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魔鬼作交易

跨國媒體大亨梅鐸要買歷史悠久的美國華爾街日報。梅鐸秉守資本主義的經典精神，以遠超市價的誘人價錢，令擁有主控權的班克夫家族很難拒絕。此次交易在美國，被喻為有如《哈利波特》書裡的佛地魔要買霍格華茲魔法學校。

支持者認為華爾街日報近幾年岌岌可危，與其去期待一個遙不可及的白馬王子出現，投資且不干涉編輯獨立性，還不如趕緊賣個好價格給梅鐸。因為，華爾街日報雖以新聞品質為傲，卻唯有依賴梅鐸帝國的多媒體發行平台才能多角化經營。你能指控佛地魔邪惡，卻不能不否認他的法力的確無遠弗屆。

梅鐸的魔法就在他的“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即以誇大口氣集中報導煽動性高的新聞，尤以醜聞、災難、聳動社會事件為焦點。黃色新聞與媒體工作者之間微妙的利害關係，可舉1951年比利懷德編導的片子《洞中王牌》為例，寇克道格拉斯所飾演的記者發現一名男子深陷山崩石塊之中，看中這條新聞的含金量，他有意地延遲救助行動，以取得獨家報導。他的報導果真引起轟動，那個受困的人最後卻死了。梅鐸為了衝賣量，同樣地，什麼都願意做，他的英國太陽報“第三版”天天刊照女人的艷乳，福斯新聞頻道不惜販賣極端主義以招徠收視率，出版社甚至準備出版足球明星辛普森弒妻自白書，直到美國社會激烈反彈才住手。

靠著黃色新聞的魔法，在鼓勵流動、市場開放的全球化時代，梅鐸媒體帝國橫掃五大洲，涵蓋報紙、雜誌、電視、網路各種傳媒載體，包括亞洲的星空衛視、澳洲的澳洲人報、英國的泰晤士報、太陽報與天空電視台和美國的福斯電視台，堪稱全球媒體產業的巨無霸。梅鐸做一個跨國界的媒體經營者，其角色的確需要討論。

最大的質疑在於，一個人的權力是否該這麼無限擴大。答案應是不能。今天，梅鐸也許不該取得華爾街日報的原因並非這是樁違法交易、或因他販賣法西斯觀點、猛推腥羶八卦，而是他作為一個人類個體所擁有的權力實在大得可怕。就算美國總統都有國會與憲法在其背後監管，梅鐸的權力橫跨全世界，卻沒有一個國會或參議院能與他滔滔雄辯人類的社會責任。

媒體畢竟不是賣罐頭或做成衣等中性製造業。媒體是一門關於思想的行業，當過多媒體落入同一隻手中，管它是政府、企業、機構或個人，對社會（或世界）來說都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媒體的工作應是醒腦，而不是洗腦。當一個人或單位擁有如此多的媒體，就算他非常自覺，他那免不了要彼此整合於同一套生意經的龐大事業體還是很難跳脫於壟斷、主導、販賣同種思想及同樣資訊的陷阱──或說，誘惑。

與班克洛夫家庭這類雖擁有股份但不參與運營的美國家族不同，梅鐸不但親上火線，也將自己的妻兒放進上市公司的管理架構裡。梅鐸支持布希總統與伊拉克戰爭，就讓他的福斯新聞頻道瘋狂攻擊意見相左者；布萊爾當首相時，時時與他熱線討論伊拉克戰爭事宜；最後一位英國港督裴頓原定於梅鐸旗下一家出版社發行回憶錄，卻因想進中國市場的梅鐸擔心將得罪北京政府而被迫取消。梅鐸從不畏懼使用他的媒體雄力，以致於楊紫瓊主演的那部英國OO七電影《明日帝國》要用他來作劇中梟雄的原型。

一味迎合市場的結果往往產生品味粗俗的產品，有時也讓梅鐸拿出如《辛普森家族》卡通這類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是，對美國及這個世界而言，梅鐸的品味不是問題，而是他代表了全球媒體界的托辣斯。二十一世紀接收了二十世紀末的全球化運動，同時承受了恐怖主義的副作用，回頭去追溯所有不平等權力誕生的根源，恐怕還是我們思考下步行動的關鍵。

有時候，一樁交易不僅是一樁交易而已。

（今日的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正義獨白的年代

“非洲良心”奈及利亞作家索因卡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非洲得主，歷史悠久的英國廣播公司李思講座於二OO四年邀請他從事六場演講（講座第一位講者為英國哲學家羅素），他針對當今瀰漫世界的恐怖主義以及掐著我們每個人脖子的恐懼，以一名非洲人的角度進行了鞭辟入裡的評論，這六場演講後來被編為一本名為《恐懼的氣氛》的集子，現在出了中文版，以下為我個人的推薦序




