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我的他的北京城

我坐在百貨公司地下室的咖啡館裡，發呆。

奧運前夕，向來為北京城中心軸的長安大街兩旁升起了一群亮晶晶的國際風格建築。像是孩童收集的心愛模型，這些建築物被主人翁慎重地放置於大道兩旁，當車輛迎著日升日落的方向奔馳時，坐在車上的司機與乘客總被高纖維玻璃上的太陽反光迷醉了雙眼，以為現代中國的門面就該如此摩登輝煌。

沿著長安大街一路往東，到了大望橋，高不見頂的國際建築嘎然中止，視野忽然拉闊，舊北京的低矮地平線重新映入眼簾。就在視線由高入低的臨界邊上，站著台灣商人一手打造的新光新天地。低調而奢華，剛剛開幕不久，新光新天地很快成為北京最高檔的百貨名店，能想到的名牌商品，這裡通通都有。北京作為廣大中國的首善之都，終於有了一間氣勢磅礡的高級百貨商店，足以傲視全亞洲。主事的台灣企業拿出日系百貨公司的經營哲學，確認每一個細節完美無缺，從手扶梯動線、地面鋪陳、攤位陳設、廁所門鎖到室內噴泉，完全對位。

樓上有世界聞名的台灣鼎泰豐點心，樓下有全球知名的法國馥頌美食（Fauchon），中間一層層堆滿了地球各地運來的服裝、珠寶、手錶、運動用品、電器、寢俱、鞋履、手袋，整個空間溢滿了香氣、裝飽了顏色、擺足了物品，舊貴卻乍富的北京人悠閒自在地從這頭逛到那頭，由那層晃到這層。皇城根兒下的子民挺胸昂首，他們的文化自信如今又增添了物質的驕傲，這會兒中國重新見識了什麼叫大唐盛世、滿清皇朝，天朝之國正是如此。

我就窩在新光新天地的法式馥頌咖啡館裡，右手邊的櫃子上裝滿了法國空運過來的咖啡、果醬和巧克力，穿了黑色圍裙的北京年輕人為我端來一塊草莓滿綴到搖搖欲墜的奶油蛋糕，我腦子裡卻不由得想著，我現在坐著的這塊地方以前究竟是個什麼地方，是否也有個跟我年歲差不多的女人在週末的下午，閒閒地坐著，不特別做什麼，只是端著一杯茶水，出神地端詳自己的人生。

她的人生被搬到哪裡去了。終止了，還是在另一塊陌生地重新開始。新的人生是否仍與她原來的日子一模一樣，還是已經因時因地改變了風貌。她是否會懷念她在老北京生活的歲月，那些冬日晨光穿過煤炭的微粒，隨著清風送來的夏日溫度，搖晃著樹葉婆娑的秋天影子，每年初春時節鳥鳴花開，是否依舊喚起她靈魂深處的極度傷感。

她是否也像我想起以前住在北京城內的日子，消遣娛樂並不多，不過是去日壇公園伸伸腿，到後海喝喝茶，跟朋友見面吃飯，高談闊論四處聽來的八卦，每個人總在做點什麼卻因為種種因素永遠也完成不了，寫小說的總沒寫完，辦雜誌的總沒辦成，拍電影的總沒開拍。夢想永遠那麼遠大，眼界永遠那麼遼闊，說的卻總是比做的更顯得漂亮些。北京城的氣勢讓所有居民中氣十足，腰桿挺直，他們的眼睛看天下總是帶著那麼點兒睥睨的角度。風塵僕僕的異鄉人著書、做官、搞革命，北京人則消磨著日子，最後只結了婚、生了子，然後讓孩子跟自己一樣有一搭沒一搭地活在中國歷史的陰影下。

北京人哪裡也不去，什麼也不做，他們等著世界自動送上門，等著整個中國替他們創造歷史。中國的歷史，就是北京的歷史；不，北京的歷史，就是中國的歷史。如同法文作家不去巴黎出人頭地，就永遠別想寫進法國歷史。北京如同坐享其成的老漁翁，頭笠一歪，迷迷糊糊地打盹，任時光流逝，中國和她的廣大人民自然會幫這座城市造史。

那，那個我想像中的北京女子呢，她的歷史算是北京的歷史，還是中國的歷史。

出了新光新天地，迎面而來是一根工廠的煙囪。以往，煙囪禁止蓋在市中心，但因城市擴張，煙囪赫然進了市中心的版圖，站得又直又挺，像是一個隨時準備捍衛政權的士兵；然而，在嶄新的城市氣氛裡，煙囪遲早不能久留。我想像中的那名北京女子早早搬往煙囪以外的境地。她跟其他異國大都會的女子一樣要開始住在所謂的郊區，搭地鐵、坐公交、駕私車，路途迢迢地通勤上班。曾經那些悠哉的生活神態和神氣的文化自尊，都只能跟著胡同一塊兒拆遷到城市的邊緣。

市中心留下宏偉壯觀的商城、辦公大樓、公家機關和劇場，入了夜，就空空盪盪，乾乾淨淨，聽不見嬰兒的哭聲，嗅不到廚房烹煮的氣味，沒有鄰居出來納涼的交談也沒有夫妻打架的吵鬧。

車輛背日而馳。長安大街塞車早已成為北京城的神話之一。城的另一頭，新加坡人開的餐廳裡，宛如大開本畫冊的菜單上面零零落落印著幾句絕句，要找出菜名，得先搖頭晃耳朗誦出那些中文段落。沒法從那些字裡行間找出你的食物，就別想點菜。文化大革命打落的中國老東西又回來了，這一世，她化身為一名濃線鳳眼、挑逗朱唇的陌生女子，被帶回她的出生地，與自己的前世面對面，卻互不相識。

讀過了新加坡人的唐詩菜譜，還要去見識英國名家設計的夜店。大把深紅帷幔從天花板垂掛到地面，可以拉來拉去，隔成大小不同的區域。一把把椅背高聳的巨椅雕滿神話中的動物，與其請女皇上座，還不如讓位給眼神邪惡的夜遊神。牆面、天花板四處掛著英國貴族的畫像，櫃子裡極力擺滿世界各地搜來的紀念品，作成蠟燭形狀的燈座雖閃爍不定卻流不出燭淚。外地人得意地坐在軟沙發上，開香檳酒痛飲，慶祝自己征服了北京城。

我的北京女子正坐在“郊區”家裡，一面搖著扇子，一面看著難看的電視節目，追著孩子，罵著丈夫。窗戶推開，外頭，全是工地。微風，就跟北京人冷眼看趾高氣昂的外地人進城一樣，撩不起一絲激情。

夜晚越來越深，路過新蓋落成的國家歌劇院，躺在深藍夜空下閃閃發亮，好似一架剛剛從火星降落的太空船，又如那天空是海，而歌劇院是條倒扣過來的船腹，靜靜徜徉於夜空的清涼。月光映出建築物的漂亮弧形，彷彿新生兒的稚嫩側臉，揭示未來的長相。旁邊，隔著一條街，看似廢墟、其實不過是年久失修，暗沈沈的胡同垮著一張臉在黑夜裡瞪視著外來者，驕傲，自滿，又帶點好奇。直到這一刻，北京人還是不失他與生俱來的優越感。

但是，自我感覺良好也擋不了隨著奧運浪潮而拍打過來的新世界。

天亮之後，昨晚在自己新建城堡裡喝個爛醉的外地人越加意氣風發，信步走在他們口稱“新北京”的大道上。向來只習慣政治權貴的北京似乎逐漸要習慣其他類型的權貴，商業權貴、流行權貴、外國權貴、高科技權貴、文化權貴等。不接受也得接受。北京本是權貴之城，當然越多權貴越好。就像倫敦，全世界誰發達了不去倫敦買個房子，美國明星、俄國富商、阿拉伯王子、香港名流、澳洲政客、非洲領袖，全都擠向倫敦落腳。

不是權貴的我搭了飛機，與魚貫進城的各地權貴反向而行，與我想像中的那名北京女子同行，離開了北京。剛剛落地，就聽說了新光新天地鬧了商業糾紛。大陸合作方帶了兩百名公安大舉進駐香噴噴、美滋滋的高級時裝百貨店，當場解雇所有的台籍員工與日籍幹部，還把台灣合作方的少東主從一架即將起飛的飛機上請下來。

我不由得想起前個夜晚那些酒酣耳熱的外地人。他們是那麼志得意滿，那麼有把握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已是他們的囊中物。他們就像身手矯健的猴子，不相信以自己的本事會摘不到樹上那些紅灩欲滴的果子。

北京城的安排本是為了服務一位皇帝。城看起來像是一盤棋，很多高手均以為自己只要懂得下棋，這座城市就會是我的。坐上北京棋盤的中心，就能擁有北京。擁有北京，也就擁有中國。這就是北京的奇特魅力，它讓所有人有個幻覺，以為自己就站在世界的頂端，包括因為歷史意外而暫居高位的皇帝們。有了北京作後盾，他們就能隨心所欲，恣意妄為，因為天下將為他們所用。

然而，在這個為君王而服務的城市裡，每每完成的不是一首詩、一本小說或一部電影，畢竟還是人類的命運。無論是君是臣是民是男是女是老是小，都得在這個所謂人類命運的偉大使命之前卑躬屈膝。而人類集體命運總是無常、殘忍而神祕，為了追求一時的史詩高潮，什麼都能順手拈來，順路碾過。

我告訴自己，不要被那些國際風格的建築物所矇騙了。每個想改變中國的人，最後都會被中國改變。蒙古皇帝、滿族貴族還是八國聯軍，都不過是想要摘果子的猴子。


（中國時報奧運特刊）

慾望一座城市

整座城市是一處廣大的工地。街道凹凸不平，人行道坑坑洞洞，空氣飄浮著粒粒可見的微塵，每個轉角、每次眨眼，都躲不開正在如火如荼開工的建築。就在北京所謂的ＣＢＤ（中央商務區）正中央，硬生生從地表挖開的大洞，長寬各一百公尺，彷彿昨夜外星飛碟急速噴射離去之後留下的巨坑，又像巨人貪婪的大嘴朝天空張開，等待一棟金光閃爍的高樓從星空墜落。

城市在擴張。

城市不斷成長。

就像一個孩子不可能永遠是八歲，城市也不甘心停留在兩個世紀以前。人類的慾望代代更新，他們對生命的夢想透過物質凝塑不同長相的空間。城市因為人們的需求而更換，而變化，而消長，而擴張。有時，一條彎曲的街道被拉直了；有時，一棟矮房被一幢高樓取代；有時，綠色的運河被填平成灰色的環市高速路；有時，一塊破舊社區被改建成復古的購物中心；有時，一個棄置荒涼的田地被輾成平坦的飛機場。因為，曾經人們不需要的高速公路、機場、辦公大樓、地下鐵、大型商場，現在都成了不可或缺的生活要件，必須不斷尋找新的空間去容納這些支撐現代便利生活的框架。

可以犧牲一點容許散步的都市綠地，不能沒有十秒鐘立即升到七十層頂樓的快速電梯，如同沒法想像少了購物商場的日子，卻能夠過著缺乏維生素Ｃ的生活。現代人失衡的生命就刻印在我們的城市藍圖裡。我們雙腳懸空，呼吸人工製造的空氣，為自己打造了健身房，靠機器維持身材，同時，卻懶得爬樓梯或過馬路，一出門就招車，一進門就翻倒在沙發上。而我們的城市為了符合我們的期待而逐漸轉化。

我們要速度，要方便，要移動，要安全，要隔絕自然環境的細菌，要多樣選擇，於是，我們能作的，就是創造完全為我們所控制的環境，並不斷擴張。


在香港，裝滿蔚藍海水的維多莉亞港正一點點萎縮，關於荒唐水手的故事早已被穿西裝打領帶的金融族所取代。當港口的功能從海路轉為空路、購物中心的營業總額超過停泊船隻繳納的管理費用，一夕之間，路永遠不夠用，地永遠不嫌多，海水卻已經太過招搖，必須削減它的版圖。香港孩子記憶中的城市有地鐵，有高樓，有ＰＲＡＤＡ旗艦店，有薑汁撞奶的香味，卻不再有海洋的顏色或海鳥的叫聲。然，他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不似他的先輩，他不需要港口停泊他的船隻；他需要一個乾淨明亮的停車場停放他的保時捷跑車。

海洋不再是他城市的要素，他可以沒有海洋，卻不能沒有游泳池、電腦、手機和愛迪達跑鞋。香港圍繞著他的期待而建造。港灣可以填平，人們的慾望不能停止。

香港可以不是香港，人類還是要繼續活下去。

城市沿著時光軌道向前滾動。人們的慾望在其後推動。守著博物館般的城市卻不能真正活在其中，有什麼用，妳問。

人類建造城市的目的就在建構自己的生活。如果城市不為人類生活而服務，難道應該是人類生活為城市而服務嗎。為了留住北京的胡同風光，每個人就該沒有自己的熱水、自己的衛生間、自己的隱私；還是，活著的人其實有權利打理自己的生活空間，居住在一個適合上網、洗澡、看ＤＶＤ的現代公寓裡。

需要討論的並不是人類慾望的盡頭，因為那是徒勞無功又矯揉造作的話題。唯一可能找到答案的卻是關於生活的美學品味。慾望一座城市，是每一代人類都不自覺積極追求的目標，然而究竟要在這座城市裡面實現如何的一份生活，是我們在剷平百年榕樹只為建一條高速公路、或移山填海失去一座港口僅為容納又一間歐美時裝店之際需要仔細思考的決定。

因為，慾望是簡單的，快樂卻是複雜的。

網路偏食症

網路正在改寫人類的知識體，而且還不是終結，才剛剛開始。

當網路開啟了一道門，讓知識免費流通，資訊自由廣布，意見免除審查，網路逐漸成為人類的集體記憶庫。人們去網路查詢資訊，就像以前上圖書館找資料一樣。然而，這個日漸龐大的記憶庫，如同以往人類的歷史記載，已經難以避免地充滿了人為的操弄與虛偽的記錄。

如同我們當年對大型機構與主流媒體的質疑，現在對網路上所搜尋來的知識與訊息也要小心看待。當年大型機構與主流媒體的問題是壟斷性的權威，所以當網路被發明出來時，彷彿是在一池靜水邊上開了個口，令新鮮泉水流入。而今，這股泉水匯成大河，成為眾人飲水之地。當河面加寬，河流加深，奔向大海之時，難免開始夾帶許多未經刪選的雜質，影響到知識的純度。

不同於九O年代末的網路1.0版，當時只算另開了一個傳媒管道，如今的網路2.0版鼓吹全民上陣。人人去維基百科撰寫知識，開部落格抒發生活心得，上YouTube貼自己邊挖鼻孔邊洗澡的影帶。缺少了傳統的專業把關者如編輯、學者、教師，網路上充滿了各種來歷不明、未經查實的文本。

由於網路的匿名性，讓文本來源更難查證。網路空間早已不再無辜，大型企業、公關公司與政府機構進入維基百科改寫自己的檔案，或開設看似獨立的部落格宣傳自己的主張。隨著大選迫近，美國幾個參議員在維基百科的個人檔案遭到對手篡改或添加了負面暗示的字眼。

不像傳統媒介，所有作者與編輯都身分公開，公司註冊有案，若是報導不實，你隨時能上法院控告該公司與責任編輯，在網路上你找不到文責的對象。一名退休的美國記者抗議維基百科無憑無據地寫他參與刺殺甘迺迪總統的陰謀，維基百科宣稱他們只是中性的載體，恕難擔錯。而一名大氣科學教授上去維基百科試圖修改一條錯誤的基本知識，卻被憤怒的無名網友一再刪除，對方的唯一理由是“你的資料不過是另一種說法”。

匿名性讓網路輕易成為人格殺手的天堂、知識的百慕達三角洲，因為“三人成虎”的定律，讓知識求證變得困難，資料論證似是而非，而人們仍習慣性懷疑主流機構的利益動機，往往傾向相信網路上的業餘說法，在不知對方真實身分的情況，以為網民一定是毫無私心的中立者，也很少懷疑部落格的言論是否足夠專業。

因此，質疑網路2.0版革命的人宣稱今日的網路是“業餘教”的天下，我們活在一個“白癡專政”的時代，知識產權不受重視，傳統文化產業工作者紛紛失業，人們不再能透過作音樂、寫文字、拍影片來過活，因為所有人都在作音樂、寫文字、拍影片。這是一個沒有觀眾的年代，因為全部觀眾都上了台。最後，只獨厚了不負責生產、不負責付費也不負責後果的網路平台提供者像是Google、YouTube、MySpace、維基百科等等。

就像飲食必須注重均衡，如果傳統資訊產業不該是我們偏食的對象，網路也不應成為我們唯一攝取資訊的來源。

並且，獲得資訊從來不是知識的終極目標，卻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價值判斷，做出有益的決定。

（2007年08月24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想像一座島嶼

島嶼，向來是世界的邊緣。

唯有在渴望遺世獨立之際，人們才會想像一座島嶼。

島民也通常對自己的存在感到一股慎重的特別感。畢竟，環顧四周，除了他們自己，目之所及，全是大量的海水。

大陸國家之間那種漫長得彷彿沒有終點的人為疆界，如同中蘇、美加之間，既割不斷綿延數百里的山巒與地下流動的滔滔河水，也阻擋不了人類蟻般的流動。住在邊疆的人們天天跨國界，如同過馬路到對街商店那樣稀鬆平常，我早上去賣羊奶，你中午來收款，他晚上去會情人，即使是戰爭時期，只要稍微夜黑風高一點，依舊有膽大妄為者隨時就翻牆過去。

