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

陳水扁總統的專機是一架忘了帶羅盤的飛機，在地球上充滿迷惑地飛行。民進黨不熟悉國際事務，終統風波惹惱老美，北京政府施壓，種種說法不是根由，而是結果。我以為，扁政府的台灣身分困惑才是這起外交災難的背後關鍵。

歷史不長的扁政府想要一個新台灣，可是他們不真正知道新台灣所代表的意義，也弄不清帶著這層“新”意義的自己在別人眼裡究竟是什麼形象，於是誤判形勢，進退失據。

讓我提供一個比喻。假設，國際政治舞台是一個衣香鬢影的社交場合，常見許多新貴乍富閃爍著不安的神色，因為誰也不認識而獨自站在牆角。這個晚上，他穿著貴重的服飾，戴上他最好的珠寶，以為別人都會記得他剛剛買下城裡最貴的那棟樓或發表了一首世上最美的詩，因而蜂擁過來，讚美他，崇拜他，向他獻上自己的寶貴友誼。因為，他不是別人；他，是他。如此獨特。但，不然。每個人自顧自地寒暄，親吻，談話，誰也不理他。

他期待一張同情的臉孔，把他從孤獨解救出來。當有人真的跟他說話了，他的音量因緊張而誇大刺耳，因急於向他人解說自己，他的語言顯得傲慢自負，周圍的人聽了更皺起眉頭；過了一會兒，他的友人擔心因為整晚待在他身邊而遭到社交圈子的排拒，也趕緊藉故告退。他於是又一個人。孤零零。因為遭受了冷落，而憤慨不平，雖然沒有真正誰對他有什麼不禮貌的舉動，但他卻完全被得罪了，帶著受傷的情緒，他昂頭，提前離開，以表達他對這個圈子的抗議與不屑。他離去後，宴會依然喧鬧活潑。

扁政府就像這位自覺又自卑的客人，他無法優雅自在地表達自己，因此，別人也不知從何來接待他。他期待別人會看穿他不夠世故的外表，認出他其實聰明的靈魂，可惜這件事永遠不會發生。國民黨較易融入國際禮儀，因為他們有個舊中國的歷史去幫助別人定位他們。國際社會看著國民黨，輕易連接孫文與革命黨、蔣中正與宋美齡及北京執政的共產黨，以此為據，與他們互動。但，連接舊中國的國民黨雖沒有立即的社交困擾，並不表示那份認知是一種正確。

因為，現代台灣社會的身分的確不明。我們誰都不是。台灣島擁有肥沃的移民土壤，因為地緣關係，各式文化衝擊融合，新舊中外混血雜生，台灣乃是一個真正的後現代社會，華夏中原、日本、美國、原住民、客家及南洋等等文化，全都因為強迫性的歷史因素而聚攏在一塊兒，這是其他社會所遠遠不能企及的文化資產，也是台灣在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優勢。然而，台灣困在一個狀似後殖民論述的政治激情（“狀似”，因為那甚至不是完整誠懇的後殖民觀點，只是些名詞搬弄著），始終走不出來。在這種政治歷史的思惟裡，所有人都是不能原諒的迫害者，除了說話的那個人。我是誰，成了悲壯的十字架，背得二千萬台灣人涕淚橫流。

在彷彿混亂而不確定的政治未來，其實有著精巧的文化框架，是台灣人的寬廣出路。正因為我不是誰，所以我誰都是。任何文化都能在我身上開花結果。我認同我的族群，但不表示我的身分可以用一個詞就帶過去。忽略一個人身分的豐饒內涵，就是意圖簡化對方，以Amartya Sen的話來說，其實是歧視的第一步。新世紀裡，一味強調文化的衝突或淨化，不過忽略了個體身分從來不是一張簡單的學術標籤而已。

身分如同自由，越少界限越好。台灣人因為歷史開了個玩笑，意外擁有了定義游移的身分。那是令人欣羨的文化位置。我不會跟任何人交換這個位置，只為了回答“我是誰”這類無聊的問題。