我們活在一個世界，話語已經失去了對話的能力，許多令人崇敬的字眼如尊嚴、自由、正義等，曾經夾帶人類全體靈性的文明份量，如今都淪落成一個簡單無意義的口號、或一個不邀請辯證的概念；甚至，如素有“非洲良心”稱號的索因卡所指出，那其實是一道可怕的咒語，詛咒了人們的心靈，催眠了大家的良知，讓他們忘了最基本的人道原則，給了野心家方便好用的藉口，唆使世上最虔誠的教徒從事殺戮，鼓動激進份子不接受除了神以外的其他審判。

索因卡口中的這種“修辭型歇斯底里症”，一夕之間，席捲了全世界。從一九六七年中東的六日戰爭為開端，在二OO一年美國紐約九一一事件創下了最具戲劇性的高潮，我們的世界進入了正義只顧喃喃獨白的年代。

在這個年代，政治不再是解決爭議的自然手段，信仰是唯一的理性憑據，戰爭已經失去戰區的意義，軍民不分，軍人成了隱命埋名的恐怖份子，任何老百姓都是可以擊斃的對象，只要他的存在褻瀆了我族存在的純粹性。敵人的面目卻再也不能單純地由外表長相、國籍護照或制服顏色加以辨認。你的敵人深藏於他迂迴的腦髓縐褶裡，而他想要摧毀的對象也躲在你那更加神祕難測的抽象腦波之中。

二次大戰之前，所有戰爭都還是在國家俗世利益的名目下進行；而今，沒有一個戰爭波及的人類不是以正義之名被處死。

因為，物質基礎之上而建立起來的世俗機制已經成為每個聰明人學會輕蔑的對象，在政治正確的價值平衡下，人手一具擴音器，每張嘴都激情地呼喊著不知所云的道德理想，不僅期待對方的死亡，更要剝奪對方永生的榮耀，他們口口聲聲要捍衛生命的尊嚴，卻全然鄙視人類。

敵人不再輕易可辨，連帶地，死亡也不再是衝突的終點。

是在這樣人人自敲一口正義鐘的全球氛圍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被邀請到著名的〈英國廣播公司李思講座〉，於二OO四年從事六場演講，這六場演講後來被編為這本名為《恐懼的氣氛》的集子。

出身奈及利亞，一輩子都在與非洲大陸的新興極權主義與殘餘殖民主義搏鬥，索因卡對基進主義的邏輯與語言一點也不陌生。在他的演講裡，他向世人直陳，恐懼是我們時代的困境，而對權力的純粹狂熱是造成這股恐懼狂潮的主因。但，他說，世界其實一直未曾改變，歷史一再重複。很多人以為，我們以往熟悉的世界是在二OO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個紐約早晨才整個兒被顛覆了，並且傾向採信接下來的悲慘衝突都不過屬於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之間的事情，與己無關。而事實上，恐懼的陰影早已漫步於非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東、中亞，只不過，幾次面對發生在遙遠他方的恐怖活動，世人往往決定站著不動，在適當時機未曾給予一個回應，以致於到了今天，紐約雙塔炸毀了，倫敦地鐵爆炸了，馬德里火車站發生恐怖襲擊，“從尼日到曼哈頓，恐懼的足跡一直延伸，一直拓寬，直到席捲整個地球，它警告我們這些住在地球上的居民，再也沒有置身事內和置身事外之分了。我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無辜了，就算是住在非洲大陸上、宣稱有免疫力的那群過去歷史的受害者也一樣”。

我個人以為，在索因卡的這幾場演講裡，最動人的部份並不是他爬梳時事，引經據典，口吐金言，而是他跳脫了時下浮誇的文化語彙，擺開艱澀的學術名詞，並沒有掉落於文明分析的流行窠臼，而是歸零原點，從討論人類生存的原始意義開始。最簡單的問題，往往也是最需要被問的問題，更是最必要探索的問題，即便很多問題其實沒有答案。而不故布迷陣的語彙，反而更能載負這些基本問題的重量。

那些被激進組織與狂熱份子濫用的字眼，譬如尊嚴，譬如生命，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裡，曾經用來當作各地革命組織殺人無赦的理由及新帝國主義出兵的托辭，當其用來形容的理想聽起來越聖潔，這些字眼本身就失去越多的神聖性。這些語詞的內涵精神如同一口逐漸乾涸的井，再也無法用來激盪人心，經索因卡的聲音重新召喚，去掉了時代的灰塵，又重新湧出新鮮的泉水，在太陽下閃閃發亮。

字，又恢復了它原始的意義。人，終於，又所以為人。

閱讀這本演講集，一個人感覺自己彷彿與一個穿越時空的非洲智者對話，直觀生命源頭的初始，企圖去理解每個生命被放到世上來的價值與目的。

他說，人活著是為了尊嚴。

而尊嚴，“不過是自由的另一張面孔。”

他引述約魯巴族人的一句古諺，“失尊嚴，毋寧死”。尊嚴代表了“自我價值感”，這份價值感不僅存於個人身上，也存於他所隸屬的社群與國家身上。透過這份自我價值感，人們得以找到自己的“社會定錨”，而與周圍世界達到一種和解共生的默契。