住在島嶼上的人們很難想像如此雜居的狀態。對島民來說，島嶼土地的盡頭就是疆界。再過去，沒有了。

因著海洋這道天然的防衛，敵人不能睡在你家的門口，也不會常有陌生人莫名闖蕩進來，只因要去第三地時必須路過。島嶼本身是終點站，而不是轉運點。島嶼的公路與鐵路自成一個循環，不跟其他土地的交通動線接軌。誰也不用經過台灣去日本，但要從法國去波蘭，你就必須跟德國人打交道。要看見其他人類，島民需要離開這座島嶼；要躲開其他人類，他們只需返回自己的島嶼。如此輕易。海洋，這個忠實的保姆，永遠伸開沈默的臂彎，保護著她的子民。

雖然，在這個高科技傳媒發達的全球化經濟時代裡，島嶼早已不是那般與世隔絕，但是島民卻依然比許多其他地區的人民多了份地點偏僻的好處，讓他們得以被世界遺忘──如果他們選擇如此的話。

全球化時代，原本是屬於台灣的時代。

去中心化，所以能以小搏大；身分曖昧，所以文化得以衝激揉合；邊界消融，所以挑戰過時的國家主義；人權至上，所以個體生命的價值高過集體主義的教條。

此時此刻，當共產中國脫胎換骨、重新站上國際舞台，美國對台灣公投入聯不以為然，台灣人悲憤地活在藍綠扭曲的天光之下，如果有人問我，小小台灣對這個世界有什麼意義，我會說，台灣代表了中國的未來，以及，全世界的未來。因為，如果，這個世界真心相信那一整套“世界是平的”的全球政經文化體系，台灣社會有最好的條件去實踐那份重視經濟自由、堅持文化平等的全球化理想。

因為，我們的劣勢就是我們的優勢。台灣社會既國家認同錯亂，又文化身分混亂；沒有什麼至高無上的種族自尊要維護，也沒有單一的宗教中心要崇拜。歷史的謬誤、政治的分裂與移民的文化，都讓台灣社會早早理解什麼叫去中心化，什麼叫身分曖昧，什麼叫文化交雜，什麼叫月有陰晴圓缺、唯有人權不變。法國人還在跟全球化運動欲迎還拒時，自身市場規模過小的生存壓力卻早已逼迫台灣商人提著皮箱走遍天下去接訂單、賣產品。

過去，我們不懂全球化，我們就已經活得非常全球化。甚至可以說，台灣就是全球化運動下產生的一個社會。

然而，十年來，台灣卻越活越像一塊懸掛於世界邊緣的小島。我們原本就不是世界的中心，現在我們根本不跟世界站在同一塊平台上。

固然，島內兩黨對峙導致國事空轉，民進黨政府為去中國化而減緩兩岸交流的速度，同時中國經貿實力突起，全世界極力討好北京政權，只想對麻煩製造者台灣視而不見，但是，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冷戰結束，亞洲區塊趨向和平，大環境風水流轉，再沒有誰需要我們當反共的堡壘、自由經濟的聯盟或中國市場的跳板，台灣曾經因為世界分裂而被放大了重要性，現在不過又被打回一葉孤島的原形。

然而，有人會說，島嶼，就島嶼。站在世界的邊緣，又如何。

如果遺世獨立的代價是能夠建立自己喜愛的社會，就算貧窮一點，那又怎麼樣。誰說台灣一定要加入全球化運動。

那，擔憂邊緣化的恐懼又從何而來。

從台灣坊間一些流行的文化論述，你會以為台灣反對全球化運動，雖然我們社會從全球化運動獲益良多。過去二十年來，台灣地方意識覺醒，凸顯主體性，讓社會性格發展更完整，草根文化成為社會創造力的來源，政治主權落實於人民身上，使得台灣成為亞洲之中少數能夠真正實踐現代民主價值的國家。然而，在論述台灣主體性時，為了挑戰中國國民黨當年未經民主選舉的統治權力，以及抗拒當今北京政權對台灣自以為是的擁有權，台灣社會的後殖民論述遂將外來者一律打成不安好心的陌生人及潛在的殖民者，把台灣文化形塑為一個封閉的文化系統，彷彿不喝任何奶水就獨立長大的一匹野狼。

這種態度導致我們對國際語言（也就是英語）的不積極學習，對傳統中文的正統擁有權不加珍惜，對白米炸彈客的處境只有主觀的同情而沒有客觀的分析，雖懂得懷疑西方文化霸權卻缺乏知己知彼的批判，以為追求市場自由、讓外資進場就是把自己殖民化的前奏；同時，每當台灣電影在海外得獎、台灣之子在美洲大陸打球、台灣品牌外銷各地、台灣晶圓廠訂單增高時，台灣人又通通把他們對全球化運動的敵意忘得精光。

台灣對全球化運動的單面理解也反應於我們的簽證管理與移民法規。我們要走出去，卻不讓別人進來。當其他國家限制台灣護照的移動自由時，台灣人都會感到非常憤怒。回頭看台灣政府處理新移民的種種政策，更令人覺得不可思議，像是外籍新娘必須要有超過台幣四十一萬的財力證明才能辦理身分證，像是國際專業人才來台工作困難重重，就算來了台灣，還要每年定期接受愛滋病檢驗等。

我們口頭上質疑西方強權國家，排斥中國大陸，實際上，我們卻對美國、中國、日本三國以外的國家都興趣缺缺。台灣既不關心韓國人，也不關心印尼人， 對同是高科技產業發達的印度充滿偏見，也搞不清楚法國其實受苦於拒絕全球化運動的懲罰。

種種不合情理的決策與自相矛盾的觀點，全都包在反全球化的大衣之下。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運動者雖然提供一個反省的聲音，但組成份子龐雜，包括國家主義者、嬉皮、搖滾歌手、環保人士等，他們並沒有提供另一套更有效的經濟法則，他們只是以批判全球化來定義他們的身分。反對，是一種負面的力量，目的在指出當下主流價值的陷阱，卻未見得有一個明確的建設目標 。

但，在台灣，因為長期被排擠而對國際社會所產生的反感與忿恨，因為害怕中國這個強大的敵人，因為島民性格，反全球化的論點於是合理化了市場保護主義與國家民粹主義，截斷了台灣社會積極加入全球化運動的意願。

是，全球化時代可以是台灣的時代。

然而，如果台灣堅持做一個遺忘了世界的小島，那麼，遲早，世界也會遺忘了我們。


（2007年09月17日中時電子報）

奢華新神話

歷史悠久的法國名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最近推出一系列廣告。其中，蘇聯瓦解前的最後一任總統戈巴契夫坐在一輛車的後座，身旁擱著一個路易威登旅行袋，車子正緩緩駛過柏林圍牆。據說，把柏林圍牆當背景是戈巴契夫自己提議的主意。他畢生最得意的成就即拆毀了柏林圍牆，結束了二十世紀的冷戰。

而今，我們來到二十一世紀，所有巨大的意識形態堡壘不復存在，歷史似乎終結，戈巴契夫終於也跟法國女星凱瑟琳丹妮芙一樣，出現在流行精品的廣告裡，拿整個時代意義當作一種容許販賣的文化符號。

奢侈品跟資本主義的民主精神其實有著愛恨糾纏的關係。資本主義所倡導的民主自由，蘊涵了機會均等的精神，意即“你也可以”；所以，當柏林圍牆傾圮的那一刻，夾帶資本主義的威力，奢侈品名牌橫掃全球，所有人爭相購買。不分國籍階級性別出身，奢侈品已不再是特定人士才能享受的，只要有錢，誰不能擁有自己的路易威登旅行箱、羅力士手錶及香奈兒套裝。

然而，奢侈品之所以標價高，靠的是奇貨可居的神氣，講究的是稀世珍品的魅力，也就是說並不是誰都能擁有，而該是一種特權。擁有者理應要沾沾自喜，藉由奢侈品而炫耀自己獨特的生命風格。當隨便一個張三李四，稍微有錢都能買到路易威登，甚至，薪資微薄的公司職員只要願意省吃儉用也能輕易換來一個羅力士錶時，本該稀奇的奢侈品就變成一點兒都不稀奇。

這就是全球名牌目前面臨的困境。它們因資本主義而發達，卻也因為資本主義而廉價。唯一的出路，就是將自己昇華成一個道德先鋒，提倡先進社會概念像是政治改革或環保意識，或成為一個文化象徵，嵌進歷史傳說之中 。

如同希臘神話之中的巴特農神殿。雅典的巴特農神殿每年都能接收幾百萬的遊客，再粗俗不堪的觀光客都能來瞻仰巴特農神殿，可是，訪客的數量與品質卻無損於巴特農神殿早已輝煌千年的神話光彩。當你是一座神殿時，香客不怕更多，只會越多越好。所以，路易威登已經不想當你的旅行箱，而是你的文明傳統。買一個袋子，不再為了流行，更像是朝聖。拿著新購的袋子，不要想著你自己看起來有多美，要想到戈巴契夫和柏林圍牆，要為你自己的旅行箱所承載的歷史重量感到肅然起敬。

《鐵達尼號》女星凱特溫絲蕾不屑地說，花兩千歐元買一個名牌包，她寧願把錢花在孩子的教育上。英國衛報專欄作家佐依威蓮絲則撰文反駁，買不買名牌包畢竟是個人選擇，而且你本應付錢購買那些工匠的手藝，但教育應該低廉而平等，當有些富人願意且能夠付高額教育費，把教育變成一項資源不均等的遊戲，反而更令人憂心。如同，理論上每個人都該吃有機食品，但，實情是目前有機食品因成本昂貴而售價偏高，而麥當勞漢堡之類被斥為次等的便宜食物卻有效餵飽很多窮人，因此，一個健康而有良心的生活方式在當今社會極其詭異地成為一種新的階級特權，像是吃蛋不吃蛋黃、拒吃一頭能夠餵飽很多人類的豬而選擇需要大量攝取的魚蝦肉、不要人工養育的肉雞而挑量少質精的野地雞等。

奢侈品，不過用來服務現代人那顆自戀的心。奢侈品工業再怎樣想要製造神話感，畢竟還是一種商品推銷術。但是，新奢華主義卻在製造一種新的道德神話，彷彿能夠採取某種生活方式的人才是道德正確的好人，因為經濟能力不足而暫時辦不到的人卻如同在道德上或智識上犯了罪。

奢華，一直是個人能力與品味的抉擇，無所謂道德判斷。懂得吃有機食品不見得表示你就自動道德神聖，就像拿了一個環保名牌包不會令你的人性更美好。沾或不沾奢侈品，大家各自哀矜勿喜吧。

（2007年08月10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與魔鬼作交易

跨國媒體大亨梅鐸要買歷史悠久的美國華爾街日報。梅鐸秉守資本主義的經典精神，以遠超市價的誘人價錢，令擁有主控權的班克夫家族很難拒絕。此次交易在美國，被喻為有如《哈利波特》書裡的佛地魔要買霍格華茲魔法學校。

支持者認為華爾街日報近幾年岌岌可危，與其去期待一個遙不可及的白馬王子出現，投資且不干涉編輯獨立性，還不如趕緊賣個好價格給梅鐸。因為，華爾街日報雖以新聞品質為傲，卻唯有依賴梅鐸帝國的多媒體發行平台才能多角化經營。你能指控佛地魔邪惡，卻不能不否認他的法力的確無遠弗屆。

梅鐸的魔法就在他的“黃色新聞”（yellow journalism)，即以誇大口氣集中報導煽動性高的新聞，尤以醜聞、災難、聳動社會事件為焦點。黃色新聞與媒體工作者之間微妙的利害關係，可舉1951年比利懷德編導的片子《洞中王牌》為例，寇克道格拉斯所飾演的記者發現一名男子深陷山崩石塊之中，看中這條新聞的含金量，他有意地延遲救助行動，以取得獨家報導。他的報導果真引起轟動，那個受困的人最後卻死了。梅鐸為了衝賣量，同樣地，什麼都願意做，他的英國太陽報“第三版”天天刊照女人的艷乳，福斯新聞頻道不惜販賣極端主義以招徠收視率，出版社甚至準備出版足球明星辛普森弒妻自白書，直到美國社會激烈反彈才住手。

靠著黃色新聞的魔法，在鼓勵流動、市場開放的全球化時代，梅鐸媒體帝國橫掃五大洲，涵蓋報紙、雜誌、電視、網路各種傳媒載體，包括亞洲的星空衛視、澳洲的澳洲人報、英國的泰晤士報、太陽報與天空電視台和美國的福斯電視台，堪稱全球媒體產業的巨無霸。梅鐸做一個跨國界的媒體經營者，其角色的確需要討論。

最大的質疑在於，一個人的權力是否該這麼無限擴大。答案應是不能。今天，梅鐸也許不該取得華爾街日報的原因並非這是樁違法交易、或因他販賣法西斯觀點、猛推腥羶八卦，而是他作為一個人類個體所擁有的權力實在大得可怕。就算美國總統都有國會與憲法在其背後監管，梅鐸的權力橫跨全世界，卻沒有一個國會或參議院能與他滔滔雄辯人類的社會責任。

媒體畢竟不是賣罐頭或做成衣等中性製造業。媒體是一門關於思想的行業，當過多媒體落入同一隻手中，管它是政府、企業、機構或個人，對社會（或世界）來說都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媒體的工作應是醒腦，而不是洗腦。當一個人或單位擁有如此多的媒體，就算他非常自覺，他那免不了要彼此整合於同一套生意經的龐大事業體還是很難跳脫於壟斷、主導、販賣同種思想及同樣資訊的陷阱──或說，誘惑。

與班克洛夫家庭這類雖擁有股份但不參與運營的美國家族不同，梅鐸不但親上火線，也將自己的妻兒放進上市公司的管理架構裡。梅鐸支持布希總統與伊拉克戰爭，就讓他的福斯新聞頻道瘋狂攻擊意見相左者；布萊爾當首相時，時時與他熱線討論伊拉克戰爭事宜；最後一位英國港督裴頓原定於梅鐸旗下一家出版社發行回憶錄，卻因想進中國市場的梅鐸擔心將得罪北京政府而被迫取消。梅鐸從不畏懼使用他的媒體雄力，以致於楊紫瓊主演的那部英國OO七電影《明日帝國》要用他來作劇中梟雄的原型。

一味迎合市場的結果往往產生品味粗俗的產品，有時也讓梅鐸拿出如《辛普森家族》卡通這類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但是，對美國及這個世界而言，梅鐸的品味不是問題，而是他代表了全球媒體界的托辣斯。二十一世紀接收了二十世紀末的全球化運動，同時承受了恐怖主義的副作用，回頭去追溯所有不平等權力誕生的根源，恐怕還是我們思考下步行動的關鍵。

有時候，一樁交易不僅是一樁交易而已。

（今日的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正義獨白的年代

“非洲良心”奈及利亞作家索因卡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位非洲得主，歷史悠久的英國廣播公司李思講座於二OO四年邀請他從事六場演講（講座第一位講者為英國哲學家羅素），他針對當今瀰漫世界的恐怖主義以及掐著我們每個人脖子的恐懼，以一名非洲人的角度進行了鞭辟入裡的評論，這六場演講後來被編為一本名為《恐懼的氣氛》的集子，現在出了中文版，以下為我個人的推薦序




我們活在一個世界，話語已經失去了對話的能力，許多令人崇敬的字眼如尊嚴、自由、正義等，曾經夾帶人類全體靈性的文明份量，如今都淪落成一個簡單無意義的口號、或一個不邀請辯證的概念；甚至，如素有“非洲良心”稱號的索因卡所指出，那其實是一道可怕的咒語，詛咒了人們的心靈，催眠了大家的良知，讓他們忘了最基本的人道原則，給了野心家方便好用的藉口，唆使世上最虔誠的教徒從事殺戮，鼓動激進份子不接受除了神以外的其他審判。

索因卡口中的這種“修辭型歇斯底里症”，一夕之間，席捲了全世界。從一九六七年中東的六日戰爭為開端，在二OO一年美國紐約九一一事件創下了最具戲劇性的高潮，我們的世界進入了正義只顧喃喃獨白的年代。

在這個年代，政治不再是解決爭議的自然手段，信仰是唯一的理性憑據，戰爭已經失去戰區的意義，軍民不分，軍人成了隱命埋名的恐怖份子，任何老百姓都是可以擊斃的對象，只要他的存在褻瀆了我族存在的純粹性。敵人的面目卻再也不能單純地由外表長相、國籍護照或制服顏色加以辨認。你的敵人深藏於他迂迴的腦髓縐褶裡，而他想要摧毀的對象也躲在你那更加神祕難測的抽象腦波之中。

二次大戰之前，所有戰爭都還是在國家俗世利益的名目下進行；而今，沒有一個戰爭波及的人類不是以正義之名被處死。

因為，物質基礎之上而建立起來的世俗機制已經成為每個聰明人學會輕蔑的對象，在政治正確的價值平衡下，人手一具擴音器，每張嘴都激情地呼喊著不知所云的道德理想，不僅期待對方的死亡，更要剝奪對方永生的榮耀，他們口口聲聲要捍衛生命的尊嚴，卻全然鄙視人類。

敵人不再輕易可辨，連帶地，死亡也不再是衝突的終點。

是在這樣人人自敲一口正義鐘的全球氛圍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因卡被邀請到著名的〈英國廣播公司李思講座〉，於二OO四年從事六場演講，這六場演講後來被編為這本名為《恐懼的氣氛》的集子。

