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在法庭上暈倒，一群人圍簇著要將瘦弱的她抬入救護車，令人奇怪地聯想北高市長選舉的一刻，戴著白手套、珍珠髮飾的候選人周玉蔻前往另一個候選人謝長廷的競選總部嗆聲，被警察及謝長廷的擁護者團團圍住，貼身拉扯。女性知識份子出身的周玉蔻幾乎整個人躺到了地上，尖叫嘶吼，淚水滑落，旁邊謝長廷的工作人員聲音劃一地奚落，“不要臉，不要臉”。
這些日子以來因政治而引發的紛紛擾擾之中，不時浮現的女性形象讓人困惑不安。可能後遺症之一，社會藉此懷疑女性運用權力的能力。
譬如，坐輪椅的第一夫人吳淑珍本應是社會弱勢最強而有力的保護者， 如今官司纏身。媒體所披露的她愛慕虛榮，操縱權力以滿足私慾，連帶著她的媳婦也貪戀上流生活，藐視社會觀感。另一個總統以下、全台最有權勢的女人是呂副總統，可是從上任第一天，她就被描述成對權位虎視眈眈的深宮怨婦。當陳總統被要求下台，呼籲讓他留任的主要理由竟是哈佛畢業的副總統不堪大任。就算站在第一夫人對立面的李慧珍，雖沾了勇於揭弊的女英雄光環，卻也同時被刻畫成報復心切的失婚棄婦。
法國二戰反抗軍詩人阿拉岡說，“女人是男人的未來”，這裡的“男人”也能解釋為“人類”的廣義。社會發展到極致，終會走上女性化一途。傳統定義的女性特質，譬如和平、容忍、妥協、平等、無私、喜愛藝術等等，均是開發社會的特點。反之，傳統定義的男性特質卻刻畫出一個原始社會，如勇於戰爭、征服、暴力、唯我獨強、黨派相鬥等等。男性誇耀革新進步的動力，然而，卻是女性的細膩審慎，造就了安定的社會，細緻了文化的內涵。
女性化等同於高度文明化，代表了成熟物質與靈性向度。印度聖雄甘地堪稱古今中外最陰柔的男人，他主張和平，親身紡紗，身影雖弱不禁風，卻只有他能夠帶領歷史文化盤根錯節的印度脫離英國，走向獨立。最近流行所謂“中性男”，男人也開始注重外表養身，未嘗不是因為物質文明發達，男人在一個舒適開化的環境裡逐漸發揮他的女性特質。
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及她個人所能取得的權力限度，往往也是一個社會的文明指數。女性地位越崇高，越能與男性平起平坐、超越男性，該社會也越先進。法國雖是西蒙波娃的故鄉，今日出現第一位可能角逐總統寶位成功的社會黨候選人賀雅爾(Royal)，卻被對手譏諷她以為總統大選是選美比賽，足見法國還存有許多兩性偏見值得推敲。
在台灣，女權思潮表面上蔚為學院顯學，但是，女性與權力同行的路途顯然並不順遂。長期以來，社會深具戒心地觀察著她們的言行舉止；一旦稍有破綻，大眾對她們的批評比對男性更嚴厲，甚至口無遮攔地作人身攻擊。大眾可能也瞧不起很多男人，但是很少會聽見有人評論其相貌，也鮮少用羞辱字眼當面嘲弄。立法院裡，李敖對上雷倩，李敖以為簡單罵一句醜女人就算佔道德上風，即是個例子。
近來，台灣群體心理惶惶不安，與其說是社會道德淪喪，不如說美德逐漸崩潰，而此種現象正與女性形象斑駁不清有關。道德含有理性辯論，這一點給了所有人自由論證的空間。美德卻是人類良知的具體表徵，誠實、正直、善良等，是一個人把眼光像探照燈般照往自我內心深處時所得到的自然結論。我們從學校學習道德，從母親學習美德；社會教我們愛國，母親教我們愛人。由於母親，我們初始為人。在此，並不是把母性當作女性的單一社會功能，更不是要覆誦“女性走出廚房所以社會崩盤”的無聊論調。恰恰相反，正因擔憂社會由於政治風暴而誤解了女性的力量，讓人憂心未來女性不能依其重要性而得到她們應得的權力與位置。
前陣子，邵曉玲女士發生車禍，意外引發一場島內戴安娜王妃風潮。由於專注祈求邵女士的健康，突然，整個社會感受到一種久違了的正面能量，幾乎可說是希望。其實，這也代表了台灣迫切需要一股清新的女性力量，去平衡男性主導的政治遊戲，在零和邏輯之外，另創一個包容廣闊的空間，讓不同的社會生命得以孕育。
唯一，邵女士事件也無意間暴露了台灣社會仍然頑固的性別印象。邵女士之所以受歡迎，固然因為她迷人的個人特質，另一方面，也因為她仍然遵守了傳統社會的女性形象，雖然曾是電影明星，她卻選擇以夫為貴，不攫取權力也不渴望凸顯個體身分。她對誰都不具威脅性。
因為，在台灣，權力不沾鍋仍被視為女性最高品德，女性的社會地位依然跟隨她的夫婿來界定。一樣被群眾圍觀，接受審判的吳淑珍女士與競選市長的周玉蔻之所以得到人們不同的待遇，無非因為一個女人的丈夫畢竟還是總統，另一個女人的丈夫則是平民百姓。尤其周玉蔻還是一個正在努力爭取權力的女人，言辭犀利、行為慓悍，關於她的種種，都不會讓大沙文主義社會對她友善。
台灣傳媒可以繼續吹捧形象甜美的豪門少奶奶及時尚模特兒，但我們需要更多獨立強悍的女總統、女學者、女部長、女立法委員等；唯有女性擁有權力，她們的女性思惟與價值判斷才會幫助台灣形塑出一個完善的文明社會。
(發表於2006年12月2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