人類自始至終最大的生存恐懼，就在失去這份尊嚴。索因卡以科幻小說及恐怖小說為例，在這些類型小說裡，讓人感到恐懼的因素就在“即將被另一個人控制的想法“，“發現自己被相異的力量或者一整套相異的價值、感覺、品味、議程、信念和方向所控制的想法”。受人控制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懼，而恐懼是人類最原始的情感。也因此，人類自古以來就視“權力為人類自由的敵人”。所以，人們會反抗暴君、起義革命、對抗異族，為了自身的言論自由與生存權益而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不論是以何種形式出現，追求人類尊嚴已經證明了是最能促成戰爭、內亂、自願捨棄生命的因素之一了。”索因卡一語道破現今世上為何都是所謂的好人為了最崇高的理由變成最冷酷的恐怖殺手。

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爭取掌握自我生命的權力，世界“勇敢”出發：巴勒斯坦居民在自己身上綁上炸彈，炸掉以色列的咖啡屋與超級市場，以色列捍衛家園，圍困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在日常生活細節上盡情羞辱巴勒斯坦人；印度教徒摧毀了歷史悠久的回教寺院，傲慢地在其遺跡上重新蓋了自己的寺廟，回教徒索性炸掉一長條印度火車，管他上面是婦孺還是老人；俄羅斯不斷武力鎮壓車臣，車臣解放份子於是再三攻入莫斯科劇院和學校，挟持人質，與其同歸於盡；賓拉登厭惡美國政府，陰沈規劃炸毀了紐約雙塔，美國開始撲天蓋地追捕他及他的同儕，啟動了阿富汗戰爭，攻打了伊拉克，各地不同的伊斯蘭組織則天天綁架西方人，砍掉他們的頭，放到網路上廣為流傳，同時在巴厘島和倫敦巴士置放炸彈。

這些假自由之名而進行的活動，已經不是為了讓自己贏得物質的勝利，而是為了全面消滅對方的存在。現在的戰爭之所以令人絕望，正因為那已經不是世俗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我比你聖潔”的宗教比賽。於是，就如索因卡所說，“我是對的，你是錯的”這句格言的邏輯已經退場，換“我是對的，你們死定了”登場。

我們的世界為不容質疑的神權秩序綁架了，所有人都要在上帝的選民與非選民之間選邊站。無論是美國布希總統或賓拉登，他們散播的話語都一模一樣，要將世界剖成兩半，堅持只有他們喜歡的那一半可以有尊嚴地活下去。

對這個兩造僵持不下的地球，雙方均陶醉於自己的道德神聖性，封閉於自己的權力空間裡，滿身理想性格的索因卡依然堅持，唯有“對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治療對話的死敵（也就是獨白）所引發的歇斯底里症的處方”。

令人感驚異地，索因卡在他的最後一講呼籲全球重新恢復對聯合國的尊敬，承認這個機構仍是最適合國際斡旋的場所。對於一個來自一塊仍然因西方殖民餘毒而受苦的大陸的知識份子來說，索因卡願意選擇一個迄今仍由西方強勢國家主導的機構來主導協調國際事務，實在出人意表。聯合國在過去多次證明了它的顢預無能與濃厚官僚氣息早不足以擔當國際調停的角色，尤其近來幾次非洲大陸發生滅族屠殺，聯合國不是視若無睹，就是拖了很晚才採取行動。又如迫在眉睫的伊拉克戰爭、伊朗核武、北韓飛彈或辛巴威動盪，聯合國根本無能處理。它無法教美國準時交會費，也不能阻止會員國漠視台灣這類社會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前秘書長安南曾經想大幅度改革這個老舊的機構，卻遭遇極大的阻力，直到他離職也只能不了了之。

當然，索因卡之所以選擇聯合國，因為那是他熟悉的體制。奈及利亞曾是大英國協的一份子，而所謂聯合國乃是依照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而建立起來，拿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索因卡願意信任如此體系有其文化背景可循。

但是，如同他不避諱去使用那些早已被濫用的神聖字彙，重新去詮釋人類尊嚴的意義，索因卡近似天真地在這麼嚴重對立的時代主張對話精神，不嫌棄地擁抱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相信是經過深沈考量的理性選擇。

在這個價值碎片紛飛、懷疑目光四射的當今世界上，不相信比起相信已經是一件更理所當然的事情。索因卡流露出一種老派知識份子可敬的良善氣質，那種凡事都抱持最好信念的正直態度令人動容。而，正是他這份老式的智識魅力，令最憤世忌俗的聽者也不禁讓自己早已結凍的信念如春天融冰般潺潺流動，讓希望又暫時充滿自己的心靈，重拾信念的力量。

全身是罪的人類永遠都需要一次新的開始。

如何失去一個朋友

面對大環境的時不我予，是每個宣稱拼台灣外交的人常有的感嘆。身為拿台灣護照的公民在地球上趴趴走，感受到另一回事。

台灣護照並不是世上最沒價值的一本護照，但肯定是最麻煩的之一。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如新加坡、韓國、泰國等，我們到哪裡都須簽證；而這些國家本來就給所有人簽證，並不是獨優台灣。政府絕望地積極結交遙不可及的邦交國，對一般公民來說，其實是擴大移動自由更實惠。畢竟，並不是每個人出門都有總統專機和整個外交部門在幫忙。