出身奈及利亞，一輩子都在與非洲大陸的新興極權主義與殘餘殖民主義搏鬥，索因卡對基進主義的邏輯與語言一點也不陌生。在他的演講裡，他向世人直陳，恐懼是我們時代的困境，而對權力的純粹狂熱是造成這股恐懼狂潮的主因。但，他說，世界其實一直未曾改變，歷史一再重複。很多人以為，我們以往熟悉的世界是在二OO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個紐約早晨才整個兒被顛覆了，並且傾向採信接下來的悲慘衝突都不過屬於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之間的事情，與己無關。而事實上，恐懼的陰影早已漫步於非洲大陸、印度次大陸、中東、中亞，只不過，幾次面對發生在遙遠他方的恐怖活動，世人往往決定站著不動，在適當時機未曾給予一個回應，以致於到了今天，紐約雙塔炸毀了，倫敦地鐵爆炸了，馬德里火車站發生恐怖襲擊，“從尼日到曼哈頓，恐懼的足跡一直延伸，一直拓寬，直到席捲整個地球，它警告我們這些住在地球上的居民，再也沒有置身事內和置身事外之分了。我們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無辜了，就算是住在非洲大陸上、宣稱有免疫力的那群過去歷史的受害者也一樣”。

我個人以為，在索因卡的這幾場演講裡，最動人的部份並不是他爬梳時事，引經據典，口吐金言，而是他跳脫了時下浮誇的文化語彙，擺開艱澀的學術名詞，並沒有掉落於文明分析的流行窠臼，而是歸零原點，從討論人類生存的原始意義開始。最簡單的問題，往往也是最需要被問的問題，更是最必要探索的問題，即便很多問題其實沒有答案。而不故布迷陣的語彙，反而更能載負這些基本問題的重量。

那些被激進組織與狂熱份子濫用的字眼，譬如尊嚴，譬如生命，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裡，曾經用來當作各地革命組織殺人無赦的理由及新帝國主義出兵的托辭，當其用來形容的理想聽起來越聖潔，這些字眼本身就失去越多的神聖性。這些語詞的內涵精神如同一口逐漸乾涸的井，再也無法用來激盪人心，經索因卡的聲音重新召喚，去掉了時代的灰塵，又重新湧出新鮮的泉水，在太陽下閃閃發亮。

字，又恢復了它原始的意義。人，終於，又所以為人。

閱讀這本演講集，一個人感覺自己彷彿與一個穿越時空的非洲智者對話，直觀生命源頭的初始，企圖去理解每個生命被放到世上來的價值與目的。

他說，人活著是為了尊嚴。

而尊嚴，“不過是自由的另一張面孔。”

他引述約魯巴族人的一句古諺，“失尊嚴，毋寧死”。尊嚴代表了“自我價值感”，這份價值感不僅存於個人身上，也存於他所隸屬的社群與國家身上。透過這份自我價值感，人們得以找到自己的“社會定錨”，而與周圍世界達到一種和解共生的默契。

人類自始至終最大的生存恐懼，就在失去這份尊嚴。索因卡以科幻小說及恐怖小說為例，在這些類型小說裡，讓人感到恐懼的因素就在“即將被另一個人控制的想法“，“發現自己被相異的力量或者一整套相異的價值、感覺、品味、議程、信念和方向所控制的想法”。受人控制是人類最原始的恐懼，而恐懼是人類最原始的情感。也因此，人類自古以來就視“權力為人類自由的敵人”。所以，人們會反抗暴君、起義革命、對抗異族，為了自身的言論自由與生存權益而赴湯蹈火，在所不惜。

“不論是以何種形式出現，追求人類尊嚴已經證明了是最能促成戰爭、內亂、自願捨棄生命的因素之一了。”索因卡一語道破現今世上為何都是所謂的好人為了最崇高的理由變成最冷酷的恐怖殺手。

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爭取掌握自我生命的權力，世界“勇敢”出發：巴勒斯坦居民在自己身上綁上炸彈，炸掉以色列的咖啡屋與超級市場，以色列捍衛家園，圍困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在日常生活細節上盡情羞辱巴勒斯坦人；印度教徒摧毀了歷史悠久的回教寺院，傲慢地在其遺跡上重新蓋了自己的寺廟，回教徒索性炸掉一長條印度火車，管他上面是婦孺還是老人；俄羅斯不斷武力鎮壓車臣，車臣解放份子於是再三攻入莫斯科劇院和學校，挟持人質，與其同歸於盡；賓拉登厭惡美國政府，陰沈規劃炸毀了紐約雙塔，美國開始撲天蓋地追捕他及他的同儕，啟動了阿富汗戰爭，攻打了伊拉克，各地不同的伊斯蘭組織則天天綁架西方人，砍掉他們的頭，放到網路上廣為流傳，同時在巴厘島和倫敦巴士置放炸彈。

這些假自由之名而進行的活動，已經不是為了讓自己贏得物質的勝利，而是為了全面消滅對方的存在。現在的戰爭之所以令人絕望，正因為那已經不是世俗的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我比你聖潔”的宗教比賽。於是，就如索因卡所說，“我是對的，你是錯的”這句格言的邏輯已經退場，換“我是對的，你們死定了”登場。

我們的世界為不容質疑的神權秩序綁架了，所有人都要在上帝的選民與非選民之間選邊站。無論是美國布希總統或賓拉登，他們散播的話語都一模一樣，要將世界剖成兩半，堅持只有他們喜歡的那一半可以有尊嚴地活下去。

對這個兩造僵持不下的地球，雙方均陶醉於自己的道德神聖性，封閉於自己的權力空間裡，滿身理想性格的索因卡依然堅持，唯有“對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能夠治療對話的死敵（也就是獨白）所引發的歇斯底里症的處方”。

令人感驚異地，索因卡在他的最後一講呼籲全球重新恢復對聯合國的尊敬，承認這個機構仍是最適合國際斡旋的場所。對於一個來自一塊仍然因西方殖民餘毒而受苦的大陸的知識份子來說，索因卡願意選擇一個迄今仍由西方強勢國家主導的機構來主導協調國際事務，實在出人意表。聯合國在過去多次證明了它的顢預無能與濃厚官僚氣息早不足以擔當國際調停的角色，尤其近來幾次非洲大陸發生滅族屠殺，聯合國不是視若無睹，就是拖了很晚才採取行動。又如迫在眉睫的伊拉克戰爭、伊朗核武、北韓飛彈或辛巴威動盪，聯合國根本無能處理。它無法教美國準時交會費，也不能阻止會員國漠視台灣這類社會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前秘書長安南曾經想大幅度改革這個老舊的機構，卻遭遇極大的阻力，直到他離職也只能不了了之。

當然，索因卡之所以選擇聯合國，因為那是他熟悉的體制。奈及利亞曾是大英國協的一份子，而所謂聯合國乃是依照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而建立起來，拿過諾貝爾文學獎的索因卡願意信任如此體系有其文化背景可循。

但是，如同他不避諱去使用那些早已被濫用的神聖字彙，重新去詮釋人類尊嚴的意義，索因卡近似天真地在這麼嚴重對立的時代主張對話精神，不嫌棄地擁抱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相信是經過深沈考量的理性選擇。

在這個價值碎片紛飛、懷疑目光四射的當今世界上，不相信比起相信已經是一件更理所當然的事情。索因卡流露出一種老派知識份子可敬的良善氣質，那種凡事都抱持最好信念的正直態度令人動容。而，正是他這份老式的智識魅力，令最憤世忌俗的聽者也不禁讓自己早已結凍的信念如春天融冰般潺潺流動，讓希望又暫時充滿自己的心靈，重拾信念的力量。

全身是罪的人類永遠都需要一次新的開始。

如何失去一個朋友

面對大環境的時不我予，是每個宣稱拼台灣外交的人常有的感嘆。身為拿台灣護照的公民在地球上趴趴走，感受到另一回事。

台灣護照並不是世上最沒價值的一本護照，但肯定是最麻煩的之一。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如新加坡、韓國、泰國等，我們到哪裡都須簽證；而這些國家本來就給所有人簽證，並不是獨優台灣。政府絕望地積極結交遙不可及的邦交國，對一般公民來說，其實是擴大移動自由更實惠。畢竟，並不是每個人出門都有總統專機和整個外交部門在幫忙。

然而，全球化時代裡，這份移動的自由應是相對的。我們要流動出去，也要讓別人流動進來。若我不能走向世界，就讓世界走向我。與其在國際廣告中可憐巴巴地懇求，“台灣將觸動你的心”，還不如學習其他亞洲金磚國，大膽鬆開雙臂，直接開放簽證，擁抱所有遠道而來的朋友。

台灣並不是完全被摒棄於國際組織之外，譬如，台灣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俗稱APEC）的成員國。APEC由澳洲發起，十七個會員國包括美國、紐澳、越南、祕魯等國雖個別核准商務簽證，但提供專用海關通道，節省商務人士簽證手續與通關時間。這份移動的自由，不僅是給外籍人士來台灣投資做生意，也是台灣商人得以享用的權利。

一位資深外籍銀行家居住香港多年，拿了APEC商務旅行卡要進台灣海關。台灣的基本政策是不發給香港居民APEC商務簽證（別問我為什麼），但這位歐洲銀行家同時持有台灣簽證和APEC卡，他理所當然走向APEC專用通道，跟他去日本、美國、新加坡時一樣，卻被台灣海關職員攔下。他們說，你雖有APEC卡，但你持一般簽證，所以你不能用這個窗口，去排隊。

眾所皆知，台灣海關經常大排長龍，少了機場捷運，桃園機場到台北的路面交通總是塞車。所以，這名外籍朋友錯失了他的商務約會。他憤怒地說，我雖對台灣感情深厚，但我也準備放棄了。來一趟台灣，已像是千辛萬苦去到列車的終點站，他們還跟你耍官腔。以後，他們不會有我這個朋友了。

而台灣政府也不推廣APEC商務旅行卡，很少台灣人知道自己有權申請。 一位外籍駐台代表想要為台籍下屬申請APEC卡，好方便他們出差，卻被台灣相關單位回絕，因為他們不是公司總裁。他們不夠格。持香港護照能去一百三十四個國家免簽證，任何香港生意人依然都有資格申請APEC卡，最需要免簽證待遇的台灣商人卻被自己的政府告知，APEC卡只是張忠謀這類人的特權。

加入國際組織又有何用，如果台灣政府只是把這些會員資格當作自己的“戰績”，而不是服務人民的公職目的。

在一間巴黎咖啡館裡，一群剛從台灣駐法代表處出來的台灣商人腳邊擱著他們的行李箱，用支離破碎的英文點咖啡，遭到法國侍者的白眼。咖啡端來後，他們低聲用台語討論剛剛如何遭到自己國家駐法代表處的白眼，“他們就說不知啊，問也沒有，他們都不想睬我們啊。自己想辦法吧。”

當一輩子領國家薪水的外交官自以為正義地隔海與自己政府叫陣之際，當呂副總統宣佈台灣將豁免四億美金的巴拉圭貸款之際，當國民黨為了拼選舉也要公投加入聯合國之際，我都不禁想起在港澳機場的那些台灣商人，總是成堆成群地等著轉機，一臉孤寂落寞，彷彿扛在背上的行囊裡藏有千萬噸的疲憊。

台灣不是不被世界理解，而是我們的官僚拒絕理解我們的世界。

（2007.07.13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21世紀的浮士德

我關上電視，躺在沙發椅裡。靜靜發呆。這時候，電話響起。

一個女人的聲音，找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對方得知打錯後，禮貌地道歉，掛掉。不到一分鐘，電話再度作響。同樣的一個聲音，找同樣的一個人。而這個人，同樣地，不在這個號碼。

這裡，只有我一個人。

女人客氣地連聲道歉。她的聲音很細很柔，聽上去是個性情脆弱的女人。

電話掛掉後，我還是躺著。公寓靜悄悄。我料想隔壁的夫妻還沒有回家。不然，我總是可以透過薄薄的牆壁，傾聽他們的一舉一動。煮飯，看電視，做愛，洗澡，聽音樂，洗衣服。

他們從來不吵架。事實上，我從沒聽過他們互相交談過。一句話也沒有。我不明白兩個人怎麼能無話地共享生活。但，我沒有見過他們，不曾試圖去想像他們的長相。沒有如聲音般的相關細節，很難去具體化對方的人格性質生活習慣容貌和花錢方法。

尤其你並不關心這件事的時候。

然，那個打電話的女人給了我一個聲音。我閉起眼睛，看見她的眼睛，她的頭髮，她的頸子，和從腰部到足踝那一條彎曲而逐漸拉直的線條。

電話唐突叫嚷。我接起來。

「你要我過來的話，我現在可以立刻過來。」同一個女人現在對著我說話。

我遲疑了一下。謝謝她的好意，打算掛掉電話。

她說：「我提供的服務，遠超過你的想像。只要你想要的，我都可以給你。你沒想到的，我會替你想到。你確定你不要我過來？」我猜不透她的意圖，只得無聲地搖搖頭。

女人看到我搖頭似地接續：「沒關係。你想一想。這是我的地址和電話。你拿支筆抄下來。」她細細的聲音似乎韌性很強。我想像一根透明的釣魚線從右而左地浮動，拉緊，你可以在上面掛任何東西。沒有問題。

要掛掉前，她像一個不放心的媽媽追了一句：「別擔心。我收費很便宜的。」

我聽著她那頭電話掛掉，緩了一下，打開電視，快速按著轉台的按鈕。影像交錯。輪轉。旅館，染金髮的女歌手，一輛雙門轎跑車，烹飪，談話，兩個交纏的下體，和尚，屍體，記者，玉米片，健康飲料…

我醒的時候，一片漆黑。揉揉眼睛，企圖找出自己醒來的原因。想坐起來，但身體似乎不像以往聽話，往一個方向使力，卻往相反方向倒去。我像個不倒翁輕浮地搖來晃去。當我終於用雙手撐起上半身，發現臀部離開了椅面。我浮在空中半秒鐘。又再撞落在沙發裡。再一次。我正在上下跳動。

然後，我聽見書籍一本本從我身後的書架掉落。幾本砸在我的背部、手臂和肩上。最後一聲巨響，發自我的前方。電視。它倒落在我的腳下，非常無助。

地震。在一分鐘又十五秒後，停住。

隔壁傳出一聲尖叫。有人跟著嚎啕哭泣。在深沈黯黝裡，我依然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只覺得睏。我撥開沙發上的書籍。再度睡去。

隔壁的聲音讓我醒來。外面天空薄薄泛著藍光。我看一下手錶，六點多。我走到大門，透過門眼窺視，三個救護員模樣的人正在抬一個擔架出來，後面跟著一個男人。非常年輕，約莫不超過二十五歲。他顯然十分憂喪。我看著他們拉開太平梯的門走下去。沒有使用電梯。

我回過身來，透過清晨的光線，注視著我凌亂的公寓。書散了一地，電視如我先前猜想的摔到地上。這個公寓平時就像被小偷劫過般，地震並沒有其他餘地可以讓它的情況更糟。我躺回沙發，轉頭注意到我右手邊的牆上裂了一條縫。彎彎曲曲，細細長長，像那天她臉上的血痕。

我彷彿又聞到那一股青草香，混著她身上的肥皂香味。她如往常一樣躺在我身邊，臉朝向我。看上去平靜而安寧。一條血痕，哆嗦劃過她的臉，像小學生寫壞的字跡。

微風吹過，我看見她長長的睫毛在輕輕飄動。蝴蝶的翅膀。

我站到沙發上頭，手撫摸著牆上那一條細縫，想像它是湄公河，從青康藏高原發跡，一路流向大海。

站下沙發，我扶起電視，按下遙控器控扭。沒有動靜。我花了點時間檢查電視，最終拿起電話。一片死寂。然後，我看見那張紙條，上面的電話和地址。我決定出門。

大樓顯然停電了，我也拉開太平門的門，一步一步走下去。半小時前，一個女人從這裡被抬下去。我用力深呼吸，只聞到一股清潔劑的味道。這棟大樓一直都很乾淨。

我試圖回想自己上一次用腳走樓梯是什麼時候。還想不起來，人已經到了街上。回頭看到自己的公寓。情況很糟。整棟樓像夏日的西瓜被人從中一掌劈開，從中心線直直切裂。我對面鄰居的那一邊傾斜出去，隨時都可能崩垮的樣子。有幾層人家的牆龜裂得一塌糊塗。一向乾淨的大樓現在落魄不堪。

我從牛仔褲裡摸出一塊口香糖，剝開包裝紙，放到嘴裡咀嚼。然後，我沿著街道走，路上沒有公車也沒有計程車。只有很多很多的人。每一個人都驚慌地在路中心站著。沒有什麼人說話。他們只是站著。一群一群，擠在一起。我想到動物園裡的紅鶴，一下了雨，牠們也不去躲雨，只是擠成一團，安靜站著。依舊使用一隻腳站著，並不會因為下雨，就改成兩隻腳著地。他們就這麼不出聲站著。

一路過去，向來成群結隊的建築物如今潰不成軍。這個在上世紀過度建築的擁擠城市，出現難得一見的清朗天氣，和空曠寂寥的視野。很多我熟悉的建築物消失不見。整個城市的地表風景重新改寫。我深呼吸兩口，聞不到什麼特殊氣味。

手裡捏著地址，我不怎麼在意地漫遊。不多久，卻發現自己正站在那棟找尋中的大樓前。我在心裡猶疑了一下，身體並沒有停止移動。很快，我上了樓，按了電鈴。

她來應門。我望著眼前這個整潔的中年婦女，微胖，戴圓眼鏡，花色圍裙環住腰際，眼上每一條肌肉都在微笑。手上有一個泡茶器。我嚅聲對不起，想要告辭，她的聲音拉住我：「我知道你要來，正在泡茶。進來坐著。」

我於是被那條細細的釣魚線勾了進去。

她的客廳品味顯然不怎麼高明。我忍不住要特別鄙夷那個掛在牆上的鐘。這絕對是我這輩子看過最俗氣的的一個鐘：亮澄澄的金色，刻死的假咕咕鳥，旁邊裝飾繁複的塑膠花。不過，她有一個很大的電視。起碼有四十五吋。而且稀奇地在這個停電的城市繼續運轉，正播放著關於地震的新聞。我不一會兒便開始專注於那些畫面。沒有注意她已經回到客廳，放下茶和點心。所以，當她開口講話時，我嚇了一跳。