(2006年5月17日發表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生命的風景

在台灣長大，似乎就是要學習一件事：巷口那家你昔日就讀的幼稚園，有一天經過的時候，它就成了7-ELEVEN。你的童年於是了無痕跡。台灣的孩子永遠沒有這種幸運，在你四十歲的時候還能夠回到一些地點，指著一棟舊式建築、幾間一成不變的老店面、生活數十年如一日的一些人物、或幾本風格明確的老牌雜誌，以一種充滿懷念的語氣說：「你知道嗎？我就是這麼長大的。」

生命中當然有些風景人事注定會不見。我們也沒想到強留住不該也不能留住的東西。可是，回首來時路，台灣孩子終究要覺得失落，覺得自己從不曾存在，比其他國家的孩子更深刻體會什麼叫人生無常，生命其實是虛幻之類的哲理。因為你在現實環境裡尋不著任何物質證據，可以支撐你那並不可靠且時時受到外界影響的記憶力。

有一天早晨起來，你家的街名就改了，大正街是中山北路，城內叫衡陽路，草山變陽明山，北二女變中山女高。到了下一次起床時間，介壽路成了凱達格蘭大道，楊麗花不唱歌仔戲了，不是因為她老了，而是台視一天要播八個半小時新聞，而且改名叫ＴＶ台灣。

生活當然不該如一潭死水，時代當然會變遷，我們的確必須不斷前進、改革自己。令人納悶的是，在台灣，為什麼每一次督促我們前進的聲音，總不是一次有趣的文化刺激、一個經濟活動的形式改變、或一波巨大的思想風潮、還是某種偉大的科學發明；這個聲音，永遠來自一個政權。

政權說，說台灣話是叛國行為，你就要開始說北京話，即使你的母親說台語；政權說，拼音方式是一種民族自尊的表現，你就必須忘記一整套其實更有效的拼音方式，放棄和外國友人溝通的能力；政權說，應該愛中國，你就愛中國，政權要你愛台灣，你就愛台灣；政權說什麼不是重點，重點是，每次它說什麼，你那卑微的小生活就得起一次波瀾，你的身份立刻重建，你的文化認同必須重組，你的價值馬上變得不正確。

改變，並不讓人痛苦；而，看不到終點的無休改變，卻確實讓人難受，疲憊到失去呻吟抗議的慾望。在台灣成長的經驗，就是一連串永無止境的調適。隨著你逐漸長大成人，除了要焦慮青春痘、生理變化，處理愛情煩惱、升學壓力和失業困境之外，你還要不斷適應沒有定性的政治環境所給予你的干擾。例如，適應不同的教科書，因為每隔幾年，他們就想教給你不同的地理知識、國際認識和歷史認知。唯一不變的是，他們還是不會給你保險套，教導你真正好奇且需要的性知識。

是的，在一連串改變之中，你發現，總還有一些東西恆久不變：一些其實早該改革的基金會，一些其實早該撤換的機構，一些其實早該變更的人事結構和任用辦法，一些其實早該更有效率的政府預算編列與花費方式，一些其實早該摒除的做事邏輯與態度，一些其實早該正常化的黨派對話與辯論精神。這些永遠都在。如哈姆雷特的亡父的鬼魂，始終飄蕩在我們的現實生活，揮之不去，要求我們依照其意志去安排我們的社會，並且必須假裝自己已經瘋狂，否則無法解釋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政治是一切。台灣孩子沒有權力過自己的日子。我們必須要過民族的日子，國家的日子，政治的日子。在這個邏輯下，一個歷史悠久的綜合電視台得改一個「政治正確」的名字，開始做新聞追政治，迎合當權者的需求與喜好，而不是納稅閱聽人渴望在自家客廳收看的東西；一個被抨擊的學術基金會，不是去解決其存在的必要性與正當性，只要換了一批「對」的人，再多烏煙瘴氣似乎就能自動雲淡煙輕；官員的雙重國籍以前就不是政府考量的問題，現在更不可能是什麼嚴重問題；政策檢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有風風光光的人權婚禮、一個會唱國歌的原住民歌手和一個開放的總統府廣場，政治激情被滿足了，不也就夠我們活下去了嗎？

畢竟，什麼時候，台灣長大的孩子需要除了政治以外的人生意義呢？

（發表於2000年12月24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這麼多年後，此篇文章還是一樣令人驚異地反應了台灣社會的現實。對政治無窮無盡的討論，並沒有將我們帶往更美好的境地，只是不斷模糊議題的焦點，浪費眾人的寶貴生命。而這些生命時光總是一去不復返。那些花費在電視機前面看名嘴、政客和專家口沫橫飛的分分秒秒，竟是我們生命的全部。一轉眼，我們都老了，他們還繼續興奮地談論著政治。只是談而已，好像談完了，也就算了。）

