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新莊有一座山丘。近一個世紀以來,無人聞問,彷如禁域。如今台北縣捷運開到那兒,打算挖出迴車處,忽然,才發現本來以為荒蕪的一處野坡,其實布滿了日據時代的房子,裡面居住著從一千名剩存為三百多名的痲瘋病患。他們的年齡身體都跟那些建築一樣因與世隔絕而年久失修。政府蓋了一棟光鮮的醫院,緊鄰著將來捷運列車的停泊處,希望這群長年必須倚靠新鮮空氣、開放空間來生活的老人家放棄他們長期經營的緊密社區以及容許他們自由活動的這片山陵,搬進一個個空調控制的病房隔間裡。行動不便的老年痲瘋患者流著眼淚說,簡直就像臨老去坐牢。
坐在特製電動輪椅上,七十幾歲的老人家述說著政府如何不經溝通就擅自決策,強制移除他們一輩子賴以維生的生活細節,他們投訴無門,幾十年的親愛家園眼見著就要失守,憤怒混合了為自身疾病而自卑、為身處社會底層而悲苦的情緒,周圍僅剩下幾個大學生和劇場人士默默守在他們身邊,熱情卻徒勞地幫他們奔走。而,外來者只有一種時光停滯的啞口無言。
對照台客文化風潮的如火如荼,一個人頓時理解,文化認同的最初動機其實是為了族群平等,如果只適用一套文化的沙文主義替代另一套沙文主義,那麼一個社會真的僅僅進行了政權的轉換,而不代表社會人權的進步或文化尊重的覺醒。
台灣社會對社群文化的理解始終糾纏於文化大拜拜和政治幫派角力的原始階段,其中沒有發自內心的人類良知或衷心擁抱的人道法則,只有政客對執政權力、菁英份子對知識詮釋權的爭奪慾念。對弱勢族群的關懷不是為了伸張社會公義,竟成了打擊對手的方便手段。無論是堅持台客汙名化的正統台客還是商業炒作出來的流行台客,都不曾誠實面對那些後殖民時代對話的真正涵義:每個人都值得有尊嚴地活著。承認文化認同的權力就是承認不同歷史背景、不同語文環境、不同經濟階級所生養出來的人們都有保留他們大小社群的生存權利,無論這個社群是因自然地理、社會階級、歷史變遷、宗教理念、語言習慣或甚至是因著某種特殊疾病而形成。如果一直把文化認同當作鬥爭武器而不是人道理念,當然只會流於維護嘴皮上的正義,實則注重如何保存自身單獨族群的利益,而不會將之當作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原則,也無怪乎台灣商業歌手以為辱罵韓國同業是一種「對抗」,想競標國際活動的城市建設者能不顧廉恥地剝削外勞,他們自己卻看不出中間的反諷。
曾經,痲瘋病院的門口放了一池消毒水,人一旦進門,就永生不得離開。門外,高樓迭起,腳踏車換成轎車,日本政權到了民進黨執政,當台灣本土文化替代了民國時期的大陸文化,門內台籍痲瘋病患宣稱自己只認同痲瘋共和國,想要安心終老,葬在他們專屬的靈骨塔裡。可是,現在,這點他也辦不到。
毛澤東說,他發起了革命,可是紅牆外的人心沒有改變。也許,你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根本不曾發生。人性沒有沉淪,因為它從未變化。當年自認是弱勢族群守護者的大學生現在是政治新貴、學院教授、傳媒主管和文化明星,午夜夢迴之際,真的那麼願意為自己的人性辯護?
(2005年8月3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版《觀念平台》專欄,台灣社會看似時時變動,很多文化現象卻不動如山,宛如廚房陳年頑垢,永遠難以清洗,常常覺得多年前的文章至今還是表達了自己對現今時事的看法。台灣正名運動在年前如火如荼地展開,實用性還待另一個角度的探討,但是政治集體代替獨立個體生活卻萬古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