「可怕，嗯？那些人從來不知道這些災難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以前，他們只是看電視，像你現在這樣。跟親友討論一下，吐吐舌頭，關上電視，便繼續他們的生活。他們以為這些新聞離他們很遠。而今，他們的生活變成了電視新聞。」

她坐到我對面的椅子。拿下她的眼鏡，擦乾淨，又放回去，然後笑嘻嘻看著我。

「你在想，我為什麼叫你來。」我以為是我自己決定來，但我沒說什麼，只聽她說，「事情很簡單。我是一個女巫。也就是說，我有能力預測未來，懂一點法術，也能跟另一個世界通話。更重要的是，我幫人解決靈魂上的困境。你可以說，我有一點像心理醫師。」我動了一下。

「我知道你現在很不耐煩，很想走。我會長話短說。」她伸出手，摸摸我的臉頰，溫暖地笑，「昨天晚上，我聽到你。於是，我查了你的號碼，打過去。我知道你需要幫助。抱歉，一開始叫錯你的名字，女巫有時候也會犯錯，跟一般人類一樣。但，你需要幫助。而我可以滿足你的需求」

我沒有表情。

「我知道，你沒法忘記。沒法忘記那次車禍。雖然是她開的車。但是你深深自責，因為你明知道她沒有駕照，你卻讓她駕駛，車速飆到一百一十公里，你也沒阻止她。因為你愛她。」

我的眼睛眨了一下。

「但是，更讓你自己自責的是，你沒辦法為她適當地感到哀傷。你不能。你沒有感覺。你目睹車子撞上迎面而來的卡車，你跟她一起鎖在車子裡翻滾，掉落於路邊的草叢。你破窗而出，撞到地上，看著她墜落在你的身旁，臉貼著青草，閉著眼睛，陽光灑在她可愛的鼻頭上。她死了。你卻沒有感覺。」

她喝一口茶，「你不能感覺。因為，你看過這樣場景太多太多次。千次。萬次。甚至可能百萬次。在哪裡？你的前世嗎？不。就是這輩子。在電視裡，電影裡，錄影帶裡，新聞裡，」她指一下電視畫面，「像這個。」

「太多影像不斷從你的眼前晃過。就算是真實，也像是虛擬。」

「誰說虛擬就一定不是真實？」我開口說了入門後第一句話。

「沒錯。身為一名女巫，我完全同意這句話。」她面露喜悅，點點頭，「如果，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像你一樣瞭解狀況，我就不用花那麼多力氣去解釋我的工作了。虛即是實，實即是虛。你看見的不一定發生過，你沒看見的早已經發生過億萬次。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觀看的位置。」

她停住，深深望進我的眼睛，「然後，你才決定什麼是你認識的真相。」她從桌上一個醜陋的紅壇木匣抽出一根煙，用打火機點燃，舒緩噴煙。她再度伸出手，摸摸我的臉。我其實很討厭她這麼做，但是她的慈藹讓我沈默。

「對你這代人來說，感情，不重要；金錢，不重要；名聲，不重要；地位，不重要；家族，不重要；國家，也不重要。因為，你有個想像，你什麼都擁有過。經歷過。你觀看，你參考，你閱讀，你活進活出許多人的生命，即便你不曾真正活過，你也感到疲倦而厭世，蒼老而早熟。你當然不信神，因為你什麼都不期待。現在，你只想休息。」

「說到休息，你甚至以為你已經練習過死亡好幾十遍。這是你不怕死的真正原因，而不是你認為的勇敢。至少，我不會稱作勇敢。你說，你旅行過，戀愛過，高升過，飛翔過，掙扎過，痛苦過，歡樂過，因為那些影像經驗。我同意。若你要談到死亡，那就是另一回事。沒有人，沒有人可以拿死亡當數學練習題演練而能全身而退的。你就是不能。」

「你死了。就是死了。沒有辦法回來述說你的經歷。也不可能有出世或戀世之類的選擇了。」她停頓了一下，細細的聲音穿透我的神經，「像她，就是回不來了。不是透過視覺神經，你就能掌握死亡的況味。只有死亡能掌握你。擁有你。而且你永遠沒法將自己準備好，等待它。」

我沒有說話。

她塞了杯茶到我手裡，「喝了茶，回去好好睡一覺。你會沒事的。」

我下樓的時候，她從樓上窗口探身出來叫住我，「今天免費，下次，你可要帶現金來唷。我不收信用卡。」我忘了付錢，我想。

穿過支離破碎的城市，我經過那些仍然站在街心的人們，不禁回頭多看了兩眼。回到家，我渾身無力。非常疲倦。倒在沙發上，沒有合眼，我瞪著外面天光慢慢變灰變藍變暗。電還沒有來。

我的手拿起電視的遙控器，不自覺想要啟動。沒料到，電視居然鮮活起來，在一團黑暗中燦出聲光。我整個人坐直，開始一台台頻道轉過去。都是地震新聞。傾圮的房子。哭泣的臉。受傷的身體。更多傾圮的房子哭泣的臉受傷的身體。更多。我只是看著。在黑暗中。

忽然，我瞥見一個身影。在新聞記者身後是一排曾經英挺如今是一堆土石的大廈遺骸，一個身影正在竄動。她。從彎曲的鋼筋和破碎的水泥塊後露出臉，對著鏡頭。她凝視了三秒鐘，轉身向右，跑出電視框架。

我急忙轉到下一台，另一個電視記者站在崩壞的路面前播報現況。一盞燈在黑夜中勉強打亮周圍，照出肚破腸流的柏油路面。我看見她站在路面剖開後較高的一邊，正往下跳。

「不！」我不覺驚叫一聲，手指按下選台器，看見她安然無恙出現在另一台。一個廣大的籃球場，堆滿病患床位，受傷的人露天躺臥，在星斗下哀嚎呻吟。她由畫面右邊走到左邊。出格。我轉往下一台，她由下往上沿著一條住宅區的街道走，兩旁的大樓像體操選手一樣往後下腰，折成兩半。

她出格。我轉。再出格。我轉。出格。我轉。我追逐著她的身影，用我的遙控器。緊緊跟著。

忽然，畫質一亮，出現蔚藍大海，她站在海灘上，背對著我的視線。一片寧靜。只有海濤的聲音拍打著我的耳膜。沒有記者，沒有災民，沒有地震。

她悠緩轉過身來，鏡頭拉近。我又再一次能夠仔仔細細看清楚她的臉部線條。

這麼久之後。

她對著我笑。舉起手，揮揮。我認知這是一個再見。我撲向電視，想要抓住她，卻聽到自己指甲摳撞在光滑的螢光幕面上。我乾嚎出一個哭聲，眼淚流不出來，胸口悶痛無比。

電視倏忽收關。黑暗重新落到我的身上。我閉上眼睛。溫熱的液體從我緊閉的眼皮穿過。往下。

我終於明白，她不會再回來。永遠。

（自由時報花編新聞版）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組髒字

「中國傳統文化」變成一組髒字。在大陸帶點封建反動的嫌疑，在香港會引起鄙夷老土的歧視目光，在台灣會觸發最敏感的政治神經。

一世紀前，一個古老帝國的崩潰，後遺症是所有流著相同血液的子孫不願意再承認他的傳統來路。

地球上消亡、衰弱或分裂的文明古國不只中華帝國；有趣的是，所謂的中華兒女卻是現代最不樂意傳承先輩文化的一個種族。雖然，因為近代戰禍與政治紛爭，三個社會已各自發展出不同的形態、文化、制度；但，不約而同，中國傳統文化卻是兩岸三地都難以全力擁抱的對象。中國因為厭惡當年舊社會的醜陋不義；香港習慣現代思維的西化性格，統治近百年的英人不免也在他們的價值判斷上留下烙印；台灣這幾年自覺掙脫了當年潰逃過海的一個大陸政權，發展現代民主制度，自然也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持審慎的態度。

坐在北京的一間水煮魚餐廳裡。從一進門，服務員們就沒給過好臉色。無論是帶位的小姑娘、擺碗筷的年輕小伙子、點菜的資深領班，或上菜的中年婦人，他們的表情聲調都擺明了他們其實不太樂意服務這些腦滿腸肥的客人。服務員毫不在意放下一壺熱茶，手一歪，茶水灑了一桌，滴到外國賓客身上，他卻沒有道歉，嘴裡含混咕嚕一句「沒事兒」，他不甘不願丟一疊紙巾在桌上。走了。

外國人邊擦茶水印子邊問：「不都說中國人最好禮嗎？」

「那是因為傳統文化都已經受到破壞了。文化大革命之後，全完了。」北京出生的一個朋友毫不遲疑地回答；另一個人附和：「什麼都沒有，只剩下錢。」

每個初次進入中國大陸的旅人最不習慣的就是發現中國竟然是一個粗魯的國度。活在這個國家的人們天天都在吵架。計程車司機慣常跟客人爭辯開車路線、收音機音量，客人也絲毫不客氣地回敬；餐廳服務員總是要顧客喊破嗓子才姍姍來遲，面對抱怨就是一句「沒事兒」加上冷冷的批判神情；人行道上騎自行車，斑馬線總是汽車先行；城市人欺負鄉下人，富人鄙視窮人；打扮得體的男女在街上吐痰，作什麼都不排隊，爭先恐後，你推我擠；凶狠眼神，無理態度，一意孤行的自私，在公開場所處處可見。

最常見的解釋就是那個朋友的說法：文化大革命毀壞了中國傳統文化；最基本的人性遭受到最殘酷的考驗，之後，性命不保，什麼禮教都顧不上了。一個世代的教育中斷，只剩下苦痛的歷史在掙扎，卻再沒有基本價值的傳續。政治宣導的緊要，蓋過了文化傳遞的迫切。

在台灣的圓山大飯店，我請求服務生給我們一群人位置。掃一眼當日剛剛開業仍空蕩蕩的餐廳，她的態度有如女王般尊貴，皺著眉頭賞給我們入口正門的一張桌子。操一口台灣國語──蔣氏王朝時代在圓山大飯店這個空間聽見這種口音是匪夷所思的， 她老大不高興，叨叨絮絮地唸著我們怎麼讓她不方便，他們生意很好的，客人馬上都來了，要我們吃快一點，別佔太久桌子。

也說台灣國語的我們一片愕然。

決定換餐廳，改去了另一個樓層，結果碰見相同的待遇，服務生不知何故地滿臉怒氣，彷彿有客人上門要張桌子吃飯是件可惡的麻煩事。他要求我們接受他服務的態度是，要不就這樣，要不你請走。那一刻，我以為自己身在北京或上海。

同時，我突然領悟中國發生了什麼事。這就是了：當一個人自覺身分定位正在經歷變化，自然，他的價值標準會搖擺、模糊，他的文化認同也就跟著無所適從。他不認為過去的經驗可以幫助他目前的生活處境，甚至，他堅決反對過去的文化價值，然而，新的文化價值卻未必能夠及時準備好。他於是會活得像一個沒有準則的原始人。整個社會對他來說是一塊無邊無際的荒原。他不自覺地活得隔絕而封閉，自以為是。

這並不是說傳統文化一定是美好的，或過去價值一定是對的。那種黃金時代已經消逝的感嘆，存在於詩人的美學想像力，多於現實。每個年代都有屬於它的光輝與黑暗。傳統社會裡的人類之所以表現比較善良，溫暖，誠實，樂於助人，主要原因不僅僅是他們的文化價值，很大原因更是出於自私的動機；因為，傳統社會是一個靜止的社群環境，在同一個社區裡，你生老病死，每一個人都彼此認識，你倚賴你鄰居親友的程度如同他們依賴你的程度。對其他人好，就是對自己好。那是一種正確的自保態度，一個沒有說出口的隱形契約。

現代社會的人類傾向冷漠，對他人缺乏耐心，因為倚靠彼此以保存性命的需求降低。環境變化過快，個體流動迅速，人際關係不易持久，人們學會不期待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給予幫助，他們自己也不打算徒勞付出。中國社會已經不是農業時代的環境，快速的經濟發展把中國推往現代化，整個中國人口在流動，且不是由於飢荒或戰爭的原因。傳統文化的社會環境既然不存在，傳統文化價值自然顯得不切實際，無法執行。

一般傳統文化必需面對社會變遷的考驗，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還涉及政治力的詮釋。兩岸三地，傳統文化的定義與內容不再單純是父母傳遞給子女的道德價值，卻代表了一個人的政治立場。一個人必須極小心去界定自己認同的傳統價值。

傳統文化定義是一場政治遊戲，二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一處地雷區。欲進入者，性命自負。若你不想被抹黑成大右派，也不願擔當大中國主義的旗手，小心翼翼不要變成阻礙社會前進的絆腳石，或哪個政黨恨不得除之為快的對象，倒不如大聲宣稱自己是法國文化的禁臠，反而可以躲開這些政治光譜的劃分。

從大陸的例子，我看見，傳統文化定義的鬆動對社會的衝擊；台灣近日的社會氣氛，同樣地，反映出文化認同不確定的影響。

禮教是一種奢侈。

不僅需要經濟富貴來支持，需要時間歷史的沉澱，需要個人心情的配合，更需要文化符號的就定位。歷經國民革命、共產革命、文化大革命後的大陸社會，或現在想要抵抗中國文化印記的今日台灣，及英人統治下的香港，都有文化認同的浮動，於是，影響到文化價值的確認。缺乏禮教，可以解釋為一個社會心情浮躁的表徵。當舊有文化遭到質疑而被意圖強力移除之時，那塊新發生的空白必須被填空──我這輩子想不到我自己會說這句話，但，孫文先生是對的：非常破壞，必須繼之以非常建設。

不要國家印記或封建痕跡的「中國傳統文化」是可以理解的心情，尤其是意圖革新的一個社會，總是冀望透過拋棄固有包袱來加速前進的速度。可惜的是，「傳統文化」與國族論述有著糾纏不清的糾葛，因此，對於過去的擁抱總是遲疑而充滿顧忌。兩岸三地的社會也就自願性拿掉腳底的文化地基。

一切，都重新開始。

很多華人去拜訪歐洲時都驚嘆他們對保存傳統建築藝術的不遺餘力。而，在過去兩個世紀，歐洲大陸上的國族板塊拼圖變化也是有如女人身上的時裝一般令人眼花撩亂。

怎麼把傳統文化與政權繁衍分開，恐怕是所謂中華兒女需要學習的「禮教」。

(新新聞週刊)

借來的時光

香港回歸轉眼十年。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那個飄雨的夜晚之後，全世界又重新把目光聚焦香港，表面上要檢驗香港十年回歸的績效，實則想藉機窺視中國崛起的未來縮影。

然而，忌憚於新中國的經濟實力、渴望分一杯羹的心態之下，眾人檢討的結果也都扭扭捏捏，了無新意。不能說香港不好，因為在祖國經濟的帶動下，這個城市的經濟已強力回升到回歸之前的水平，港英留下來的官僚體系仍一如既往地高效率工作著。也不能說香港好，畢竟空氣急速惡化，環境品質下降，普選遙遙無期，貧富拉距，南華早報標題早已讀起來跟人民日報沒什麼兩樣。

台灣人看香港，更斤斤計較的是他們的一國兩制。

我起初不明白，台灣與香港為何長期以來互不感興趣，雖然港台之間飛機航程不過一個小時又十五分，且兩地居民通商往來頻繁，互有家族親戚落居於對方社會。但台灣傳媒很少處理香港新聞，對大陸門戶的香港總是頗具戒心。香港傳媒說起台灣也是淡淡處理，將之歸於眾多中國新聞的一則。香港傲為國際城市，位居亞洲金融樞紐，理所當然覺得紐約的距離比台北更近。

但是，回歸這件事改變了港台的關係。一夕之間，香港和台灣在彼此身上認出了兄弟的影子。因為，沒有了英國政府，香港就跟台灣一樣要掙扎於自己既中不中的處境──香港為了文化認同，台灣則為了政治身分。

台灣與香港其實有著類似的歷史身世：都被吃了敗仗的中國清廷在十九世紀末割讓出去；二次大戰之後接收了很多因戰亂逃出大陸的人民；過去半個世紀多，都在謹慎觀察共產黨治理的中國大陸，在中國開放前也都大致持有反共的態度；在聯合國都採用簡體中文的世界局勢裡，成為地表上唯二迄今仍使用美麗繁體的地區；也都有著經濟唯大的生存觀念。

回歸雖已十年，卻不夠長到證明任何事情，就像台灣問題也不是一兩天就能拍板定案。時光雖然荏苒，但，還走得不算太遠，讓所有人望清未來。

香港這座城市向來以借來的時光著稱。每筆生意、每項投資、每人心態都是在跟時間玩躲貓貓的遊戲。能殺進時立刻殺進，明天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台灣人看見香港人的現實，忘記了自己的實際；搞定主義既是香港精神，也是台灣人的個性。如此務實經營今日，很少想到明日，因為兩個社會其實都還活在歷史的懸念之中。

這個歷史懸念，說穿了，就是中國。

如果中國成為一個注重人權、實行民主、尊重法治的國家，那麼，已回歸的香港會更有回家的安適感，而珍惜政治主權的台灣社會才敢考慮經濟以外的選項。

在這點上，時間又走得太慢太久。

在香港回歸這十年內，中國的經濟成長雖然傲視天下，但在民主自由、環保意識、人身安全、國民禮儀、社會均富與廉政效率這幾項現代公民最關心的切身問題上，卻沒有太大變化，甚至出現倒退的現象。而為了參與中國旺盛的經濟力，無論是外國投資者、大陸中產階級、香港居民和遠渡重洋的台商，通通學會閉嘴，忙著搶錢。於是，所有人又集體活在借來的時光之中，對中國叢生的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明天，再度從所有人的計畫中缺席。