對時尚永遠無須說抱歉

香港女人不談女性主義。她們討論極簡主義、巴洛克主義或頹廢主義。

置身於連卡佛(Lane Crawford)店裡，一件件質料精美、剪裁無懈可擊的Marni、Marc Jacobs、Pucci、Miu Miu一路掛過去，架上的鞋子不是光滑緞面就是上好皮革，來自倫敦的手袋放在米蘭的珠寶旁邊，香港女人仔細比較巴黎潤膚液跟美國自然產品之間的差異，手裡揮著幾張不同銀行信用卡，待會兒還要趕去Harvey Nichols的大拍賣。自從迪生集團在置地廣場開了這間所向無敵的倫敦名牌店，刺激時裝老店如JOYCE及Lane Crawford重整各處店面，使出渾身解數爭奪大小設計師入駐，極力要籠絡所有時髦重口味的香港女人。

只要是香港女人，就自然會是名牌崇尚者。對服裝一擲千金，就跟女人生小孩一樣天經地義。那是毋庸置疑的自然權利。沒什麼好討論的。

香港女人愛打扮，從來不需要詳加解釋。台灣女人到了五十歲還稱自己是“女生“，化了妝會扭捏不自在，宣稱自己其實“一點“都不愛裝扮，買再多衣服都還是同一件款式、同一種色系，因為害怕嘗新。香港女人沒有這麼多心思。關於時尚，她們有種直接俐落的氣質──就是愛，不囉唆。今年流行低腰七分褲，管我是五十二歲的短腿師奶，我照樣穿著上街，配上我的Chole拖鞋，手上挽著Gucci金包，鼻樑架著碩大的CHANEL眼鏡，Caultier的深V領口緊身T恤正好烘托出熟女的豐滿胸部。

我常常覺得，如果我是一名服裝設計師，我會愛死香港女人。她們見了你的創意，不會拼命搖頭，她們只問你怎麼穿。她們對時尚的支持決不吝嗇。再高的價錢，她們也捨得買，只要你的作品的確亮眼有趣。她們不只購買，也真的會穿上你的設計，緊貼維多莉亞港的街頭曲線而行，搖曳擺臀，當你的活廣告。

對時尚永遠不需道歉，這是香港女人教會我的一課。這包括無須對自己身材感到抱歉。別站在那裡一直說，喔，這不是我的衣服。你不穿，當然永遠不是你的。也不要為價格掙扎，只問你的經濟能力是否許可，而不是去問那一小塊布料是否值得如此價錢。只要塞在那一小塊布料的妳看起來美若天仙，散盡千金算什麼。

有位好友是一本國際時尚雜誌的服裝總監，她總是告訴我，世間繁華買不盡。我從香港女人看見這種紙醉金迷的迷戀。台灣女作家如朱天文、施叔青下筆描繪這類身外之物的奢華，總是冷靜站在女性物慾的對岸，做出清醒深刻的反省。這些充滿靈性的文學思考，對一個正在挑選Vivienne Westwood當季新品的香港女人，就像基督徒拿聖經去跟異教徒傳教一樣。她們就是拜星星、月亮、太陽以及自然界許許多多的生靈，一直活得很好，也從來不覺得違反了宇宙運行的法則。你究竟在說什麼，她們一臉迷惑地走開，全神專注在她手上那件滑得不能再滑的絲綢洋裝。

文明，不過就是擁有一件像樣的川久保玲。香港女人也許對環保並無深見，也不懂賣弄女知識青年的姿態，但是她們很知道文明穿在她們身上的模樣。那是社會富裕的象徵，也是人類創造力的展現，對香港女人來說，一個所謂的先進文明就是她腳上的那雙鞋子。

（發表於2006年8月號ELLE台北版，ELLE Taipei -August 2006)