然而，全球化時代裡，這份移動的自由應是相對的。我們要流動出去，也要讓別人流動進來。若我不能走向世界，就讓世界走向我。與其在國際廣告中可憐巴巴地懇求，“台灣將觸動你的心”，還不如學習其他亞洲金磚國，大膽鬆開雙臂，直接開放簽證，擁抱所有遠道而來的朋友。

台灣並不是完全被摒棄於國際組織之外，譬如，台灣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俗稱APEC）的成員國。APEC由澳洲發起，十七個會員國包括美國、紐澳、越南、祕魯等國雖個別核准商務簽證，但提供專用海關通道，節省商務人士簽證手續與通關時間。這份移動的自由，不僅是給外籍人士來台灣投資做生意，也是台灣商人得以享用的權利。

一位資深外籍銀行家居住香港多年，拿了APEC商務旅行卡要進台灣海關。台灣的基本政策是不發給香港居民APEC商務簽證（別問我為什麼），但這位歐洲銀行家同時持有台灣簽證和APEC卡，他理所當然走向APEC專用通道，跟他去日本、美國、新加坡時一樣，卻被台灣海關職員攔下。他們說，你雖有APEC卡，但你持一般簽證，所以你不能用這個窗口，去排隊。

眾所皆知，台灣海關經常大排長龍，少了機場捷運，桃園機場到台北的路面交通總是塞車。所以，這名外籍朋友錯失了他的商務約會。他憤怒地說，我雖對台灣感情深厚，但我也準備放棄了。來一趟台灣，已像是千辛萬苦去到列車的終點站，他們還跟你耍官腔。以後，他們不會有我這個朋友了。

而台灣政府也不推廣APEC商務旅行卡，很少台灣人知道自己有權申請。 一位外籍駐台代表想要為台籍下屬申請APEC卡，好方便他們出差，卻被台灣相關單位回絕，因為他們不是公司總裁。他們不夠格。持香港護照能去一百三十四個國家免簽證，任何香港生意人依然都有資格申請APEC卡，最需要免簽證待遇的台灣商人卻被自己的政府告知，APEC卡只是張忠謀這類人的特權。

加入國際組織又有何用，如果台灣政府只是把這些會員資格當作自己的“戰績”，而不是服務人民的公職目的。

在一間巴黎咖啡館裡，一群剛從台灣駐法代表處出來的台灣商人腳邊擱著他們的行李箱，用支離破碎的英文點咖啡，遭到法國侍者的白眼。咖啡端來後，他們低聲用台語討論剛剛如何遭到自己國家駐法代表處的白眼，“他們就說不知啊，問也沒有，他們都不想睬我們啊。自己想辦法吧。”

當一輩子領國家薪水的外交官自以為正義地隔海與自己政府叫陣之際，當呂副總統宣佈台灣將豁免四億美金的巴拉圭貸款之際，當國民黨為了拼選舉也要公投加入聯合國之際，我都不禁想起在港澳機場的那些台灣商人，總是成堆成群地等著轉機，一臉孤寂落寞，彷彿扛在背上的行囊裡藏有千萬噸的疲憊。

台灣不是不被世界理解，而是我們的官僚拒絕理解我們的世界。

（2007.07.13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21世紀的浮士德

我關上電視，躺在沙發椅裡。靜靜發呆。這時候，電話響起。

一個女人的聲音，找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對方得知打錯後，禮貌地道歉，掛掉。不到一分鐘，電話再度作響。同樣的一個聲音，找同樣的一個人。而這個人，同樣地，不在這個號碼。

這裡，只有我一個人。

女人客氣地連聲道歉。她的聲音很細很柔，聽上去是個性情脆弱的女人。

電話掛掉後，我還是躺著。公寓靜悄悄。我料想隔壁的夫妻還沒有回家。不然，我總是可以透過薄薄的牆壁，傾聽他們的一舉一動。煮飯，看電視，做愛，洗澡，聽音樂，洗衣服。

他們從來不吵架。事實上，我從沒聽過他們互相交談過。一句話也沒有。我不明白兩個人怎麼能無話地共享生活。但，我沒有見過他們，不曾試圖去想像他們的長相。沒有如聲音般的相關細節，很難去具體化對方的人格性質生活習慣容貌和花錢方法。

尤其你並不關心這件事的時候。

然，那個打電話的女人給了我一個聲音。我閉起眼睛，看見她的眼睛，她的頭髮，她的頸子，和從腰部到足踝那一條彎曲而逐漸拉直的線條。

電話唐突叫嚷。我接起來。

「你要我過來的話，我現在可以立刻過來。」同一個女人現在對著我說話。

我遲疑了一下。謝謝她的好意，打算掛掉電話。

她說：「我提供的服務，遠超過你的想像。只要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給你。你沒想到的，我會替你想到。你確定你不要我過來？」我猜不透她的意圖，只得無聲地搖搖頭。

