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活在一個世界，話語已經失去了對話的能力，許多令人崇敬的字眼如尊嚴、自由、正義等，曾經夾帶人類全體靈性的文明份量，如今都淪落成一個簡單無意義的口號、或一個不邀請辯證的概念；甚至，如素有“非洲良心”稱號的索因卡所指出，那其實是一道可怕的咒語，詛咒了人們的心靈，催眠了大家的良知，讓他們忘了最基本的人道原則，給了野心家方便好用的藉口，唆使世上最虔誠的教徒從事殺戮，鼓動激進份子不接受除了神以外的其他審判。
索因卡口中的這種“修辭型歇斯底里症”，一夕之間，席捲了全世界。從一九六七年中東的六日戰爭為開端，在二OO一年美國紐約九一一事件創下了最具戲劇性的高潮，我們的世界進入了正義只顧喃喃獨白的年代。
在這個年代，政治不再是解決爭議的自然手段，信仰是唯一的理性憑據，戰爭已經失去戰區的意義，軍民不分，軍人成了隱命埋名的恐怖份子，任何老百姓都是可以擊斃的對象，只要他的存在褻瀆了我族存在的純粹性。敵人的面目卻再也不能單純地由外表長相、國籍護照或制服顏色加以辨認。你的敵人深藏於他迂迴的腦髓縐褶裡，而他想要摧毀的對象也躲在你那更加神祕難測的抽象腦波之中。
二次大戰之前，所有戰爭都還是在國家俗世利益的名目下進行；而今，沒有一個戰爭波及的人類不是以正義之名被處死。
因為，物質基礎之上而建立起來的世俗機制已經成為每個聰明人學會輕蔑的對象，在政治正確的價值平衡下，人手一具擴音器，每張嘴都激情地呼喊著不知所云的道德理想，不僅期待對方的死亡，更要剝奪對方永生的榮耀，他們口口聲聲要捍衛生命的尊嚴，卻全然鄙視人類。
敵人不再輕易可辨，連帶地，死亡也不再是衝突的終點。
是在這樣人人自敲一口正義鐘的全球氛圍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被邀請到著名的〈英國廣播公司李思講座〉，於二OO四年從事六場演講，這六場演講後來被編為這本名為《恐懼的氣氛》的集子。
出身奈及利亞，一輩子都在與非洲大陸的新興極權主義與殘餘殖民主義搏鬥，索因卡對基進主義的邏輯與語言一點也不陌生。在他的演講裡，他向世人直陳，恐懼是我們時代的困境，而對權力的純粹狂熱是造成這股恐懼狂潮的主因。但，他說，世界其實一直未曾改變，歷史一再重複。很多人以為，我們以往熟悉的世界是在二OO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個紐約早晨才整個兒被顛覆了，並且傾向採信接下來的悲慘衝突都不過屬於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之間的事情，與己無關。而事實上，恐懼的陰影早已漫步於非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東、中亞，只不過，幾次面對發生在遙遠他方的恐怖活動，世人往往決定站著不動，在適當時機未曾給予一個回應，以致於到了今天，紐約雙塔炸毀了，倫敦地鐵爆炸了，馬德里火車站發生恐怖襲擊，“從尼日到曼哈頓，恐懼的足跡一直延伸，一直拓寬，直到席捲整個地球，它警告我們這些住在地球上的居民，再也沒有置身事內和置身事外之分了。我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無辜了，就算是住在非洲大陸上、宣稱有免疫力的那群過去歷史的受害者也一樣”。
我個人以為，在索因卡的這幾場演講裡，最動人的部份並不是他爬梳時事，引經據典，口吐金言，而是他跳脫了時下浮誇的文化語彙，擺開艱澀的學術名詞，並沒有掉落於文明分析的流行窠臼，而是歸零原點，從討論人類生存的原始意義開始。最簡單的問題，往往也是最需要被問的問題，更是最必要探索的問題，即便很多問題其實沒有答案。而不故布迷陣的語彙，反而更能載負這些基本問題的重量。
那些被激進組織與狂熱份子濫用的字眼，譬如尊嚴，譬如生命，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裡，曾經用來當作各地革命組織殺人無赦的理由及新帝國主義出兵的托辭，當其用來形容的理想聽起來越聖潔，這些字眼本身就失去越多的神聖性。這些語詞的內涵精神如同一口逐漸乾涸的井，再也無法用來激盪人心，經索因卡的聲音重新召喚，去掉了時代的灰塵，又重新湧出新鮮的泉水，在太陽下閃閃發亮。
字，又恢復了它原始的意義。人，終於，又所以為人。
閱讀這本演講集，一個人感覺自己彷彿與一個穿越時空的非洲智者對話，直觀生命源頭的初始，企圖去理解每個生命被放到世上來的價值與目的。
他說，人活著是為了尊嚴。
而尊嚴，“不過是自由的另一張面孔。”
他引述約魯巴族人的一句古諺，“失尊嚴，毋寧死”。尊嚴代表了“自我價值感”，這份價值感不僅存於個人身上，也存於他所隸屬的社群與國家身上。透過這份自我價值感，人們得以找到自己的“社會定錨”，而與周圍世界達到一種和解共生的默契。