回歸十年，中國不邀請任何外賓，關起門來自個兒慶祝。門裡的香港，門外的台灣，只能透過半掩的門縫交換意味深長的一瞥。

(2007年06月29日中國時報《觀念平台》專欄）

北方來的知識份子

在人潮洶湧的銅鑼灣街頭，周圍所有廣東人都個頭瘦小，扁臀平胸，他那北方漢子的頎長身子顯得鶴立雞群。站在霓虹燈光燦爛、人聲喧囂浮動的南方街頭，他一臉落寞，特別安靜。

我和他進到鄰近一間上海菜餐廳。因為有他在，一改平時說英文或破爛廣東話的習慣，我慢慢用普通話點菜，立刻發覺這家平時常來的香港餐廳的服務員變得不太自然。她眼睛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從頭到尾只用廣東話回應，雖然以前的經驗告訴我她能說一口不差的普通話。但，這次，她草草完成點菜，在我還來不及結束最後一個句子，她已經拂袖而去，我們於是要不到我們想喝的香片。

他來到香港已經一年。雖然他的模樣跟我在北京初次見他的時候已經有所改變，他拿下了他的黑框眼鏡，剝去了他佈滿菸味的冬日厚大衣，換掉了那雙開口笑的陳舊鞋子，如今，他身著黑色細紋西裝，搭配粉紅色襯衫和考究的小牛皮皮鞋，鼻樑上架著細緻金框眼鏡，但，任何第一次見他的陌生人還是可以輕易地猜出他出身的城市。

北京像顆刻得方方正正的印子，烙滿他全身。

他充滿憂慮的深思眸子，緊張僵硬的身體語言，謹慎莊重的臉部表情，在他還未開口前，人就能預期會聽見一口標準京片子。如同餐廳另一個角落坐著的女人，雖然拿了ＬＶ當季手袋、穿著Dior最新上市的粉紅迷你裙，香港人還是會一眼認出她的背景。因為，除了大陸女人，沒有誰會在室內還戴著ＧＵＣＣＩ太陽眼鏡；就像她那些一身西裝然後在腋下夾帶一只黑皮夾到香港觀光的男性同胞們，在太古廣場和尖沙咀商店裡，總是無聲卻那麼刺眼地告訴別人他們的來歷。

我們比我們所能意識到的更容易對他人洩漏自己的身世。

「在香港生活，非常寂寞，」他緩緩地搖頭，「香港人不讓你打入他們的圈子。」剛剛點菜的女服務員無視我招呼的手勢，就這麼從我們桌邊晃過去。我們喝不到我們要的香片。我有點焦慮。

「以往，在北京，同事會互邀吃飯，朋友喝茶聊天。在香港工作，同事只在該上班的時間出現，該休工時他們立刻就走了。沒有一句廢話。他們對哲學問題或文學討論一概興趣缺缺。美食或服裝，又是那麼牽涉個人主觀品味，無法像兵乓球般引發互動。你真不知道要跟他們聊什麼。」過去在大陸是著名作家，人人都知道他的尖銳筆鋒能如一把熱刀劃過奶油，將任何牽涉甚廣的複雜議題剖析得頭頭是道，觀點犀利雖讓人難以吞嚥，但決不能輕忽他的立論。

在我奮力引起服務生的注意時，他的眼神似乎回到那些颳著刺骨寒風的北京夜晚，幾個朋友擠在熱窩窩的小餐廳，喝二鍋頭，吃涮羊肉，談中國的命運。那是大陸知識份子的風格。在香港這個看似杏眼細眉時則流著盎格魯薩克遜血液的現代城市，該有的城市冷漠給了每個人需要的距離，他人的不聞不問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自己的隱私，卻給不了一個大陸知識份子所需要的注意。

他覺得寂寞。是的，十分寂寞。即便大部分時間他也是一個人讀書寫作，他仍會需要跟人說說話。

他給自己兩年時間，然後他一定要回去北京。他說得很不堅定，彷彿心裡還有猶疑。然而，是什麼令他猶疑，我猜不到。

我終於用英文喊住那位服務生，為我們倆點了一壺香片。

(新新聞週刊）

我倆沒有明天

究竟，他是怎麼一點一滴地搬進她家，台灣姑娘王小姐其實毫無線索。

她來上海工作了一年。他在她常去的美髮沙龍工作。家鄉在安徽，他的手腳細長，氣質慵懶，有著女人般的腰身和一張英俊的臉。穿著適當時，他看起來就像一個等著哪天成名的日本偶像男孩。

他之前在浦東工作，兩年前轉到浦西最負盛名的美髮沙龍工作，卻剛好趕上這家店生意開始衰落的時期。不過四年前，這間美髮沙龍髮型師的第一名業績可以高達人民幣五萬元；如果長得夠可愛而當月客人也對小費夠大方的話，幫一個客人洗頭5只能賺到三塊錢的洗頭工有時也能月入破萬元。

然，過去三年，上海發展太過快速，外來人口激增，產業型態改變，物價瘋狂上漲，這條街上原本只有他們一間高級美髮沙龍，現在短短幾百公尺的距離就已經開了九家。

另一種說法是，四年前，店裡髮型設計師之所以收入高，因為他們都被有錢女人包養了。美髮沙龍裡的髮型設計師、洗頭工、美容師一無所漏地來自上海鄰近的窮鄉僻壤，平均年齡只有二十歲左右，年紀最大的美髮師也不過二十六歲。但他們的容貌卻散發 豐富人生的韻味，舉手投足無不老成持重。

然，不管外表看起來多麼成熟老練，他們身上散發的青春荷爾蒙是無可置疑的。

城市令他們成長。

當其他孩子經過教育成長，這類孩子透過身體成長。他們直接用他們的身體去跟他們棲身的城市談判、交涉及交換。

而這個城市也只想要他們這具身體所提供的勞動力。各方面的勞動力。

不必多加解釋。他們明瞭，聳聳肩，滿臉不在乎。彷彿這個世界不可能有其他長相。 除了勞動力，他們也沒有其他可以貢獻給這個世界的了。他們的青春根本不值錢。

事情就是這樣。

台灣姑娘王小姐最初只想去享受他們的洗頭按摩。她看不見美髮院那些年輕臉孔後的滄桑。可是，她注意到那張漂亮的男孩臉龐和那些正在撫弄她頭髮的長指頭。她以為，跟髮型設計師打情罵俏沒多大礙，因為據她個人經驗，長年累月與女人打交道的髮型設計師應該是非常花心的一種男人。於是，他們開始在他下班後約會。

不到三個月，他已經住進了她家。

「他們這種人是沒有行李的。」她解釋給我聽，「他並不是一點一滴地將自己搬進你家，像今天留下他的大衣、明天拿來他的吉他什麼的，他不須擇個吉日去安排搬家公司。他來了，就來了。」

但，我仍無法在腦海繪出男孩的生命圖像：「可是，他總有點什麼吧？心愛的鞋子，幾張ＣＤ，有猴子圖案的馬克杯，胸前寫了我倆沒有明天的T恤．．．」

「我後來理解，他們的收入情況遠遠在你想像之外，他們還要寄銭回家，所以他們的金錢概念與運用方式完全來自另一個世界。他們存在於這座城市的方式真的是一種寄居蟹心態。身上這套殼隨時能棄於沙灘上讓海浪沖走。他們買衣服只買當季最便宜的商品，然後他們整個夏天或整個冬天只穿這兩套衣服，一直穿一直洗，等到換季，他們就真的換季，即扔掉身上這一套已經開始破爛的衣服，重新買一套當季最便宜的衣服，穿到季節結束為止。跟農耕循環的概念幾乎差不多。」

「那書呢？他們的書呢？」從她的表情，我知道我問了一個不當的問題。真蠢。

「他們真的身無長物。他們的一切都能隨時丟棄。所以，他搬進來時，你真的根本不知不覺。不要以為他會很正式地帶根牙刷來按你家電鈴，他可能只是來喝杯咖啡，過夜之後，他就已經進駐你家。」

相對地，若分手了，應該也很容易讓他離開吧。王小姐聽了，輕輕嘆了口氣。

三年後的今天，他還住在她家裡。

(新新聞週刊)

巴黎浮生錄

這是一個城市的故事，也是所有城市的故事。

當世人皆癡迷於巴黎恆久的魅力，流連忘返於那些灰色屋簷在古老街心所投下的長長陰影裡，漫步於古老鵝卵石道上，驚嘆於蹲在門檻上頭幾尊猙獰面孔的雕像，以為自己回到老歐洲文明的中心，英國學者大衛哈維卻稱巴黎為現代性的首都。

十九世紀初葉的巴黎，是一個人口稠密、烏煙瘴氣的中古城市，空氣瀰漫著令人嘔吐的臭味，街道蜿蜒纏繞，沒有門牌號碼，終日不見天光，路面積滿汙泥、糞便和垃圾，兩旁房屋櫛次鱗比，牆壁石灰斑駁脫落，面容陰沈地盯著這群剛剛經歷革命的城市人群，他們飢餓、失業，面黃肌瘦，過度勞動，既不眷念過往也不寄望來世。幾度革命之後，打亂了社會階級，沒有了中心秩序，拉開了財富差距，只剩下了革命的廢墟。而人們就在這些廢墟上求取生活。

不久前，這些不滿現世的城市居民仍奮力為自己生存狀態做最後一搏。他們在他們城市的狹窄街弄上堆起街壘，轟轟烈烈發起著名的六月革命。一九四八年六月革命被證明是一場失敗。但是，這場革命並不如同過往的革命。以前的革命，如一八三O年，失敗了就失敗了，一八四八年初夏這場革命卻徹底改變了巴黎的性格。彷彿，革命結束，一切的理想激情也已跟著消失殆盡。所有的浪漫主義者、古典主義者和社會烏托邦主義者都轉為現實主義者、自然主義者，如同他們的眼睛被迫打開了，必須誠實地面對他們一點也不美麗浪漫的生存現實。雖然痛苦，至少清醒。

一八四八年之後，馬克思寫了資本論，福婁拜的包法利夫人誕生了，波德萊爾的詩句用來堆砌巴黎的一磚一瓦，而自稱“拆毀藝術家”奧斯曼走馬上任成為巴黎行政長官，開始了一場“創造性的毀滅”過程，從此改變了巴黎的都市地貌。

奧斯曼自認是啟蒙運動之子，在他眼中，巴黎是一個生病的城市。公共衛生岌岌可危，社會治安敗壞，街道交通混亂，失業率居高不下，居民份子流離複雜，而他自許為一個仁心仁術的外科醫師，決定為這個城市開刀。

一直到今天，許多巴黎人和研究巴黎的學者仍為了奧斯曼的手術結果而哀嘆不已。他們宣稱，奧斯曼毀了巴黎，一如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是巴黎臉上的一道疤。這些批評者以為，舊巴黎雖然擁擠侷促，一副不宜人居的模樣，卻是有機生長的大都會，聚居著各地來的人群，每每夕陽西下，浮光躍金於灰色屋脊，散發敗破的華麗風采，閃耀著古老人性的光輝，滄桑而迷人。野心勃勃的奧斯曼卻鄙視對這個“遊牧者”群聚的城市，不顧反對聲浪，下手割開巴黎的臉孔，拉平城市的縐褶，切除街道的死角，想要使她重新容光煥發。

那是一場工程浩大的整容手術。奧斯曼替巴黎裝修了一整套完善的地下水道，改善公共衛生，細心保留公園綠地，搭蓋富麗堂皇的歌劇院，建設現代化市場，確保沿路都有汽燈照耀街道，還加設公共廁所，規劃不同行政社區，下放權力給當地政府自治，在一個帝國的時代落實共和精神。他留下了一個完整的現代都市骨骼，巴黎迄今仍依賴這套老身骨行走於地表之上。

但，讓他真正“流芳百世”的卻不是這些漂亮的政績，而是他的手術刀劃過了老巴黎，割出了條條路面寬闊的康莊大道。這些筆直寬廣的大路，疏通了城市的筋脈，使得巴黎交通有如健康血液暢流無阻，增強了商品物流的速度，同時，讓許多風雅的店面得以容身，原本匆匆路過的行人搖身一變、成了悠閒遊逛的顧客，因此創造了無數商機與工作。但，其中代價卻是拆遷了無數巴黎舊建築，泯滅了許多歷史老街道，懷舊的巴黎人宛如喪家之犬，迷失於自家街道，因為他們再也不能在這個城市找到自己的記憶。

他們哀鳴，拋棄了記憶的城市，就像遺失了靈魂。

他們尤其痛恨奧斯曼缺乏美感。奧斯曼執著於線條，講究對稱，為取悅他的主人路易拿破崙，他在巴黎處處烙下帝國主義美學的痕跡。奧斯曼與拿破崙三世之間，有如亞伯特斯佩爾與希特勒，建築物的用途在於頌讚政治權力，規模強調宏偉，空間講究氣派。本雅明抱怨，奧斯曼的改建工程在巴黎人看來就是“拿破崙帝國主義的一個紀念碑”。奧斯曼的批評者指控，他似乎想把每條巴黎街道都變成希佛利大道（Rue de Rivoli），而流亡在外的雨果被問及他是否懷念巴黎時，他曾經著名地回答，“巴黎只是個概念”，除此之外，這個城市不過是一堆“希佛利大道，而我向來憎惡希佛利大道。”


常住巴黎之前，關於奧斯曼改造巴黎的歷史公案，我的主要閱讀來自本雅明的著作。本雅明稱巴黎為“十九世紀的首都”，藉由研究當年流行的拱廊建築，本雅明敏銳地觀察到一個城市現代化的過程。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 他以為第二帝國統治下的巴黎乃處於一個資本主義盛世，他關注這個十九世紀的盛世如何導致了二十世紀的末世。

本雅明準確地捕捉巴黎當時正要轉化為一個資本掛帥的商業之都。他形容商品如何被神話化，被煞有介事地擺在明亮的櫥窗裡，“戴上王冠，煥發著誘人的光彩”；他發現無產階級與抒情詩人在這個城市化過程一同被邊緣化，知識份子閒逛街頭，“表面上隨便看看，其實是在尋找買主”；他認同波德萊爾對妓女的迷戀，因為“她們試探了自由市場的祕密，在這方面，商品並沒有比她們更優越的地方”。一個城市現代化後，每一個人都是放在市場上等待買賣的商品。也就是，法國導演高達在二十世紀所說的，人人都是妓女。

本雅明以為，奧斯曼計畫的真正目的是確保這個城市能夠免於內戰。奧斯曼及他的皇帝希望使巴黎永遠不能再修築街壘，革命永不再起。表面上，社會瀰漫著一股催促城市進步的時代力量，其實來自拿破崙三世的政治力操弄。路易拿破崙為了抓緊政權，鼓勵人們只問賺錢，不問政治，因此出現大量金融投資，在巴黎捲起投機狂潮，股票交易取代了封建社會流傳下來的賭博遊戲，而奧斯曼推行的拆遷徵地引發了欺詐取巧的浪潮。他認為，奧斯曼的改建工程”使巴黎人疏離了自己的城市。他們不再有家園感，而是開始意識到大都市的非人性質。”

他引述波德萊爾的詩句，形容周日早晨教堂大鐘震響，大城市的人們卻迷惑失落，“那些大鐘忽然暴跳如雷／向長空發出一震恐怖咆哮╱像那些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那般頑固執拗，開始放聲哭嚎。”

城市人們的歷史經驗破碎，漂浮在時空之外，一無所靠。

當我真正成為波德萊爾及本雅明筆下的巴黎漫遊者，天天無所事事，錢財很少，閒晃於大街小巷，站在商店櫥窗前探頭探腦，在城市的迷宮裡轉來轉去，做一個“被遺棄於人群的人”，假裝自己也能捕捉轉瞬即逝的事物，對巴黎及巴黎人做淺薄的城市生理研究，已是二十一世紀之初。

而今，人們已經見識了二十世紀的首都紐約──不是巴黎──香港、東京緊跟於後。在二十世紀的後現代都市裡，摩天大廈密如竹林筍尖，爭相矗天，車水馬龍川流於深如峽谷的城市街道，玻璃、鋼筋、混凝土蓋出非凡光鮮的辦公大樓與巨大商場，人們蟻聚於城市腳下，汲汲營生，生活節奏猶如一首森巴舞曲，小鼓急急催人行。

當年在本雅明眼中金碧輝煌的巴黎，相對而言，卻成了一個十九世紀的都市博物館，市街空蕩，節奏舒緩，時光悠晃，供漫遊者閒蕩探索。在這裡，每每夕陽西下，金霞染紅藍空白雲，路樹耀光，遠道而來的旅人停止呼吸，享受時空整個兒停擺的迷醉心境。

比起倫敦、紐約、香港，到了新世紀，巴黎竟是一個最宜人居的國際城市。巴黎沒有過多的高樓大廈，依然保持樓上住家、樓下商家的空間安排，社區之間仍有鄰里往來，高樹綠地處處供人徜徉，大道保持車流暢通，小街行人熙攘步行，完全符合都市學家珍雅各所描述的理想都市。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帕茲禁不住讚嘆巴黎是人類文明特質的最美例證，“穩固而不笨重，龐大卻不畸形，緊抓著地表，但予人飛翔的慾望”。

是否，一場人人譴責的都市改革實則拯救了巴黎？

大衛哈維不似當時的奧斯曼，堅信那是一次勢在必行的城市規劃。可能，他更懷疑那是一種社會階級角力的結果。無論如何，城市地貌改變之際，整個城市的生活內涵與文化便隨之演化。奧斯曼出現的時間點，正是一個新帝國的開始。政治力配合資產階級利益，使得商業經濟成了城市的驅動力量。由於一九四八年街壘巷戰，巴黎街坊早已毀損不堪，剩下不多供奧斯曼拆遷。一貧如洗的巴黎，疲憊而老舊，嚮往著秩序與富裕，如此心態讓城市居民迎來了路易拿破崙，這個本雅明眼中“受到命運眷顧而躊躇滿志的人”。為了鞏固他的統治地位，也為了拋開過往的歷史包袱，路易拿破崙利用了當代擁抱科學與進步的觀念，製造對現代化的迷信，對巴黎實施整治。根據拿破崙三世的願景，如同其餘的帝王之都，像是北京、華盛頓、新德里，改建後的巴黎不僅要震懾他自己的子民，也要驚艷於世人；城市設計的目的不是為了居住的方便，卻是為了觀賞的效果。奧斯曼不過是個站在時代浪頭、藉機一展私願的人。然而，奧斯曼的城市規劃卻無意間為都市的現代性下個註解，而其後的巴黎生活就是活生生的定義。