女人看到我搖頭似地接續：「沒關係。你想一想。這是我的地址和電話。你拿支筆抄下來。」她細細的聲音似乎韌性很強。我想像一根透明的釣魚線從右而左地浮動，拉緊，你可以在上面掛任何東西。沒有問題。

要掛掉前，她像一個不放心的媽媽追了一句：「別擔心。我收費很便宜的。」

我聽著她那頭電話掛掉，緩了一下，打開電視，快速按著轉台的按鈕。影像交錯。輪轉。旅館，染金髮的女歌手，一輛雙門轎跑車，烹飪，談話，兩個交纏的下體，和尚，屍體，記者，玉米片，健康飲料…

我醒的時候，一片漆黑。揉揉眼睛，企圖找出自己醒來的原因。想坐起來，但身體似乎不像以往聽話，往一個方向使力，卻往相反方向倒去。我像個不倒翁輕浮地搖來晃去。當我終於用雙手撐起上半身，發現臀部離開了椅面。我浮在空中半秒鐘。又再撞落在沙發裡。再一次。我正在上下跳動。

然後，我聽見書籍一本本從我身後的書架掉落。幾本砸在我的背部、手臂和肩上。最後一聲巨響，發自我的前方。電視。它倒落在我的腳下，非常無助。

地震。在一分鐘又十五秒後，停住。

隔壁傳出一聲尖叫。有人跟著嚎啕哭泣。在深沈黯黝裡，我依然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覺得睏。我撥開沙發上的書籍。再度睡去。

隔壁的聲音讓我醒來。外面天空薄薄泛著藍光。我看一下手錶，六點多。我走到大門，透過門眼窺視，三個救護員模樣的人正在抬一個擔架出來，後面跟著一個男人。非常年輕，約莫不超過二十五歲。他顯然十分憂喪。我看著他們拉開太平梯的門走下去。沒有使用電梯。

我回過身來，透過清晨的光線，注視著我凌亂的公寓。書散了一地，電視如我先前猜想的摔到地上。這個公寓平時就像被小偷劫過般，地震並沒有其他餘地可以讓它的情況更糟。我躺回沙發，轉頭注意到我右手邊的牆上裂了一條縫。彎彎曲曲，細細長長，像那天她臉上的血痕。

我彷彿又聞到那一股青草香，混著她身上的肥皂香味。她如往常一樣躺在我身邊，臉朝向我。看上去平靜而安寧。一條血痕，哆嗦劃過她的臉，像小學生寫壞的字跡。

微風吹過，我看見她長長的睫毛在輕輕飄動。蝴蝶的翅膀。

我站到沙發上頭，手撫摸著牆上那一條細縫，想像它是湄公河，從青康藏高原發跡，一路流向大海。

站下沙發，我扶起電視，按下遙控器控扭。沒有動靜。我花了點時間檢查電視，最終拿起電話。一片死寂。然後，我看見那張紙條，上面的電話和地址。我決定出門。

大樓顯然停電了，我也拉開太平門的門，一步一步走下去。半小時前，一個女人從這裡被抬下去。我用力深呼吸，只聞到一股清潔劑的味道。這棟大樓一直都很乾淨。

我試圖回想自己上一次用腳走樓梯是什麼時候。還想不起來，人已經到了街上。回頭看到自己的公寓。情況很糟。整棟樓像夏日的西瓜被人從中一掌劈開，從中心線直直切裂。我對面鄰居的那一邊傾斜出去，隨時都可能崩垮的樣子。有幾層人家的牆龜裂得一塌糊塗。一向乾淨的大樓現在落魄不堪。

我從牛仔褲裡摸出一塊口香糖，剝開包裝紙，放到嘴裡咀嚼。然後，我沿著街道走，路上沒有公車也沒有計程車。只有很多很多的人。每一個人都驚慌地在路中心站著。沒有什麼人說話。他們只是站著。一群一群，擠在一起。我想到動物園裡的紅鶴，一下了雨，牠們也不去躲雨，只是擠成一團，安靜站著。依舊使用一隻腳站著，並不會因為下雨，就改成兩隻腳著地。他們就這麼不出聲站著。

一路過去，向來成群結隊的建築物如今潰不成軍。這個在上世紀過度建築的擁擠城市，出現難得一見的清朗天氣，和空曠寂寥的視野。很多我熟悉的建築物消失不見。整個城市的地表風景重新改寫。我深呼吸兩口，聞不到什麼特殊氣味。

手裡捏著地址，我不怎麼在意地漫遊。不多久，卻發現自己正站在那棟找尋中的大樓前。我在心裡猶疑了一下，身體並沒有停止移動。很快，我上了樓，按了電鈴。

她來應門。我望著眼前這個整潔的中年婦女，微胖，戴圓眼鏡，花色圍裙環住腰際，眼上每一條肌肉都在微笑。手上有一個泡茶器。我嚅聲對不起，想要告辭，她的聲音拉住我：「我知道你要來，正在泡茶。進來坐著。」