有效證件請通行

經北京去巴黎，離境前，面貌端正的中國海關專員想要查驗我是否有適當的法國簽證。她
不提護照兩字，也不能說簽證（既然不承認台灣是個國家，你就不能發簽證給一個「不是
國家的國家」），手裡拿著我的台胞證，她正視著我：「能否給我看一下你去法國的『有
效文件』？」遣辭真是漂亮。當然，我微笑，在眾目睽睽下拿出我的綠色小本子。

飛機一落地，法國海關人員已在機艙門口嚴陣以待，一個個檢查我們的護照。所有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醬紅色護照都被仔細審視，凡是中國大陸旅客都不免面臨難堪的盤問。過了這
關，繼續前往正式的海關櫃檯，再來一趟檢驗。我排在一串醬紅色護照之後，忽然，一個
法國官員眼尖，遠遠看見我的綠色本子，招手要我過去，他很快確認我的旅遊簽證，我於
是現實地拋下我的大陸同胞，通關。

每一個出發旅行的台灣人，都免不了要自問我是誰。我們不是那麼確定我們手上的「文件
」是不是那麼「有效」，也不是確定別人知道我們從哪裡來，是否有資格前往我們想要前
往的地點。當美國海關皺眉給我們麻煩時，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沒有理由地感到十
二萬分地抱歉，好像一個窮人要去富人家作客，不但帶點羞恥感，而且隨時都有被丟出門
的準備。即使我們的國民平均所得水準高達美金一萬二千，所以那名法國海關專員才會放
心地讓我如此輕易進入他們國家；依然，我又驚又喜。過了關，還免不了要把那本綠色小
本子翻來覆去地看，想要探索它究竟有何魔力，讓我比那些醬紅色護照的朋友們來得幸運
。

親愛的陳水扁總統在世台會上發表一國一邊論時，正巧在北京。香港朋友擔憂地問，若北
京政府惱羞成怒，明天就打起來，你還在這裡，怎麼辦？那幾十萬的台商怎麼辦？一趟無
邪的旅行馬上變成身陷敵區喔。你們總統怎麼不替台商想，怎麼那樣挑釁，張俊雄還「特
別」澄清總統不是一時衝動。那天下午，天氣晴朗，從北京市中心能遠眺香山，我的書包
擱著一本草色的台胞證，周圍的台灣人都綠著臉，不說話。隔天的國際報紙談世界上三個
正在打仗或即將開戰的區域：以色列、巴基斯坦，車臣、俄羅斯，和台灣海峽。我當時正
在計畫我的法國旅遊。

一九九Ｏ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墨西哥作家帕茲曾說，知道自己是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
是解決當下的日常困境。因為無論你是誰，你都需要公路、電力，良好的金融制度和完善
的法律制度。擁有一個無須懷疑的身分似乎讓人安心，可是，這個身分所反映出來的真正
意涵更為緊要。當你全心全意去對抗一件事，而忘了去建設自己，最後，你只是讓它來定
義你。印度聖雄甘地因此堅持印度人必定不要只針對英國人來拿捏自己的定位，卻要繞過
這份單一激情，做更大的思考。

世界上充滿各色人種，拎著各式證件，真正性感的護照卻總是那幾本。那絕不是僅僅因為
那本護照的顏色誘人而已，而是它背後所意涉的那個群體令這個證件「有效」。

(2002年8月28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事隔多年，身分不變，情況依舊。)

沒有腳的鳥

「世界上有種鳥沒有腳，生下來就不停地飛，飛累了就睡在風裏，一輩子只著陸一次，那次就是它死的時候。」這是《阿飛正傳》裡張國榮角色的寫照，卻也是明星張國榮的寫照。

2003年愚人節那天夜裡，兩岸三地的電話、簡訊滿天亂飛，各式惡毒搞笑作怪的玩笑嗶嗶作響，其中一則關於張國榮自殺的消息，起初沒有人相信。當網路上、電視上出現香港文華酒店門前一片血跡、欄杆因受重撞而彎曲的畫面，眾人才驚愕發現最愛美的張國榮真的選擇了慘烈地死去。

