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潮洶湧的銅鑼灣街頭，周圍所有廣東人都個頭瘦小，扁臀平胸，他那北方漢子的頎長身子顯得鶴立雞群。站在霓虹燈光燦爛、人聲喧囂浮動的南方街頭，他一臉落寞，特別安靜。
我和他進到鄰近一間上海菜餐廳。因為有他在，一改平時說英文或破爛廣東話的習慣，我慢慢用普通話點菜，立刻發覺這家平時常來的香港餐廳的服務員變得不太自然。她眼睛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從頭到尾只用廣東話回應，雖然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她能說一口不差的普通話。但，這次，她草草完成點菜，在我還來不及結束最後一個句子，她已經拂袖而去，我們於是要不到我們想喝的香片。
他來到香港已經一年。雖然他的模樣跟我在北京初次見他的時候已經有所改變，他拿下了他的黑框眼鏡，剝去了他佈滿菸味的冬日厚大衣，換掉了那雙開口笑的陳舊鞋子，如今，他身著黑色細紋西裝，搭配粉紅色襯衫和考究的小牛皮皮鞋，鼻樑上架著細緻金框眼鏡，但，任何第一次見他的陌生人還是可以輕易地猜出他出身的城市。
北京像顆刻得方方正正的印子，烙滿他全身。
他充滿憂慮的深思眸子，緊張僵硬的身體語言，謹慎莊重的臉部表情，在他還未開口前，人就能預期會聽見一口標準京片子。如同餐廳另一個角落坐著的女人，雖然拿了ＬＶ當季手袋、穿著Dior最新上市的粉紅迷你裙，香港人還是會一眼認出她的背景。因為，除了大陸女人，沒有誰會在室內還戴著ＧＵＣＣＩ太陽眼鏡；就像她那些一身西裝然後在腋下夾帶一只黑皮夾到香港觀光的男性同胞們，在太古廣場和尖沙咀商店裡，總是無聲卻那麼刺眼地告訴別人他們的來歷。
我們比我們所能意識到的更容易對他人洩漏自己的身世。
「在香港生活，非常寂寞，」他緩緩地搖頭，「香港人不讓你打入他們的圈子。」剛剛點菜的女服務員無視我招呼的手勢，就這麼從我們桌邊晃過去。我們喝不到我們要的香片。我有點焦慮。
「以往，在北京，同事會互邀吃飯，朋友喝茶聊天。在香港工作，同事只在該上班的時間出現，該休工時他們立刻就走了。沒有一句廢話。他們對哲學問題或文學討論一概興趣缺缺。美食或服裝，又是那麼牽涉個人主觀品味，無法像兵乓球般引發互動。你真不知道要跟他們聊什麼。」過去在大陸是著名作家，人人都知道他的尖銳筆鋒能如一把熱刀劃過奶油，將任何牽涉甚廣的複雜議題剖析得頭頭是道，觀點犀利雖讓人難以吞嚥，但決不能輕忽他的立論。
在我奮力引起服務生的注意時，他的眼神似乎回到那些颳著刺骨寒風的北京夜晚，幾個朋友擠在熱窩窩的小餐廳，喝二鍋頭，吃涮羊肉，談中國的命運。那是大陸知識份子的風格。在香港這個看似杏眼細眉時則流著盎格魯薩克遜血液的現代城市，該有的城市冷漠給了每個人需要的距離，他人的不聞不問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自己的隱私，卻給不了一個大陸知識份子所需要的注意。
他覺得寂寞。是的，十分寂寞。即便大部分時間他也是一個人讀書寫作，他仍會需要跟人說說話。
他給自己兩年時間，然後他一定要回去北京。他說得很不堅定，彷彿心裡還有猶疑。然而，是什麼令他猶疑，我猜不到。
我終於用英文喊住那位服務生，為我們倆點了一壺香片。
(新新聞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