我於是被那條細細的釣魚線勾了進去。

她的客廳品味顯然不怎麼高明。我忍不住要特別鄙夷那個掛在牆上的鐘。這絕對是我這輩子看過最俗氣的的一個鐘：亮澄澄的金色，刻死的假咕咕鳥，旁邊裝飾繁複的塑膠花。不過，她有一個很大的電視。起碼有四十五吋。而且稀奇地在這個停電的城市繼續運轉，正播放著關於地震的新聞。我不一會兒便開始專注於那些畫面。沒有注意她已經回到客廳，放下茶和點心。所以，當她開口講話時，我嚇了一跳。

「可怕，嗯？那些人從來不知道這些災難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以前，他們只是看電視，像你現在這樣。跟親友討論一下，吐吐舌頭，關上電視，便繼續他們的生活。他們以為這些新聞離他們很遠。而今，他們的生活變成了電視新聞。」

她坐到我對面的椅子。拿下她的眼鏡，擦乾淨，又放回去，然後笑嘻嘻看著我。

「你在想，我為什麼叫你來。」我以為是我自己決定來，但我沒說什麼，只聽她說，「事情很簡單。我是一個女巫。也就是說，我有能力預測未來，懂一點法術，也能跟另一個世界通話。更重要的是，我幫人解決靈魂上的困境。你可以說，我有一點像心理醫師。」我動了一下。

「我知道你現在很不耐煩，很想走。我會長話短說。」她伸出手，摸摸我的臉頰，溫暖地笑，「昨天晚上，我聽到你。於是，我查了你的號碼，打過去。我知道你需要幫助。抱歉，一開始叫錯你的名字，女巫有時候也會犯錯，跟一般人類一樣。但，你需要幫助。而我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我沒有表情。

「我知道，你沒法忘記。沒法忘記那次車禍。雖然是她開的車。但是你深深自責，因為你明知道她沒有駕照，你卻讓她駕駛，車速飆到一百一十公里，你也沒阻止她。因為你愛她。」

我的眼睛眨了一下。

「但是，更讓你自己自責的是，你沒辦法為她適當地感到哀傷。你不能。你沒有感覺。你目睹車子撞上迎面而來的卡車，你跟她一起鎖在車子裡翻滾，掉落於路邊的草叢。你破窗而出，撞到地上，看著她墜落在你的身旁，臉貼著青草，閉著眼睛，陽光灑在她可愛的鼻頭上。她死了。你卻沒有感覺。」

她喝一口茶，「你不能感覺。因為，你看過這樣場景太多太多次。千次。萬次。甚至可能百萬次。在哪裡？你的前世嗎？不。就是這輩子。在電視裡，電影裡，錄影帶裡，新聞裡，」她指一下電視畫面，「像這個。」

「太多影像不斷從你的眼前晃過。就算是真實，也像是虛擬。」

「誰說虛擬就一定不是真實？」我開口說了入門後第一句話。

「沒錯。身為一名女巫，我完全同意這句話。」她面露喜悅，點點頭，「如果，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像你一樣瞭解狀況，我就不用花那麼多力氣去解釋我的工作了。虛即是實，實即是虛。你看見的不一定發生過，你沒看見的早已經發生過億萬次。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觀看的位置。」

她停住，深深望進我的眼睛，「然後，你才決定什麼是你認識的真相。」她從桌上一個醜陋的紅壇木匣抽出一根煙，用打火機點燃，舒緩噴煙。她再度伸出手，摸摸我的臉。我其實很討厭她這麼做，但是她的慈藹讓我沈默。

「對你這代人來說，感情，不重要；金錢，不重要；名聲，不重要；地位，不重要；家族，不重要；國家，也不重要。因為，你有個想像，你什麼都擁有過。經歷過。你觀看，你參考，你閱讀，你活進活出許多人的生命，即便你不曾真正活過，你也感到疲倦而厭世，蒼老而早熟。你當然不信神，因為你什麼都不期待。現在，你只想休息。」

「說到休息，你甚至以為你已經練習過死亡好幾十遍。這是你不怕死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你認為的勇敢。至少，我不會稱作勇敢。你說，你旅行過，戀愛過，高升過，飛翔過，掙扎過，痛苦過，歡樂過，因為那些影像經驗。我同意。若你要談到死亡，那就是另一回事。沒有人，沒有人可以拿死亡當數學練習題演練而能全身而退的。你就是不能。」

「你死了。就是死了。沒有辦法回來述說你的經歷。也不可能有出世或戀世之類的選擇了。」她停頓了一下，細細的聲音穿透我的神經，「像她，就是回不來了。不是透過視覺神經，你就能掌握死亡的況味。只有死亡能掌握你。擁有你。而且你永遠沒法將自己準備好，等待它。」

我沒有說話。

她塞了杯茶到我手裡，「喝了茶，回去好好睡一覺。你會沒事的。」

我下樓的時候，她從樓上窗口探身出來叫住我，「今天免費，下次，你可要帶現金來唷。我不收信用卡。」我忘了付錢，我想。

穿過支離破碎的城市，我經過那些仍然站在街心的人們，不禁回頭多看了兩眼。回到家，我渾身無力。非常疲倦。倒在沙發上，沒有合眼，我瞪著外面天光慢慢變灰變藍變暗。電還沒有來。