藝人自殺，時有見聞。前不久才有陳寶蓮，剛剛產子，卻從上海公寓躍下。當年與張國榮有瑜亮情結的陳百強，上吊自殺；著名的阮玲玉，寫下了『人言可畏』四字，把毒藥混入稀飯，一匙一匙餵進自己胃裡；二十世紀全球公認的性感女神瑪麗蓮夢露，自殺，死在自己床上；八○年代紅極一時的翁美玲，僅二十六歲，在自己公寓燒煤氣身亡。當藝人死亡時，我們習慣用自己對這個人的喜好程度來發表評論。在追問完死亡細節之後，如果我們喜歡這個人，我們開始流淚，用這個藉口開一瓶酒，追悼這位風華絕代的明星和我們為之神魂顛倒的青春歲月。如果我們恰巧對這名藝人沒太多好感，那麼，說兩句刻薄的俏皮話，展示自己的機智，成了這一天的亮點。

在克服了第一時間的震驚之後，即使，如張國榮如此重量級的藝人，都免不了要遭受一些可笑的報導與評論。憂鬱症是理所當然的猜測，同性戀身分被提起，生前所謂的怪癖一一浮現，胃液倒流的困擾，演靈異片導致入魔的可能性，紅顏難免薄命，乃至於戲子終究是戲子，連赴死都要轟轟烈烈。他的《胭脂扣》，他的《霸王別姬》，他的《花田囍事》，他的歌舞和他的蘇格蘭裙，此刻，變得一點也不重要。

二十世紀七○年代，當家家戶戶都有一台電視機，整個世界進入彩色螢幕時代，評論家便預言，再不會有如貓王或披頭四這類超級巨星出現了。在這之前的年代，資訊缺乏，影視資源有限，觀眾注意力集中，沒有其他選擇，所有熱情都被壓縮在同一個人身上爆發。觀眾對明星的喜愛也純粹而甜蜜，專情中帶有敬重的情緒。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連關上家門之後，離開電影院之後，就算搭地鐵、過馬路，都會經過一兩個超大螢幕或戶外廣告招牌海報，無數個明星臉孔爭相向你微笑，對你取悅，朝你諂媚。明星就像是手機外殼的花色，可以隨時換季。你的態度因之變得輕佻而玩世不恭。

這些簡單的商業邏輯，就像流行星座學、心理測試，合理解釋了明星作為一種現代商品的存在，與群眾口味的市場操弄。但，曾經作為一個戲劇學生的我，其實向來對藝人多一份同情──不是憐憫，而是同情。因為我知道，好的表演其實需要多少苦日子的磨練與排演；而，要站在台上，面對那些來路不明的不知名觀眾，其實是多麼需要勇氣。他們是善意是惡意是好奇，全不知曉。年輕的張國榮曾經在一次表演中，配合舞蹈動作，將頭上帽子拋下舞台，結果卻遭觀眾即時回拋，一直到了寫回憶錄時他仍對此耿耿於懷。趙薇好好一個人站在台上，被人狠狠從頭到腳淋了一桶糞水。

我曾說，明星是一種體質。除了一種淡薄的嘲諷氣味，我想指出的，其實是驚嘆他們面對群眾的熱誠與執著。每個人都想當瑪丹娜，可是絕對不是每一個人都能變成瑪丹娜。才華很重要，卻不足以讓你站在舞台上。或許是錯誤的自我認識，或許是輕微的自我曝露狂，或許是過度龐大的自我愛戀，明星的體質讓他們能夠耐心地期待陌生人的共鳴，靠一些空洞的零散掌聲而滿足。每一個藝人都像是《慾望街車》的白蘭琪，倚賴陌生人的施捨過活。他們成名的代價，就是如同《阿飛正傳》說的那隻傳說中的鳥，始終漂浮在半空，腳踏不到地，遠離現實，所以我們才能從我們卑微的生活裡抬頭仰望他們，發出驚嘆。

一名優秀的明星，是社會珍貴的資產。在影音只會越來越發達的今日與未來，他們的影響力可以跨過國界、地理、種族、性別與年齡的限制，他們的文化成就不下於一名睿智的作家或優秀的藝術家。我們需要他們，喜歡他們。我們偶然創造他們；我們，更常，毀棄他們。