如大衛哈維指出，波德萊爾、福婁拜、馬克斯這些人在一八四八年後出現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城市風貌改變後的必然。本雅明與大衛哈維都對當時巴黎的商業文化與勞動情形不以為然，然而，經濟活動卻是形塑了現代城市性格的主要力量，經濟發展需求創造了源源不絕的商品，過程中必須消耗大量勞動力，吸引無數人口移入城市，才形成讓波德萊爾迷戀的人群、令雨果心口激動的市民以及獨樹一格的波希迷亞人。他們是無名的現代英雄，打滾於城市文化的新奇性與變動性。本雅明因此著名地定義，所謂現代性，與其說是一見鍾情，還不如說是對最後一瞥的眷戀。一種迫不急待的愛戀慾望忽然抓住了我們，又急急棄我們而去。被進步牽動的時空，轉眼，已成供人憑弔的歷史傳說。

巴黎，一個踩在舊歐洲遺址建立起來的城市，如今，卻又成了舊歐洲的象徵。

二十一世紀的巴黎之所以這麼完美，正因為她早在十九世紀就完成了淒美的現代性。現代巴黎其實是奧斯曼計畫浩劫之後的遺跡。每一次與巴黎見面，都是最後一瞥。她既是帝國的殿堂，又是革命的廢墟；既有創新的痕跡，又有歷史的遺留；既是走在時代前頭，又留在浪潮後面。她是以奧斯曼打造的面貌進入十九世紀，在二十世紀迅速老去，到了二十一世紀仍頑強地凝聚人們的愛戀與記憶力，作為她永恆回歸的證據。

若十九世紀的巴黎人是現代性地獄的原鄉人，今日，我們每一個居住在大城市的人，都是他們的後代移民。

閱讀大衛哈維的巴黎書，迷失於史料所建構的巷弄，宛如午後在巴黎某間不知名的小咖啡館，喝完一杯香濃咖啡之後，起身回家。太陽很斜，身影很長。就當你沿著熟悉的街道往下走，經過一排排雕樑畫壁的奧斯曼豪宅，忽然你瞥見一條你不曾看過的窄巷。巷子覆滿陽光的灰塵，深不可測，領往何方，你毫無線索。可是，你還是轉了進去。不加思索。彷彿著了魔似地快樂，心神蕩漾。

忘了回家的路，你無意間又看見一個你不認識的巴黎。一個“新”巴黎。

當你以為你已經開始熟識這座城市之際。




註：本文所引用的本雅明著作，依據劉北成先生的譯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省籍原罪

台灣省籍情結還未結束。藉著島內兩大黨初選總統候選人與立委初選，台灣社會見識了自解嚴以來最尖銳的一次省籍對立。

讓我告訴你，為什麼這套省籍鬥爭還如此有效，因為本土只是外衣，愛台灣只是煙幕彈，忘了國民黨跟民進黨告訴你的那一堆意識形態美言，現正發生的一切跟統獨無關，而是台灣社會的政經階級重整還沒有結束。

省籍這件事並沒有因為陳水扁上台而結束，反而是正式開打。當民進黨執政的那一天，所謂的本省人全面進入中央掌握資源。不識富裕滋味，不知原來自己錯過了多少。陳芳明教授痛心疾首地寫，本土性淪為黨性。的確，現在就是人人結黨，各各為營，在原本以國民黨外省菁英為中心的政經階級鬆動、資源釋放出來之際，趕緊佔個位置。誰不能幫忙重塑打造新的政經階級，誰就最好趁早出局。

直到今天，佔人口大多數的許多本省人眼裡，所謂的外省人仍具有原罪。但，這不關種族，畢竟在原住民眼裡，我們不過都是先來後到的漢人。外省人的原罪是優越政經階級的原罪。當然，許多外省菁英參與且推動了台灣民主化運動，而外省老兵其實是被政權遺忘的一群弱勢。但是，在社會安全感這件事情上，在民進黨執政以前，本省人從來沒有真正的把握；如今，人人口口聲聲說的“台灣人的尊嚴”，無非就是渴望獲得社會全面認可，我說台灣國語不會妨礙我的升遷職等，我批評政府不會被凌晨敲門來個人間蒸發，我的文化價值不會被莫名貶為次等，我的意見具有社會指標的意義。

當年，省籍是社會資源，代表了工作機會、教育、社會地位與文化優先權，以及前面所提的社會安全感。呂秀蓮與龍應台前不久對談，龍女士忍不住搶了麥克風嚴批民進黨七年執政，一向大砲快嘴的呂副總統忽然變得不可思議地保守忠黨。那個當下，若像伍迪艾倫電影《安妮霍爾》裡，將她們未說出口的內心話以字幕顯現，一個人將會發現，那不是她們的觀點在對決，而是她們的省籍在對決。不管龍女士多以她的野火性格為傲，在國民黨政府的治理下，同是女異議青年，龍女士因為批評時政而被請去與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對談，呂女士的下場卻是入獄。不去理解如今已經住進陳履安官舍的呂秀蓮怎麼掙扎過她的青年生活，就不能理解為何只是就事論事，龍女士的道德優越性有時在所謂本省人眼裡會奇怪地矮一吋，而跟同黨同志鬥得死去活來的呂女士在關鍵時刻要這麼嘴硬捍衛她的政權。

另一方面，文化優越性的爭戰也沒有過去。當態度隱晦的王金平對馬英九說，你說你要跟我配因為我有地方人脈，人家我其實已經在中央上課三十年；他其實在說，別以為我一口台灣國語，我就只能淪為你的鄉土代表，你的外省藍血未必對等於你的宏觀領導能力。

你會說，這一切都已成過去，什麼年頭還提省籍。但是，台灣歷史還太年輕，不可能這麼快忘記。人人不願攤開來談，傷口永遠不能癒合。依我看來，省籍對決在今天比以前任何時刻都糾結更深沈，形勢更複雜，而且跨黨跨派跨世代，因為現在外省人也有了受害者的悲情，本省人也分享了優越政經階級的原罪。令人擔憂的是，我們都只看見對方的省籍原罪，卻對自己改朝換代前後的新舊社經位置缺乏自省，以致於真正的對話遲遲不能發生。

我個人向來堅持，文化彩虹身分才是台灣社會在全球化時代的出路；然而，不肯誠懇面對歷史的遺留，任誰都走不遠。

（2007年6月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京都古寺牆上的鳥

我想飛

幾百年
飛不盡

我想去的地方
落在時光的他處

在黑暗街道游泳的魚

在空無一人的大街
走著

以為街道是條河
托著我的靈魂往前流
身邊的夜
不過是即將潺潺游過的生命

想要從黑夜的溫度游開
盲目的魚
不理解白晝的意義

那是我的魚鱗還是心情在溼溼閃光

街道往前流
魚兒往前游
我想往前走
卻被黑夜輕輕攬腰攔住

怎麼這夜
竟如波瀾大海般蔚藍

街道

當談起一個城市，人們事實上在談論它的街道。

從第五大道轉進第四十九街有一間書店，信義路靠近中山北路的劇院，東四十條胡同的小酒館，青山道上的服裝店，協和廣場邊上的咖啡館，攝政王路盡頭的百貨公司，表面上人們在討論特定地點所帶來的生活樂趣，其實他們說的是每條街道的生活內涵。城市倚賴街道，滋養人們的生命。

陌生人進入一座新的城市，他首先看見的是它的街道。街道的長相，就是這座城市的長相。彎彎曲曲的街道讓城市顯得神秘不可解，通直大道讓城市顯得陽剛權威，圓卵石鋪成的街道投射出古老的影像，四處堆放建築棄物的街道給人開發中國家的印象。

人們記憶中的城市，從街道的外觀開始。要不矗入蒼穹的森冷大廈，要不平矮慘白的磚屋，要不人潮洶湧的氣味，要不淒清無情的空寂，要不綠意盎然的溫暖，要不風塵僕僕的骯髒，城市的漫游者倘佯其中，跟著城市街道流動。街道前往的方向，也是他前往的方向。

街道決定城市在陌生人眼中的倒影，也決定人們在城市的生活。珍雅各寫道，「街道是城市的器官。」整座城市的運轉完全取決於街道的生理狀況。街道運作不順暢時，所有人的生活立即天翻地覆，沒法準時去上班、不能與情人會面、得取消牙醫預約、放棄太極拳課程、別想聽戲看電影，剎那間，城市取消了一切生活機能，人生又裸露出原始本質，只剩下焦慮、困頓、無能。同樣地，當街道不安全時，人們不敢上街，城市只會是一個牢不可破的牢籠，把所有人禁錮在一扇扇小門之後，獨自品嘗生命的孤獨。

唯有開放安全的街道，日日夜夜展現不同風情，一個城市才可能活轉過來，依照季節循環它的生命，而，漫遊者晃晃悠悠地從這條街的咖啡館蕩到另一條街的書店，由公園小徑漫步到商業大樓，自雜藝劇院搭車前往城市另一頭的餐館，渾然不覺城市正在他腳下安靜地呼吸。他只是自私地從街道河流掬取人生的甘味，理它什麼春秋四季歲月如梭。愛情的步伐，不過是公園大道與第五十九街之間的距離；生命的轉機，或許是從百德森路與聖喬治街的街口開始。

街道前往的方向，就是我前往的方向。

而我以為，觀察一個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觀察它街道上的女人。當一個城市的街道充滿來來往往的女人，表示這個城市的街道既安全又自由，民主且平等，因為它的女性居民並不被任何宗教法規或過時傳統所束縛，她們同時覺得單獨上街完全沒有不妥或任何值得當心的憂慮，她們跟男人一樣出門，工作、出遊、交友、享樂，獨來獨往。

進一步觀察那些女人的服裝，又能加深對城市的理解，如果她們打扮時髦，講究穿著，表示這座城市的富裕與文明。若是她們的新裝剪裁依照傳統特色，而不是世界流行設計師的產品，也能探測出一個城市的本土文化底蘊，及，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深度與意願。

最有趣的，卻是女人在街道走動時腳上所穿的鞋子。當女人的鞋跟愈高、愈細，城市的交通網絡通常愈加成熟，人們的平均收入也愈高，因為，顯然這些女人都不需要走路，而不切實際、不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當然是為了無懈可擊的精緻生活上一點奢侈的點綴。當那些女人哀痛自己無端受苦的足踝，聽起來更像是華麗的詠嘆調，而不是哀傷的輓歌。

偶然，一個黃昏，在城市的某段不知名街道遊蕩時，聽上一段這些女人的無病呻吟，不由得，帶出陌生人臉上的一抹微笑。

（發表於台北版ELLE雜誌）

粗魯的年代

皇室到了今日，未必含有飽滿實質的政治意義，說穿了，不過是傳統文化禮節的代表。英國女王謹守著的，不是她個人的尊嚴，也不是她家的權力，而是作為一個文化象徵存在著。尊重她，就是尊重英國歷史文化。

可惜，讓率直的美國布希總統結上尊貴的白領結，也不能阻止他懶得從善如流的習慣。他看著八十歲的女王，說她上次一七七六年，啊，不，是一九七六年來美國。然後，他臉不紅氣不喘地，朝面容嚴肅的女王眨了個眼，算是以幽默代替道歉。

當年布希進行他的歐洲之旅時，就時常在狀況外，甚至脾氣偶而失控，舉止總不時讓接待他的主人挑高眉毛。他的幕僚們解釋，這是一趟漫長且疲倦的旅行，總統因為身體狀況而不能掌握自己的言行。那趟歐洲之旅下來，布希本人恰巧印證了歐洲人對德州牛仔的刻板印象，也是迄今布希政府政策所勾勒出來的角色性格：強勢的單邊主義，拒絕京都協議，倨傲的鋼鐵保護政策，冒失的伊拉克戰爭等等。

在巴黎，因為忘了記者先前的問題，布希總統故作哈哈，調侃人過了五十五歲就是這麼不中用。站在一旁的法國總統席哈克，禁不住，望了他一眼。席哈克當年七十歲，剛選完法國總統大選，他的高齡是對手強烈抨擊的敏感話題。我們的小布希顯然沒做功課。當一個美國記者使用法文請教席哈克問題，布希當場譏諷他未免太過「洲際化」。到了俄國聖彼得堡，沒耐心的布希在Hermitage博物館頻頻看錶，而那趟參觀不過二十分鐘長。從來不是好學生的布希或許沒有惡意，可是，他的動作已經弄得俄國人非常難受想哭。

也許，對布希與ＣＮＮ來說，這個世界目前最大的危機是恐怖主義。對地表上大多數人來說，每天，真正要處理的難題其實是粗魯，而恐怖主義不過是抽象而遙遠的新聞標題。粗魯日日發生，無所不在。布希總統屢次錯失外交禮節，並不僅僅反映出布希這人個性率直，人格欠缺體貼晶片，不想或不能精準使用語言；他事實上再度提醒了－－就像我們每天不斷被很多生活小細節提醒一樣－－我們是活在一個多麼粗魯的年代。無論是在台北街頭開車、上海虹橋機場排隊、巴黎餐廳吃飯、或在曼谷運河搭船，我們總是為粗魯所包圍。我們推撞著他人，他人也推撞著我們。

人類不同的情緒解釋為粗魯提供理由，像是文化上不被理解的沮喪，或身體倦怠所引起的莫名怒氣，或想要為所欲為的自我意識，這個世界上，越來越多人的態度就是想不顧一切，推開他個人眼裡所謂囉裡囉唆的所有繁文縟節，聳聳肩，懶得理你，我就是這樣，你要怎樣。

隨便啦。

自西方的啟蒙時代以來，個人便是自己道德判斷的主人。道德權威就在我們人類身上，不再是一些遙不可及的神秘對象。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說，「我是我，我從自身而來；藉抉擇與行動，我打造自己。」如同古老部落使用一支長棒代表他們世界的中心，無論去到天涯海角，他們都會帶著這根長棒，插到地上作為他們理解世界的根基。我們自己的道德標準就是我們的長棒，我們用它來判讀這個世界。

有時這根棒子是個人理智，有時它追隨國家法律與規範；有時它不過反映、或者掩飾我們個人的自私。當現實生活不符合自我中心的期待，我們便覺得自己有這個權利去對他人粗魯。對布希來說，記者應該謙虛，即使這個問題是針對法國總統而提的，但他以為對方不過想炫耀語文能力；對法國餐廳服務生來說，客人應該都會講法文，懂得給優渥小費，還要體諒他的女朋友今早跑掉了，春天來了而他還在工作；對台北計程車司機來說，即使在市區，每一輛車時速也值得超過六十，長髮女生都該禁止開車上路，而政黨領袖全都罪該萬死。

當別人與他們的期待逆行而悖時，他們便認為自己被冒犯了，於是決定生氣，回敬以粗魯。所有粗魯的背後，總有當事人非常站得住腳的初衷。

關於現代人的粗魯，其實無藥可解，只能靠理性原則與社會法制去平衡彼此的中心意識。因為，我們已經走到了個體自行承擔道德責任的這一步，再不能要求一個皇帝、一位神、或一套學說來“統一”所有人的道德依據。

面對粗魯，更多時候，我們都該向年過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的席哈克學習。當他看見布希的粗魯時，他只是面帶微笑，轉過頭，裝作什麼都沒發生。

而英國女王更高明，當下，她斜睨了布希一眼。到了隔天回請美國總統的英國晚宴，作為主人的她優雅地說，也許，我該從一七七六年說起。

我看見你看見我

當美國維省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發生時，違反人類逃生本能，研究生阿爾巴古帝（Jamal Albarghouti）不但沒有迅速離開現場，反而拿出他的諾基亞手機，像個犯難的戰地記者往槍聲連連的教室大樓匍匐前進，開始拍攝。不到半小時，他的四十一秒記錄已經被有線電視新聞網重金買下，全球播放，同時也上載至YouTube網站跟他自己部落格，點擊率當晚即累積百萬人氣。媒體與科技業者同聲慶賀，這是市民記者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時代，人人都可以是現場的新聞見證人。

沒幾天，美國全國廣播電視台收到了槍擊案元兇趙承熙的包裹，裡面包括了長達二十三頁宣言、四十三張照片和二十八份錄影資料。當然，他的影片很快上了螢光幕，讓全世界親眼目睹他的憤怒與失落。趙承熙不假他人之手，自己“訪問”了自己。他，也是一個市民記者。

歡迎來到YouTube年代。前不久，世人還在討論Google如何從此改變了我們的知識地貌，科技形式已經又一次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內容。

在這個人人記錄、人人寂寞的部落格時代，越來越多產品必須冠上一個英文小寫的“i”（大寫的“I”為我，小寫的“i”為小我），以訴求看似微不足道的個體，深化他們的獨立存在，頌讚偉大的個人力量。什麼東西都是“你的”或“我的”（“你的”其實就是指涉“我的”），不再是“人人的”、“全家的”、“全國的”。連法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候選人也擁抱如此策略，她的政見核心即是“你決定法國的未來”，她的責任只是聽“你”說。

權力分散，去中心化，多元價值，讓美國時代雜誌去年根本選不出一個年度風雲人物，他們最後只好說，那個人就是“你”。因為這是一個“小我”的新世界。“你”──也就是“我”──才有資格主宰。