我的手拿起電視的遙控器，不自覺想要啟動。沒料到，電視居然鮮活起來，在一團黑暗中燦出聲光。我整個人坐直，開始一台台頻道轉過去。都是地震新聞。傾圮的房子。哭泣的臉。受傷的身體。更多傾圮的房子哭泣的臉受傷的身體。更多。我只是看著。在黑暗中。

忽然，我瞥見一個身影。在新聞記者身後是一排曾經英挺如今是一堆土石的大廈遺骸，一個身影正在竄動。她。從彎曲的鋼筋和破碎的水泥塊後露出臉，對著鏡頭。她凝視了三秒鐘，轉身向右，跑出電視框架。

我急忙轉到下一台，另一個電視記者站在崩壞的路面前播報現況。一盞燈在黑夜中勉強打亮周圍，照出肚破腸流的柏油路面。我看見她站在路面剖開後較高的一邊，正往下跳。

「不！」我不覺驚叫一聲，手指按下選台器，看見她安然無恙出現在另一台。一個廣大的籃球場，堆滿病患床位，受傷的人露天躺臥，在星斗下哀嚎呻吟。她由畫面右邊走到左邊。出格。我轉往下一台，她由下往上沿著一條住宅區的街道走，兩旁的大樓像體操選手一樣往後下腰，折成兩半。

她出格。我轉。再出格。我轉。出格。我轉。我追逐著她的身影，用我的遙控器。緊緊跟著。

忽然，畫質一亮，出現蔚藍大海，她站在海灘上，背對著我的視線。一片寧靜。只有海濤的聲音拍打著我的耳膜。沒有記者，沒有災民，沒有地震。

她悠緩轉過身來，鏡頭拉近。我又再一次能夠仔仔細細看清楚她的臉部線條。

這麼久之後。

她對著我笑。舉起手，揮揮。我認知這是一個再見。我撲向電視，想要抓住她，卻聽到自己指甲摳撞在光滑的螢光幕面上。我乾嚎出一個哭聲，眼淚流不出來，胸口悶痛無比。

電視倏忽收關。黑暗重新落到我的身上。我閉上眼睛。溫熱的液體從我緊閉的眼皮穿過。往下。

我終於明白，她不會再回來。永遠。

（自由時報花編新聞版）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組髒字

「中國傳統文化」變成一組髒字。在大陸帶點封建反動的嫌疑，在香港會引起鄙夷老土的歧視目光，在台灣會觸發最敏感的政治神經。

一世紀前，一個古老帝國的崩潰，後遺症是所有流著相同血液的子孫不願意再承認他的傳統來路。

地球上消亡、衰弱或分裂的文明古國不只中華帝國；有趣的是，所謂的中華兒女卻是現代最不樂意傳承先輩文化的一個種族。雖然，因為近代戰禍與政治紛爭，三個社會已各自發展出不同的形態、文化、制度；但，不約而同，中國傳統文化卻是兩岸三地都難以全力擁抱的對象。中國因為厭惡當年舊社會的醜陋不義；香港習慣現代思維的西化性格，統治近百年的英人不免也在他們的價值判斷上留下烙印；台灣這幾年自覺掙脫了當年潰逃過海的一個大陸政權，發展現代民主制度，自然也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持審慎的態度。

坐在北京的一間水煮魚餐廳裡。從一進門，服務員們就沒給過好臉色。無論是帶位的小姑娘、擺碗筷的年輕小伙子、點菜的資深領班，或上菜的中年婦人，他們的表情聲調都擺明了他們其實不太樂意服務這些腦滿腸肥的客人。服務員毫不在意放下一壺熱茶，手一歪，茶水灑了一桌，滴到外國賓客身上，他卻沒有道歉，嘴裡含混咕嚕一句「沒事兒」，他不甘不願丟一疊紙巾在桌上。走了。

外國人邊擦茶水印子邊問：「不都說中國人最好禮嗎？」

「那是因為傳統文化都已經受到破壞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全完了。」北京出生的一個朋友毫不遲疑地回答；另一個人附和：「什麼都沒有，只剩下錢。」

每個初次進入中國大陸的旅人最不習慣的就是發現中國竟然是一個粗魯的國度。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天天都在吵架。計程車司機慣常跟客人爭辯開車路線、收音機音量，客人也絲毫不客氣地回敬；餐廳服務員總是要顧客喊破嗓子才姍姍來遲，面對抱怨就是一句「沒事兒」加上冷冷的批判神情；人行道上騎自行車，斑馬線總是汽車先行；城市人欺負鄉下人，富人鄙視窮人；打扮得體的男女在街上吐痰，作什麼都不排隊，爭先恐後，你推我擠；凶狠眼神，無理態度，一意孤行的自私，在公開場所處處可見。