與其再去說什麼他不就是化身程蝶衣了嗎之類的聰明話，還不如回家租片，安安靜靜重看一遍《阿飛正傳》。

（發表於2003年4月3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當時仍住在北京，晚上跟一群同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吃飯。越南米酒裝在深色土甕裡擺上桌來，人人都要從一根很長的吸管拼命啜飲。突然，飯桌上的四支手機同時響起。南方傳來驚天動地的消息，張國榮跳樓。地點是我最喜愛的文華酒店。吃飯吃一半，我忽然沒了心情。看著北京寒冷的夜色，異常想念香港的燈紅酒綠。一直以為沒有腳的鳥是自己，想想，其實我的生命畢竟沒那麼深刻。對中國來說，我也不過又一個北上飄的人。對台灣來說，我只不過一個小搖筆桿的。文華酒店竟成了我鄉愁的對象。在這個世上，不過是個旅客，飯店就是她的家了。）

精緻文化缺席

人們對社會文化逐漸粗俗化感到憂心忡忡。一夕之間，人們忽然醒悟，身邊不再有什麼深刻有內容的事物，眼前只不過都是娛樂產品與包裝過的明星。大罵媒體媚俗，趁機調侃名人幾句，責怪商業邏輯的膚淺，大致都是很適合的反應。整個世界正在變笨（Dumbing down），似乎是萬劫不復的一條不歸路。

一個開放的自由市場本來就包含許許多多不同區塊的消費分眾。有人喜歡喝豆漿，有人喜歡喝咖啡，有人喜歡喝草莓冰沙，各自會依據他們自己的口味去購買他們需要的產品。有時候，豆漿愛好者會高過咖啡擁護者，有時候草莓冰沙的購買者會多於豆漿的消費群。這種變化的依據，可能是流行，可能是季節，可能是文化口味，說一不定。當一個社會出現世俗文化，是正常的；甚至，世俗文化的當道，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所謂的精緻文化向來需要某些經濟實力或教育基礎才能夠領會、從事或消費。譴責這種世俗文化現象的盲目，無濟於事，因為它本當如此。真正應該問的問題是，精緻文化的消費群為什麼沒有發揮它應有的消費能力？這塊市場為何完全失去了聲音？

其實，沒有。精緻文化的市場一直存在於台灣。只是它的消費力轉向了台灣島外。面對全球化浪潮，與其說西方文化的強勢使得各個社會的文化特性逐漸消滅，倒不如說是全球菁英文化的逐漸統一。地面上的各國菁英分子已經跨越了自身封閉的國族環境，逐漸形成另一種國度，他們上同樣的學校（譬如美國的長春藤名校及那些專門培養企管碩士的商學院），講相同的語文（英文或其他歐洲語文），去類似的地點度假（歐洲南部或熱帶小島），買同一個設計師的時裝（Gucci或Prada），讀相同的報章雜誌（Economist或Wallpaper）由於這些菁英分子大多在他們社會佔據領導地位，他們的教育背景、生活習慣與價值觀念難免會引導精緻文化品味的走向與消費力。

弱勢文化的危險並不是消失，不是被吞噬，不是死亡，而是慢慢只剩下底層粗糙的殘渣。因為社會的精緻文化消費群跳越了語文與地理的限制，直接購買目前市面上最先進的文化產品－－恰巧，現在，大部分這類所謂的文化產品均由西方出品。而那些受制於本身語文能力或因為經濟因素缺乏旅行經驗的人們則專注在本土文化的消費，這個族群通常佔據社會中下層，他們主導世俗文化的品味。

拿香港作例子，在香港，高教育程度、高收入的族群因為沒有語文障礙，直接閱讀外文報章雜誌，一般市井小民則創造了他們自己生鮮活色的閱讀市場：蘋果日報、壹週刊、東週刊、新假期等等。在台灣，這種現象正在浮現，稍微有點文化品味的人會去誠品書店翻閱原文書，只肯閱讀翻譯作品，不讀本土作家，本土出版品就只能盡量去迎合最世俗的大眾口味。同理可證：當菁英分子都靠外國媒體吸收資訊，同時，採用美女主播和聳動標題的本地新聞有強大的收視反應，那麼，本土產品就會逐漸被擠壓到成同一種長相。值得注意的是，這會是一種惡性循環：本土文化越來越低俗，也就更不能與外來文化競爭。

不要去對妓女丟石頭，要問什麼原因讓所有人都成了妓女。去詛咒世俗文化的庸俗性，不如想想精緻文化的發展性。為什麼不能有更具原創性、高度不輸西方的精緻文化出現？若提倡本土文化的創造力，只是停留在官方的、樣板的、近似博物館收藏似的方式，或菁英文化分
子之間不關心也不屑自己社會的文化，只在意模仿西方文化、與得到西方世界的青睞，那麼，本土的精緻文化自然會從我們的社會中缺席。

