看似龐大，人口看似複雜，也都還是一個個小個體集結而成。其中，每一個個體都扮演了他／她該扮演的關鍵角色。一串DNA之中，一個染色體拒絕執行命令，就能教遺傳結果生變。原子雖小，卻是造成巨大爆炸的主力。
魯迅描寫了阿Q，柏楊批鬥了醜陋的中國人，整個事態並沒有改變。我們還是一直這麼把日子過下去。即使，清朝倒了，國民政府去了台灣，共產革命成功了，中國開放了，生存者哲學依舊如陳年鬼魅般糾纏著每一個中國人。怎麼都是全世界的錯，我的一切作為不過是反應外在世界的攻擊而做出的不得已防衛。
於是，大原則始終夸夸而談，道德搬了出來曬太陽、又扛回去庫藏，道理人人都懂，但誰都不認為此事與我有關。結果就是百病叢生的社會現狀。由個體組成的集體名喚“社會”，乃為萬惡之首。究竟如何為社會這隻邪惡貓咪掛鈴噹，平日滿屋子快活亂逛的老鼠群此刻卻個個抱頭竄逃。
都跟你說是貓咪了嘛，關我們老鼠什麼事。
如此心態讓每個個體自認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能負責，就不必負責。一但脫卸了責任，就很難繼續推敲個體行為法則的定義，也就不能期待人人自重。少了自重心態，很多道德美行都不是為了尊崇自己的人格而作，不是為了對得起自己的教育而作，不是為了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而作，而是因為畏懼公權力，因為害怕他人的監視目光，因為擔心受到懲罰。於是，政府管不到、別人看不到、懲罰受不到的地方，老鼠們為所欲為，敞開拘束，放任自己自由。
問，為什麼那些貪官不能少拿一點，為什麼中國富豪不能像美國的巴菲特、比爾蓋茲一樣成為慈善家，為什麼穿著光鮮的白領不願排隊等車，為什麼建築商要偷工減料，為什麼商家要拿化學藥劑作紅心鴨蛋，為什麼有那麼明確的法律卻總有人不願意遵守，說穿了，都是二十世紀遺存的逃難心態，中國這個窮人家的孩子到現在都還對生存這件事情感到不紮實，不知道今日富貴還能有幾年風光，雖然稍微過起像樣日子了，卻仍擺脫不了原始求生慾望的控制脅迫。為了要活下去，不惜猙獰自己的臉孔。
弔詭的是，這張猙獰的臉孔究竟是嚇唬了誰的生活呢？
（發表於2006年12月北京SOHO小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