最常見的解釋就是那個朋友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毀壞了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人性遭受到最殘酷的考驗，之後，性命不保，什麼禮教都顧不上了。一個世代的教育中斷，只剩下苦痛的歷史在掙扎，卻再沒有基本價值的傳續。政治宣導的緊要，蓋過了文化傳遞的迫切。

在台灣的圓山大飯店，我請求服務生給我們一群人位置。掃一眼當日剛剛開業仍空蕩蕩的餐廳，她的態度有如女王般尊貴，皺著眉頭賞給我們入口正門的一張桌子。操一口台灣國語──蔣氏王朝時代在圓山大飯店這個空間聽見這種口音是匪夷所思的， 她老大不高興，叨叨絮絮地唸著我們怎麼讓她不方便，他們生意很好的，客人馬上都來了，要我們吃快一點，別佔太久桌子。

也說台灣國語的我們一片愕然。

決定換餐廳，改去了另一個樓層，結果碰見相同的待遇，服務生不知何故地滿臉怒氣，彷彿有客人上門要張桌子吃飯是件可惡的麻煩事。他要求我們接受他服務的態度是，要不就這樣，要不你請走。那一刻，我以為自己身在北京或上海。

同時，我突然領悟中國發生了什麼事。這就是了：當一個人自覺身分定位正在經歷變化，自然，他的價值標準會搖擺、模糊，他的文化認同也就跟著無所適從。他不認為過去的經驗可以幫助他目前的生活處境，甚至，他堅決反對過去的文化價值，然而，新的文化價值卻未必能夠及時準備好。他於是會活得像一個沒有準則的原始人。整個社會對他來說是一塊無邊無際的荒原。他不自覺地活得隔絕而封閉，自以為是。

這並不是說傳統文化一定是美好的，或過去價值一定是對的。那種黃金時代已經消逝的感嘆，存在於詩人的美學想像力，多於現實。每個年代都有屬於它的光輝與黑暗。傳統社會裡的人類之所以表現比較善良，溫暖，誠實，樂於助人，主要原因不僅僅是他們的文化價值，很大原因更是出於自私的動機；因為，傳統社會是一個靜止的社群環境，在同一個社區裡，你生老病死，每一個人都彼此認識，你倚賴你鄰居親友的程度如同他們依賴你的程度。對其他人好，就是對自己好。那是一種正確的自保態度，一個沒有說出口的隱形契約。

現代社會的人類傾向冷漠，對他人缺乏耐心，因為倚靠彼此以保存性命的需求降低。環境變化過快，個體流動迅速，人際關係不易持久，人們學會不期待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給予幫助，他們自己也不打算徒勞付出。中國社會已經不是農業時代的環境，快速的經濟發展把中國推往現代化，整個中國人口在流動，且不是由於飢荒或戰爭的原因。傳統文化的社會環境既然不存在，傳統文化價值自然顯得不切實際，無法執行。

一般傳統文化必需面對社會變遷的考驗，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涉及政治力的詮釋。兩岸三地，傳統文化的定義與內容不再單純是父母傳遞給子女的道德價值，卻代表了一個人的政治立場。一個人必須極小心去界定自己認同的傳統價值。

傳統文化定義是一場政治遊戲，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一處地雷區。欲進入者，性命自負。若你不想被抹黑成大右派，也不願擔當大中國主義的旗手，小心翼翼不要變成阻礙社會前進的絆腳石，或哪個政黨恨不得除之為快的對象，倒不如大聲宣稱自己是法國文化的禁臠，反而可以躲開這些政治光譜的劃分。

從大陸的例子，我看見，傳統文化定義的鬆動對社會的衝擊；台灣近日的社會氣氛，同樣地，反映出文化認同不確定的影響。

禮教是一種奢侈。

不僅需要經濟富貴來支持，需要時間歷史的沉澱，需要個人心情的配合，更需要文化符號的就定位。歷經國民革命、共產革命、文化大革命後的大陸社會，或現在想要抵抗中國文化印記的今日台灣，及英人統治下的香港，都有文化認同的浮動，於是，影響到文化價值的確認。缺乏禮教，可以解釋為一個社會心情浮躁的表徵。當舊有文化遭到質疑而被意圖強力移除之時，那塊新發生的空白必須被填空──我這輩子想不到我自己會說這句話，但，孫文先生是對的：非常破壞，必須繼之以非常建設。

不要國家印記或封建痕跡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可以理解的心情，尤其是意圖革新的一個社會，總是冀望透過拋棄固有包袱來加速前進的速度。可惜的是，「傳統文化」與國族論述有著糾纏不清的糾葛，因此，對於過去的擁抱總是遲疑而充滿顧忌。兩岸三地的社會也就自願性拿掉腳底的文化地基。

一切，都重新開始。

很多華人去拜訪歐洲時都驚嘆他們對保存傳統建築藝術的不遺餘力。而，在過去兩個世紀，歐洲大陸上的國族板塊拼圖變化也是有如女人身上的時裝一般令人眼花撩亂。

怎麼把傳統文化與政權繁衍分開，恐怕是所謂中華兒女需要學習的「禮教」。

(新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