（原發表於2002年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開放自己的城市

2005年底，為了主辦WTO，香港政府準備了港幣兩億五千六百萬預算，另外還從民間募款港幣五千五百萬，結果幾天會議下來，整體營收卻不過一億港幣。

會議進行期間，擔心反對WTO的群眾示威抗議，香港政府派出九千警力進紮會議中心所在的灣仔，二十四小時管制交通人流，使得金融機構匯集地的中環幾成死城，連帶著商家地價比巴黎香榭大道更貴的銅鑼灣商業區都沒得生意可做，零售業績下滑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同時旅館住房率仍維持百分之八十五，跟去年同時期差不多，旅客人數並沒有因為會議而增加。然，由於會議，大量倚靠旅遊消費的香港，今年，卻被迫可憐地錯過了聖誕商機。

花了納稅人錢的香港政府卻說，錢，不是問題。重點是告知天下，香港乃是一處自由安全的國際金融中心。言下之意，這些鉅額赤字不過是城市的廣告費。問題是，香港為自由貿易港已是一百年的歷史，需要重申這個簡單的事實嗎？

在旅遊貿易興盛的全球化年代，城市宣傳成了一門嚴肅的生意。這筆賬算得艱辛而複雜。為了將自己的位置在地圖上標的出來，渴望做個所謂世界級城市，吸引世人前來旅遊、消費、投資、貿易，每個城市無所不用其極：要不積極爭取主辦國際活動，如奧運、世界經濟論壇等；要不舉辦大型文化活動，艾維農藝術節、威尼斯藝術雙年展、法蘭克福書展為例；要不發揚舊有傳統，好比西班牙奔牛節、巴西里約的嘉年華。巧立名目，渾身解數，散盡千金，就為了替自己城市打造個金碧輝煌的名聲，能在世界黑夜裡散發奪目的光燦。

這個方法看似有效，譬如，要不是因為電影獎，沒有人能指出法國小城南特究竟在地球表面的哪個東西南北。也難怪，名聲早已是錦上添花的巴黎與倫敦還要為了奧運主辦權，爭得面紅耳赤；而英國愛丁堡拿到全歐文學城的榮銜時，其他歐洲城市即變臉成了荷爾蒙失調的忌妒情婦，尖酸刻薄地諷刺無端受寵的愛丁堡到底出過幾個正經的文學大師。

但是，這種花大錢搞活動畢竟只能爭得一時名聲，並不能永久保證城市生命的持續力。希臘雅典辦完了奧運之後，奧林匹亞的子孫仍舊一臉憔悴回到文明夕陽的陰影下，還新落得一身債。上海大肆搞了藝術雙年展，卻有點不知所終。

在台灣，台北市最樂於經營城市文化，成立文化局，積極搞小型電影節、作家駐村、藝術特區等等，但始終突破不了廟會大拜拜的格局。因為官方對藝術文化有既定想像，所以他們對受眾也有既定想像，這就決定了他們的邀請對象、活動內容、預算分配及宣傳管道。由政府主導文化品味，向來都是災難。

一個城市真正的生命力終究必須來自它本身的開放多元。城市唯一的功能在於提供舞台，創造機會，給各路人馬發揮才幹，實踐自我。二十世紀初的巴黎為何至今令人嚮往，即因它包容了來自各國最不羈最落魄最狂野最聰明的人才，它不判斷、不篩選、不評論，它只是讓他們留下來，作他們想作的事情，於是巴黎有了美國爵士樂、達達運動、畢卡索油畫、艾略特的詩、香奈兒時裝和嬌蘭香水。巴黎給了他們機會，他們於是以他們瑰麗的作品回報了巴黎。

台北其實需要做到的不過是開放自己的城市。官員忘記自己對文化的定義，文化圈子放棄自己的保護主義，讓全世界的人都來台北生活創作。管他東京人孟買人莫斯科人上海人還紐約人。你要跟我談中國威脅論嗎？當你擁有文化自信心的那一天，你還需要怕嗎？

（發表於2005年12月2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