且不論這份權力是否被過度誇大，或“小我”是否真的更不容易沈醉於權力的虛妄性，我們的確已經活進一個人人自創頻道的時代。由於現代人學會懷疑國家政府與主流新聞媒體，我們更願意採信業餘者的說法。當我們睜眼檢視機構權力，卻忽略了業餘者的人性與專業訓練，我們總以為業餘者沒有利益動機去說謊或犯錯，而政府或媒體大部分時候卻很難逃脫這層嫌疑。其實，瀏覽網路時，就像我們收閱主流媒體一樣，都需要適當的懷疑反思，以為每一個部落格之後都是一個知識達人乃是我們時代的危險認知。

YouTube崛起，更狂捲起一股小我風潮，各地業餘者興致勃勃製造不同的影片，非職業化的拍攝手法結合了自我曝露的渴求，勾引了觀者眼見為憑的信仰。我需要看見你與看見我，兩股慾望扭轉成麻繩，強力拉動每個小我征服世界。點擊率成了最新指標，只要是大家都想看的東西，就是好事。

就某方面，研究生阿爾巴古帝與賓拉登、趙承熙、乃至把激情照貼上網路相簿的台灣高中男生，都分享了相同的心態，他們都追求個人的網路點擊率。這已不是舊有認知上所謂菁英文化對抗大眾文化的拉鋸戰，而是小我要求被注意的銳利尖叫。

在這個人人有頻道、個個沒人看的YouTube年代，炸掉紐約雙塔、殺掉三十二個人、流通性愛錄影帶都不過是讓別人看見自己的一種方式。而，研究生阿爾巴古帝雖然沒傷害任何人，他卻滿足了趙承熙的期待。

他讓趙承熙的行蹟被我們看見，同時，也讓他自己被看見。

（2007年5月4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條條大路通環保

波蘭跟歐盟抗上了。隨著歐盟版圖擴大，東西歐交通吞吐量日增，波蘭政府想要新建一條公路。問題來了，這條路將經一地美麗河谷，位居一處歐盟劃為自然保護地的古老森林。波蘭宣稱，路不這麼走，繞個大彎，將會破壞更多農地自然，築路成本過高，但若不開路，無法帶動波蘭經濟貧困的弱勢地帶。歐盟再三告誡，華沙仍置之不理，歐盟於是決定把波蘭政府提告歐盟法庭，而波蘭決定舉行公投，以民粹主義姿態抗爭到底。

波蘭農民生氣地說，“歐盟要我們保持落後。那些歐盟官僚又不住這裡。那些自我標榜的環保人士告訴我們，這種事他們最懂。都是歐盟的陰謀。”

聽起來很熟悉？

台灣蘇花高爭議演變至今，儼然是台北菁英與花蓮鄉親的貧富對抗，環保主張與經濟主調經典地互不對話，經政黨語言反覆折騰後，環保善意聽起來居然像在幫有錢人蓋他們的後花園。

誠然，如台大城鄉所所長夏鑄九常說，開路不等於建設。蓋了蘇花高，不見得能發展經濟，外來車流卻將污染台灣“最後淨土”。更別提這條路還要穿過台灣島的龍脈，挖斷萬年水脈，破壞原始生態，物種可能滅絕。然而，反對興建者卻無法回答花蓮鄉親想要在地讀書就業的渴望，叫他們停挖砂石，卻不能給他們另一根釣魚竿。觀光大旗像根花稍胡蘿蔔掛在前頭，但是，以一個不開車上路的旅客角度來看，目前花蓮根本沒有交通動線供旅人來去自如，空有大自然寶藏也無法轉換成觀光資源。

我向來以為，道德勸說不足以服人。我們住在台北市的人，只不過因為環保署想要針對停車不熄火超過五分鐘的車輛進行罰款，就已經高聲跳腳，報紙社論及環保團體都抗議立法過嚴，又怎能把自己的環保贖罪劵買單到花蓮人身上。

丹麥學者龍伯格（Bjorn Lomborg）二OO一年出版了史上最具爭議的環保著作《懷疑的環保份子》，龍伯格是綠色和平成員，堅貞的素食者，連魚肉也不食，卻寫了厚厚的五百多頁，蒐集了三千多條註解與一百八十二個圖表，宣稱西方世界近來其實只有變得更好，而不是環保人士所宣稱的那般慘烈。他批評古典環保學家如史丹福大學教授保羅艾希利（Paul Ehrlich）等人，搞了所謂四條環保“連禱文”，即自然資源即將枯竭、人口太多以致糧食不足、各式物種逐漸滅絕、水與空氣都嚴重污染，因此，人類在地表上的活動只在毀滅我們的地球。

龍伯格說，問題是，數據並不支持這些教條。事實上，羅馬帝國以降，自然資源只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經濟發達的國家人口長壽卻生育減少，因為科技發達，餵飽了大部分人口；在未來五十年內，只有百分之零點七的稀有物種會消失，而不是以前相信的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至於最後關於工業發展污染空氣、因此應該減緩經濟發展的說法，龍伯格主張反而應該加速。他不否認全球暖化趨勢，他以為更大的危機是人類沒能好好處理問題。

可以想見傳統環保論者對龍伯格著作的激烈反對，但龍伯格關心人類全體福祉，他以為唯有所有人活在一個壽命更長、食物更充裕、人人更平等、閒暇時間更多、風險更少的世界裡，環保議題才能被更有效解決。西方社會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點。他請求所有人注意非洲相對貧困的處境。同理，當西方國家極力攻擊中國的瘋狂發展，不如協助中國趕緊通過這個階段，脫離貧窮，提升品質，減少污染。

發展落後未必是有效的在地保存，更何況花蓮其實有城有鎮有人，並不是一塊純粹的荒野空山。要解決環保議題，恐怕還是得先從在地人的經濟生活著手。

我住台北市，我為花蓮人請命。

(2007年5月19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無法解釋的1%

普立茲獎得主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傅利曼，曾經著名地批評巴勒斯坦人的自殺式炸彈行為不是出於絕望，而是自戀。

傅利曼評道，這些巴勒斯坦人才不要真正的和平呢，他們要的是血和淚，與一個從中建立起來的家園。他們迷戀這種烈士般的悲壯情調，足以讓杜鵑泣血，令秋風悲鳴。

不然，為什麼當初柯林頓政府所提出的和平協議，裡面百分之九十九的協定內容都已經符合巴勒斯坦人建國的希望時，阿拉法特幹嘛要從談判桌上起身離開呢？百分之九十九喔。（意思是，不然，他還想怎麼樣呢，人不可以太貪心啦。）因此可以推論，阿拉法特根本沒有真心希望巴勒斯坦建國，他只想摧毀以色列，當一個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不然，（又一個「不然」），他為什麼不積極建設巴勒斯坦？為什麼從來沒聽過他提過任何教育政策或減稅方案？為什麼每天只見他戴著黑白方格的頭巾，穿迷彩裝，在後臀擺上一把手槍，裝成一副革命領袖的模樣，到處去西方領袖的沙龍作客、談笑風生？他什麼都不做，只會任由他的人民將自己做成活動炸彈，一波又一波，殘忍又無情地殺害無辜猶太市民和自己的生命。

你怎麼跟一個視死如歸的人談判？他就要死了，他什麼也不在意。

喔，他在意。他當然在意。死亡是一種對生命的凝視。對生命越有期待，越介意自己活下去的方式。當那些你說是恐怖分子也好、愛國戰士也好的活動炸彈，從大鬍子、滿身臭汗、一臉橫肉的宗教狂熱者轉成十七歲、品學兼優、友善害羞的清秀佳人時，一個人不得不開始思考這中間必定有什麼線索被遺漏了。也許，沒錯，他們不見得是出自絕望，他們只是終於發現身體是一種武器，而恐怖是一種有效的戰爭方式。

有個猶太朋友在午餐時間憤怒地說，以色列理所當然該給巴勒斯坦一個教訓。誰能夠活在一個時時充滿危險的環境？每次你上街、吃飯、跟情人約會、喝個咖啡、去超級市場買包衛生紙，你都有可能會被活活炸死。這位朋友容貌俊美，舉止優雅，談吐理性而有趣。一個典型的紳士。談起這檔子事，頭一次，他忘了在我坐下時為我拉開椅子。且，接下去的時間裡，我幾乎無法跟他繼續對話。為了維持友誼，一個人只能閉嘴。

沉默之際，我思索那個神秘的百分之一。僅僅百分之一的協議內容，讓巴勒斯坦人阿拉法特從談判桌離開。頭也不回。他們抱怨，可惡的阿拉法特寧可把他的人民一個個當人肉炸彈，也不願對那百分之一妥協。就只是百分之一。

我覺得不寒而慄。

因為，對協議內容百分九十九與百分之一的判斷，是主觀而微妙的。對以色列人來說的百分之一，也許是阿拉法特的百分之九十九。有了大國在背後撐腰的以色列每讓一步，都覺得是施捨，是犧牲。他們對阿拉法特「敬酒不吃吃罰酒」的不耐，使我聯想，未來，台灣與中國談判時，會不會也出現這個無法解釋的「百分之一」，讓傅利曼寫下這麼一個句子：「台灣有過她的機會，可是她卻選擇走開。現在，她必須自行承擔後果。」

(原發表於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

文化超人

台灣導演楊德昌得了坎城影展最佳導演後，接受美國電視新聞頻道CNN採訪，表示接下來他要去好萊塢發展。記者問他，難道去好萊塢是電影人最後非得步上的一條終極道路？做一個以區域文化為創作特色的亞洲導演，真的不能夠留在自己的環境繼續創作？楊德昌回答，兩個主要理由：一是台灣電影工業已死；二是，好萊塢之於電影工作者，就像NBA美國職業籃壇之於籃球員的意義，任何自覺優秀的籃球好手，終究要到NBA場子上一試身手。

同樣，一向善於思考存在與生命深度的德國導演溫‧文德斯，最近幾年也在好萊塢工作。在他執導的紀錄片《樂土浮生錄》結尾時，他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安排。這部片紀錄一群年齡均七十歲左右的古巴資深樂手，處於半退休狀態，卻重新被一位美國音樂製作人挖掘出來，灌製唱片的一段記事。片中，不時出現，白色大浪越過堤防打在車輛熙攘的海灣道上，於具有風情的陳舊建築所製造出來的深淺陰影之間，一輩子浸潤在哈瓦那的老人緩步顛行，露出屬於他們獨有的思索表情。古巴世界如同老人的世界，是一個逐漸沈寂的世界。

到了片尾最後二十分鐘，美國唱片製作人歡喜宣布，他們將去美國紐約卡內基中心表演。先前一臉孤寂、安靜卻深情的老人們頓時笑顏逐開，樂得手舞足蹈，片子至此忽然轉為音樂錄影帶的華麗風格，長鏡頭少了，短鏡頭不斷跳接，顯現歡樂愉快的氣氛。到了紐約，一個老人佇立街頭，觀賞高聳建築物之中幾近峽谷的街道，車輛如大川流過，他留下「這裡真是太美麗」的評語。另兩個老人一起在他區散步，對櫥窗指指點點，互相認同「這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的感受。片子的高潮點即在他們終於在卡內基中心登台，接受觀眾安可歡呼。片子至此結束，留予觀眾一股圓滿的情緒。喜愛音樂、終生奉獻音樂事業的老人，終於完成了他們夢想的旅程。旅程的終點是美國。

熟悉溫‧文德斯作品的影迷看到這樣的安排之後，當然會覺得不可思議。同樣的一個導演，才在他的《里斯本故事》提出一個關於現今世界如何大同小異的控訴。雖然，他在《世界末日》描繪了一個全球化路線流暢的世界，也表達了對浪遊的迷戀，但他卻使用了夢境去強調世界同化後人類無路可逃的憂困。

對溫文德斯最簡單直接的批判是，他終究是一個西方人。無論如何有哲學上的深度，他也無法拋棄他在世界地圖上的強權位置。對他來說，弱勢文化進入了強勢文化的殿堂，這就會是文化交融、世界和平的終極表現。卻忘記了這有點像官員在使用橡皮圖章，沒有經過認證的手續，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文化表現。完全還是以西方為本位的文化態度。

楊德昌的邏輯，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在台灣一直都有這些主導電影工業的文化菁英，口口聲聲說台灣沒有文化，台灣沒有市場，台灣電影已死。同樣一批人，年年都在拿國家的輔導金，去國外得獎，回頭順道批判國內觀眾如何缺乏文化素養。同樣一批觀眾卻支撐出春暉電影台、誠品書店和大大小小無數影展等理應冷僻品味的市場，還讓米蘭昆德拉、卡爾維諾、艾柯、馬奎斯等在西方世界也算難以閱讀的作家作品大為暢銷。楊德昌可以被質疑的地方，就像捷克人對米蘭昆德拉的埋怨，是一個文化身份的販賣嫌疑。他拿了自身文化作一個踏板，去取悅了他想像中的文化中心，安心接受了對方給他的角色安排。

過去十年，表面上中國和台灣電影和影展獲獎無數，但是，也早有異議指出，這些得獎作品包括色彩運用與議題的選擇，大多太過符合西方對於東方的傳統想像。支持得獎作品的一方則強調，正是因為這些電影反映出中華文化固有的情調，堅持本身的特色，加上又能顯示一種普世價值，所以才值得讚賞。

照理說，資訊流通，交通方便，這個世界已經真正成為「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人們來去自如，個體自由意志被彰顯，在哪裡工作，為哪一個社會服務，已不是重點。一個人應該能夠脫離政治的控制，行使他自由生活的權利。他要如何呈現他的觀點，如何創作，甚至如何販賣自己、或想要販賣的對象，說真的，都是他自個兒的價值判斷。

不過，我想到一部好萊塢浪漫喜劇片《為你瘋狂》，一位法國人告訴他的美國朋友，「在超人的故鄉，每一個人都是超人。唯有來到地球，超人才真正值得希罕。」譬如他的法國口音，在法國極為普通易見，到了美國，卻讓他成為擁有一口性感腔調的男人；而他的法國家常菜手藝，更讓他足以掛上「法國名廚」的招牌。

在文化互相接觸的時候，難免會出現這類超人迷思。就好像中國人不理解法國人為啥這樣吹捧著鞏俐，對他們來說，北京走一遭，處處能碰上這種長相的女人；而法國人認為普普通通的蘇菲瑪索，在亞洲人眼裡是驚天動地的美麗。

無意間當上文化超人的創作者，或許有一時的優勢，可是他們也會隨即遇上一個困境：那就是繼續販賣自己的文化特色，如中國音樂工作者譚盾住到紐約，還是要上CNN談中國哲學和中國民族音樂；或是誠實面對自己新的文化位置，像移民美國的香港導演王穎開始拍攝純美國影片，市場成績及影評反應便即刻不如從前，當時他以描述亞裔移民辛酸史而成名。

超人沒有了超能力，就會跟普通人一模一樣。拉丁歌星瑞奇馬汀清楚此點。在他出名後，乘勝灌製了第一張英文唱片，他再三強調，雖然他開口說英文了，他希望仍能帶給歌迷拉丁情調的享受。

如果，那些古巴老樂人也決定開口說英文，打算在紐約住下來，他們將看起來就像住在皇后區的一般拉丁老人，貧窮、邊緣化、庸碌平凡，少了異文化的神秘魅力，不知道溫‧文德斯還會不會想為他們拍紀錄片？

(發表於2000年11月明日報）

窮酸的草莓

在法國，已經超過三百多座的城市發生暴動。為了形容這些「暴民」，法國媒體小心翼翼地揀字刪詞，避開回教徒、少數民族之類的形容詞，他們選擇了「青年」這個名詞；無意間，卻正好切中要害地指出整件事情的關鍵：青年貧窮化。

表面上，這陣子發生於西歐的少數民族反動似乎與回教文化、九一一事件有關。也許，確實有著無須交代的直接關聯。但，這無法解釋為何主要發起伊拉克戰爭的美國並沒有回教徒社群在本土大舉暴動的例子，何況法國的反美立場向來清楚，可見這次暴動與其牽涉法國的外交政策，其實更是法國內政問題。

美國社會對個人所提共的經濟保障不如西歐，促使每一個人都必須努力賺錢，學會適應市場變動，且美國勞動法並不禁止勞力流動，市場的新來者如移民因此有機會可以立即加入競爭，就算英文不好也沒關係。法國明文規定移民必須先同化才能被認同，連小孩上學戴頭巾也不可以，勞動法保障現有勞工的工作權幾乎到滴水不漏的地步，降低了勞力市場的流動性，間接減緩社會階級的流通。

換言之，制度滋養了移民後裔的貧窮，貧窮滋養了他們的極端主義。在法國，移民的孩子在現有制度及社會歧視下雙重被邊緣化，他們必須加倍努力，卻得不到像樣公平的機會，因為勞動市場幾乎是立場堅定地要保護一群人（他們剛好是已經有工作的高盧人），不在原先保護範圍內的市場後來者－－如移民、青年等－－自然被排拒在外，始終不得其門而入，終至絕望。

但青年貧窮化並不僅是西歐社會的趨勢，實為全球化的議題。繁榮社會都面臨高齡化，中老年人控制社會資源，他們希望維持現狀，害怕挑
戰，傾向反對移民，社會逐漸內向，剛進社會的年輕人必須負責低階工作，陞遷不易，在看不見自己退休金的同時卻要負擔老一輩的養老金。

台灣社會青年的工作條件更是惡劣，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勞動保障卻越來越少。台灣媒體總愛炒作幾年級的話題，說到新新人類，戲謔成分多於真實關懷。坊間雜誌企劃「憤怒青年」專題，卻採訪一堆年過五十的當權派。如果主導台灣社會的他們都還在忙著憤怒，當然他們聽不見正牌年輕人的憤怒。他們口中的「草莓族」，一畢業就面臨超過百分之十的失業率，平均起薪不足台幣兩萬五，過了三十歲還跟父母住在一起，因為要節省房租。