人類自始至終最大的生存恐懼，就在失去這份尊嚴。索因卡以科幻小說及恐怖小說為例，在這些類型小說裡，讓人感到恐懼的因素就在“即將被另一個人控制的想法“，“發現自己被相異的力量或者一整套相異的價值、感覺、品味、議程、信念和方向所控制的想法”。受人控制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懼，而恐懼是人類最原始的情感。也因此，人類自古以來就視“權力為人類自由的敵人”。所以，人們會反抗暴君、起義革命、對抗異族，為了自身的言論自由與生存權益而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不論是以何種形式出現，追求人類尊嚴已經證明了是最能促成戰爭、內亂、自願捨棄生命的因素之一了。”索因卡一語道破現今世上為何都是所謂的好人為了最崇高的理由變成最冷酷的恐怖殺手。
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爭取掌握自我生命的權力，世界“勇敢”出發：巴勒斯坦居民在自己身上綁上炸彈，炸掉以色列的咖啡屋與超級市場，以色列捍衛家園，圍困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在日常生活細節上盡情羞辱巴勒斯坦人；印度教徒摧毀了歷史悠久的回教寺院，傲慢地在其遺跡上重新蓋了自己的寺廟，回教徒索性炸掉一長條印度火車，管他上面是婦孺還是老人；俄羅斯不斷武力鎮壓車臣，車臣解放份子於是再三攻入莫斯科劇院和學校，挟持人質，與其同歸於盡；賓拉登厭惡美國政府，陰沈規劃炸毀了紐約雙塔，美國開始撲天蓋地追捕他及他的同儕，啟動了阿富汗戰爭，攻打了伊拉克，各地不同的伊斯蘭組織則天天綁架西方人，砍掉他們的頭，放到網路上廣為流傳，同時在巴厘島和倫敦巴士置放炸彈。
這些假自由之名而進行的活動，已經不是為了讓自己贏得物質的勝利，而是為了全面消滅對方的存在。現在的戰爭之所以令人絕望，正因為那已經不是世俗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我比你聖潔”的宗教比賽。於是，就如索因卡所說，“我是對的，你是錯的”這句格言的邏輯已經退場，換“我是對的，你們死定了”登場。
我們的世界為不容質疑的神權秩序綁架了，所有人都要在上帝的選民與非選民之間選邊站。無論是美國布希總統或賓拉登，他們散播的話語都一模一樣，要將世界剖成兩半，堅持只有他們喜歡的那一半可以有尊嚴地活下去。
對這個兩造僵持不下的地球，雙方均陶醉於自己的道德神聖性，封閉於自己的權力空間裡，滿身理想性格的索因卡依然堅持，唯有“對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治療對話的死敵（也就是獨白）所引發的歇斯底里症的處方”。
令人感驚異地，索因卡在他的最後一講呼籲全球重新恢復對聯合國的尊敬，承認這個機構仍是最適合國際斡旋的場所。對於一個來自一塊仍然因西方殖民餘毒而受苦的大陸的知識份子來說，索因卡願意選擇一個迄今仍由西方強勢國家主導的機構來主導協調國際事務，實在出人意表。聯合國在過去多次證明了它的顢預無能與濃厚官僚氣息早不足以擔當國際調停的角色，尤其近來幾次非洲大陸發生滅族屠殺，聯合國不是視若無睹，就是拖了很晚才採取行動。又如迫在眉睫的伊拉克戰爭、伊朗核武、北韓飛彈或辛巴威動盪，聯合國根本無能處理。它無法教美國準時交會費，也不能阻止會員國漠視台灣這類社會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前秘書長安南曾經想大幅度改革這個老舊的機構，卻遭遇極大的阻力，直到他離職也只能不了了之。
當然，索因卡之所以選擇聯合國，因為那是他熟悉的體制。奈及利亞曾是大英國協的一份子，而所謂聯合國乃是依照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而建立起來，拿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索因卡願意信任如此體系有其文化背景可循。
但是，如同他不避諱去使用那些早已被濫用的神聖字彙，重新去詮釋人類尊嚴的意義，索因卡近似天真地在這麼嚴重對立的時代主張對話精神，不嫌棄地擁抱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相信是經過深沈考量的理性選擇。
在這個價值碎片紛飛、懷疑目光四射的當今世界上，不相信比起相信已經是一件更理所當然的事情。索因卡流露出一種老派知識份子可敬的良善氣質，那種凡事都抱持最好信念的正直態度令人動容。而，正是他這份老式的智識魅力，令最憤世忌俗的聽者也不禁讓自己早已結凍的信念如春天融冰般潺潺流動，讓希望又暫時充滿自己的心靈，重拾信念的力量。
全身是罪的人類永遠都需要一次新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