草莓族理所當然對那一大套野火理想冷感：當你身處社會主流，你抱怨世界瘋狂，因為你認為全世界都該聽你的；當你身處社會邊緣，你無話可說，因為你覺得全世界都與你無關。

社會面對年輕人的失落，總是私心輕蔑多於嚴肅看待。他們說，你有什麼好抱怨的，想我們當年連言論自由都沒有，現在你只想穿愛迪達球
鞋、聽iPod，連魯迅不讀。但是，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社會正義，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對社會正義的定義。最重要的是理解社會正義並不是關於保護，卻是分享與公平。

（2005年11月15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並經台灣光華雜誌海外版轉載。近來，人在巴黎，正巧法國即將總統大選，眾候選人不分黨派均對所謂巴黎郊區的移民子弟諂言媚笑，稱他們不僅應該屬於法國未來的一部份，甚至，他們根本就是法國的未來。於是想到這篇舊文。 ）

文化誤解的年代

回教先知漫畫事件是一次無意間逸出文本框架的社會討論。但，在全球化無法回頭的年代，這類事件將屢見不鮮。漫畫於去年十月刊登時，在丹麥社會並不引起特別注意。一位丹麥籍的伊瑪目帶這些漫畫去了中東，還夾帶幾幅不曾刊登的漫畫，跟當地宗教長老抱怨，於是爆發整個中東世界對歐洲世界的憤怒，進而燎原為全球回教徒的抗議。

迄今，丹麥漫畫家自認是在自己社會實踐個人的言論權利。歐洲媒體的論點很直接：言論自由是我的文化傳統，就像你宣稱不得畫先知相貌是你的宗教傳統，當我在我的國家裡去討論回教徒之於我的意義，我乃是受我國家的法律及社會傳統所保護，旁人均無權干涉我腦袋裡想的東西，連我自己的上帝也不可以。回教徒的論點也很明白：你所謂的自由傳統是你家的事情，就像我的神聖信仰是我家的事，我們的家規就是你不得做出污蔑回教徒的行徑。我並沒有要求你遵守伊斯蘭教義，我只求你別碰不屬於你的文化系統。你不懂，可以；至少學會尊重。

歐洲不同意，因為回教徒已經是歐洲最大的移民族群，歷史上回教徒所建立的大食帝國也曾統治過部份歐洲。他們認為，回教當然也屬於歐洲文化的一部份，就該跟其他宗教一起接受大歐洲價值的檢驗，不應享受特權。尤其居住於歐洲的回教徒根本是歐洲公民，而不是中東居民。然，伊斯蘭雖不是民族，但宗教將教徒如此緊密黏結，無論是情感、信仰或生活方式均讓全世界穆斯林如同一個真正的大家庭。作為一個華人去理解回教徒的思維，就像中國人常掛在嘴邊的民族情感。這份主觀的情感色彩，有時跟手上那本護照的顏色互不調和，尤其移民在其社會始終處於邊緣時，他們更容易回頭尋找自己情感的歸屬，而不是從理性契約獲得生命的解答。

雙方論點均言之成理，卻出現對話死局，原因在於各自鎖在自己的文化文本裡，尚未（或根本沒有意願）進入對方的文本。在一個全球流動時代，文化衝突與身份錯置乃是家常之事。現代人日日夜夜都在處理這些認知上的混亂。歐洲媒體堅持在自己社會的言論習慣，卻沒有意料自己的討論文本將會流落於歐洲的社會文本之外，由遙遠社會的他者所知曉，進而透過各種管道積極加入討論。回教社會堅持自我的文化尊嚴，但忘了討論這些漫畫的前提，仍必須要回到當時的那個社會文本，去查勘當初對話的原始動機，否則議題內涵將失去重點，落到不被理解、不能溝通的困境，累積更多不良情緒。

在一切都會流動的全球當下，進行文化討論，反而更得回到在地的對話框架裡才能細緻討論，積極收拾出一個觀點。我們以為我們活在一個所謂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以為傳媒、網路和旅遊能帶給我們幾乎百分之百傳真的資訊與經驗，這可能都是假象。就像一個人可以把整座圖書館的書籍都讀完，也不代表他能夠完全掌握生活的意義，但知識卻帶給他虛假的自信，以為他擁有解讀全世界的能力。

當文化開始互相流竄，固然開啟了對話之門，也同時打開了各扇通往誤解的窗子。我們總以為自己路過時看見了什麼，其實我們看見的往往不是全貌，甚至，我們只是挑選自己習慣的資訊，用來鞏固自己既有的偏見。結果就是我們雖然瞥見了彼此，卻似從未相遇。

（2006年2月8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觀念平台》專欄）

去遠方過年

當過年已不再是年節，而稱作年假時，人們開始大量旅行。

以往，過年趕路是為了回家。年節意味了家族團圓 ，拜訪親友，放炮打牌，豪飲奢食，電視、錄影帶、卡拉OK沒天沒夜地轟炸，工作了一整年的人們同窩在一間屋子裡，捧著肚子什麼都不作，只顧信口開河，誇言來年自己將如何革新洗面，重新做人。

而今，過年趕路是為了離家。時間一到，所有人都像是被尖銳口哨聲提醒的麻雀，從平時排排站的電線桿上一哄而散。這個人去了紐約散心，那個人舉家到泰國晒太陽，約了朋友去北海道滑雪，帶著情人一同上阿里山許願。趕路回家的遊子，回到了生長的城市，反而一個鄉愁的對象都見不著。

打了電話，原來，這個城裡的親朋好友去了你的城市放假，而你卻飛回了他的城市過年。什麼時候回來，趕在你出發回去工作之前見上一面，喔，他的歸期正是你的歸期；那麼，又是來年再見。

原本情深義重的年節之所以成了輕鬆悠閒的年假，與整個“家”的概念轉變有關。家庭本來與血緣牢牢相綁，年節便是一個儀式，讓分散在外的各路遠親近親奔向彼此，確認家族的印記。久久不見的家族成員一年就靠幾天日子互相搏感情。然而，時代演變，昔日傳統大家族已被星星點點的核心小家庭取代，都會新世代不是不婚，就算結婚也未必生子，離婚、再婚、同性戀都讓家庭關係的定義難以一口斬釘截鐵地說清。現代企業形式也間接打破了血緣與財富向來牢不可分的連結，金錢的流動將人們帶往全球各地，拿著不同護照，說著不同的語言，工作重新塑造了人們的生活倫理，家人是鄰近你生活重心的社群，不再是除了姓氏以外跟你毫無共同特點、除非年節刻意安排否則根本難以相見的一群人。

家族關係淡薄了，回家儀式褪除了神話色彩，年節不過是一年之間難得的假期，結合了十九世紀以降的休閒生活概念，工業時代的人們到了年假便紛紛像鬆脫了的螺絲釘，渴望開腿從機械化的生活框架出走。

人雖不過年了，期待節慶的心理卻未曾改變。到了這個時候，大家都希望作點什麼“特別的”。於是，旅行便成了這道精心安排的年節點心。每逢過年過節，旅行社團費漲了，航空公司機票調高了，旅館酒店人滿為患，所有人還是拼命往外擠，不亦樂乎。即使飛機誤點，碰上高速公路塞車，博物館門前大排長龍，遊樂場裡上個洗手間都要等上四十分鐘，即便小孩哭鬧，老人喊辛苦，夫妻為了旅遊路線吵翻天，隔年還是鬧哄哄趕鴨子全體上路。

過年嘛，就是要去外面走一走。

過年旅行，是一種新習俗，是全球化生活衍生出來的新奢華。脫離了賺錢溫飽的階段，奢華不再只是花錢吃鮑魚、購置名牌這類明白的物質揮霍，而是追求一種不同的生活經驗。當你想要去印度旅行，你不僅僅要去看看印度，而是要住進英印時代最後一位印度大君的古堡，坐上他的大象團隊游湖；去了日本京都，不能只是去金閣寺上香，更要住進小橋流水的民宿平屋，親手握飯糰，穿和服逛廟會。新奢華一族已經不太誇耀身上的英國風衣、手上的義大利提包或家裡的法國傢具，他們掛在嘴邊滔滔不絕敘說的，是許許多多不可能在他們生活裡發生的經驗、和他方的各個奇異場景。這個他方與我們生活的距離，是地理上、也是歷史上的遙遠。

你不能在你的社會找到遙望無際的平原打獵，上高山寒寺打禪坐，或用帆船航行於島嶼之間，他方便提供了幻想實現的地點。它不僅是一趟旅行的終點，也是另一種生命的起點。人們藉由旅行，探頭窺望別人的生活；如今，旅人甚至安排自己過起別人的日子，雖然短短幾天也過癮。

一樣是旅行，新奢華旅行往往多了那麼一點突變，好比襯衫人人都在賣，英國設計師Paul Smith決定在袖口內面繡上裸女，而買了一打襯衫的英國首相布萊爾穿了一年之後終於有一天發覺他的素面襯衫跟別人不太一樣，好像Paul Smith襯衫價格貴是有那麼一點道理。我們都已經回不到那個手工的年代，一趟看似量身定做的旅行就是暗繡在袖內的裸女，給了我們幻覺，自以為是茫茫眾生之中那株默默開花的木蘭樹，努力展現（及想要享受）獨特的生命姿態。

每年，就為了這點新奇的心情，人人攜家帶眷、勞民傷財地旅行，到後來，留在家裡過年簡直可恥，得蒙受巨大的社會壓力，意思是你家財務今年不夠豐收，你家小孩會長成不識世面的土包子，以及你這個人大概不怎麼懂生活情趣。終究，自己也會遺憾，以為錯過了什麼重大的人生經驗。

錯過，也許不曾真正錯過什麼。真正會教人心存懸念的，畢竟還是過年這檔子事。因為過年，就是要做點什麼。生命是這麼短暫，一年一年我們在數著自己的歲月，當“家”的同心圓不像以往這麼牢固清楚之時，現代人只能以自己為同心圓向世界伸出觸角，追求心靈真正的認同之地。說到底，過年不就是讓人一年一度省思自我、回歸歸屬的儀式嗎？

(2007年02月23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痲瘋共和國

台灣新莊有一座山丘。近一個世紀以來，無人聞問，彷如禁域。如今台北縣捷運開到那兒，打算挖出迴車處，忽然，才發現本來以為荒蕪的一處野坡，其實布滿了日據時代的房子，裡面居住著從一千名剩存為三百多名的痲瘋病患。他們的年齡身體都跟那些建築一樣因與世隔絕而年久失修。政府蓋了一棟光鮮的醫院，緊鄰著將來捷運列車的停泊處，希望這群長年必須倚靠新鮮空氣、開放空間來生活的老人家放棄他們長期經營的緊密社區以及容許他們自由活動的這片山陵，搬進一個個空調控制的病房隔間裡。行動不便的老年痲瘋患者流著眼淚說，簡直就像臨老去坐牢。

坐在特製電動輪椅上，七十幾歲的老人家述說著政府如何不經溝通就擅自決策，強制移除他們一輩子賴以維生的生活細節，他們投訴無門，幾十年的親愛家園眼見著就要失守，憤怒混合了為自身疾病而自卑、為身處社會底層而悲苦的情緒，周圍僅剩下幾個大學生和劇場人士默默守在他們身邊，熱情卻徒勞地幫他們奔走。而，外來者只有一種時光停滯的啞口無言。

對照台客文化風潮的如火如荼，一個人頓時理解，文化認同的最初動機其實是為了族群平等，如果只適用一套文化的沙文主義替代另一套沙文主義，那麼一個社會真的僅僅進行了政權的轉換，而不代表社會人權的進步或文化尊重的覺醒。

台灣社會對社群文化的理解始終糾纏於文化大拜拜和政治幫派角力的原始階段，其中沒有發自內心的人類良知或衷心擁抱的人道法則，只有政客對執政權力、菁英份子對知識詮釋權的爭奪慾念。對弱勢族群的關懷不是為了伸張社會公義，竟成了打擊對手的方便手段。無論是堅持台客汙名化的正統台客還是商業炒作出來的流行台客，都不曾誠實面對那些後殖民時代對話的真正涵義：每個人都值得有尊嚴地活著。承認文化認同的權力就是承認不同歷史背景、不同語文環境、不同經濟階級所生養出來的人們都有保留他們大小社群的生存權利，無論這個社群是因自然地理、社會階級、歷史變遷、宗教理念、語言習慣或甚至是因著某種特殊疾病而形成。如果一直把文化認同當作鬥爭武器而不是人道理念，當然只會流於維護嘴皮上的正義，實則注重如何保存自身單獨族群的利益，而不會將之當作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原則，也無怪乎台灣商業歌手以為辱罵韓國同業是一種「對抗」，想競標國際活動的城市建設者能不顧廉恥地剝削外勞，他們自己卻看不出中間的反諷。

曾經，痲瘋病院的門口放了一池消毒水，人一旦進門，就永生不得離開。門外，高樓迭起，腳踏車換成轎車，日本政權到了民進黨執政，當台灣本土文化替代了民國時期的大陸文化，門內台籍痲瘋病患宣稱自己只認同痲瘋共和國，想要安心終老，葬在他們專屬的靈骨塔裡。可是，現在，這點他也辦不到。

毛澤東說，他發起了革命，可是紅牆外的人心沒有改變。也許，你以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根本不曾發生。人性沒有沉淪，因為它從未變化。當年自認是弱勢族群守護者的大學生現在是政治新貴、學院教授、傳媒主管和文化明星，午夜夢迴之際，真的那麼願意為自己的人性辯護？

（2005年8月3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版《觀念平台》專欄，台灣社會看似時時變動，很多文化現象卻不動如山，宛如廚房陳年頑垢，永遠難以清洗，常常覺得多年前的文章至今還是表達了自己對現今時事的看法。台灣正名運動在年前如火如荼地展開，實用性還待另一個角度的探討，但是政治集體代替獨立個體生活卻萬古不變。）

夢中的城市

在我搬來香港之前，香港從來沒有在我夢裡出現過。

香港回歸中國那個夜晚，天上飄著細細毛雨。狂歡的人群伸長了他們的手臂，臉上又是醉意又是迷茫，個個腳步踉蹌，“上海灘”所製成的鮮麗長袍和瓜皮小帽被雨水和汗水淋溼，因而發皺變形。午夜一到，路邊的香港警察頭頂戴著的警帽馬上從英國皇家警徽變成了中國國徽。老外嘖嘖稱奇，沒看見他們怎麼變的戲法。一個中年的香港警察眨眼，“這是魔法！”

隔沒多久，我住進了香港島。以往不愛說普通話的廣東人開始說普通話，雖然他們的生活方式似乎仍然一成不變。喝早茶、趕地鐵、買時裝、讀馬經、話八卦、啖海鮮、打麻將、管孩子、玩股市、買房產，他們的神態總是有股就算明天起床天塌下來了也會把日子這麼過下去的滿不在乎，他們的語言總是有股不然你把我怎麼樣的挑釁。

來不及問怎麼回事，香港快速殘忍的生活節奏很快把一個異鄉人捲了進去。

這座城市永遠充滿嘈雜的活動。沒有一座大樓不在進行裝修，一年到頭總是聽見蓋房子跟整公寓的工程噪音；私家轎車呼嘯而過，緊跟著雙層巴士、小型巴士、垃圾車，輪胎煞車的尖叫聲混雜引擎的加速聲，路上行人不由得拉高了嗓門，企圖把句子吼進同伴的耳朵裡；商店為了招攬顧客大聲放著搖滾樂；轉角路邊一家大型企業正用擴音器從事市場推廣活動；餐廳裡的客人個個大呼小叫，看上去好像在吵架，其實不過在跟家人交代周日郊遊的事情。

很快地，我就習慣了茶餐廳服務生拿奶茶過來時一定要重重放下的氣勢，菜市場小販幾乎是命令式地問我到底要買幾兩蒜，香港老闆在我達不到目標時大聲叫我去死算了，巴士司機在我說不清楚那裡下車時便連珠砲地咒罵。剛開始的錯愕，沒隔幾日，便被淡淡的譏諷感取代。我也學會廣東人的聳肩，跟那種不然你要我怎樣的吊兒郎噹。

生命太短暫，沒得浪費，也沒得浪漫。你快快說完，快快做完，快快弄完。我還忙著要賺下一筆錢呢。

我夢不見香港這樣的城市。上帝創造不出香港這座城市，只有人類自己才有能力。

全世界找不出像香港這麼人工調控的城市。層層堆積一路上山的高樓大廈，彼此之間以天橋相連，路面車子跑著，行人腳不沾地穿梭於空調環境。室內就是室外，連高爾夫球練習場也蓋在會所裡面。活在香港，感受不到上帝的自然氣息，只有人為的控制。一年四季，對地鐵、購物中心、辦公大樓、住宅這類空間不具絲毫意義。海洋不過咫尺，卻連一點魚類的腥味也聞不到。

作為一個人類，香港令你感到渺小，微不足道。你意識到有種大過你個人存在的力量在掌控你的世界，卻不是什麼宇宙神祕力量，而是蓋出這座城市的他們。他們可能是殖民者，可能是有錢的企業家，可能是政府菁英。你不屬於他們，他們卻擁有你的城市。平時在城市內看不見這些人，他們活在那些私人會所的高牆之後，坐在擁有大片黑玻璃的尊貴轎車裡面，住在高舉“私人禁地、非請莫入”牌子的濱海豪宅之內。

對他們而言，香港是全世界最棒的城市。香港的地緣位置讓他們來去自如，市場自由為他們聚集了巨額財富，所聘請的人工是這個世間最勤奮的一群人，他們的公寓能有一望無盡的廣闊海景，出入的餐廳能製造世界一流的美食，高級時裝還沒在巴黎上市就先送往香港販賣，週末乘坐遊艇出海，跟幾個富商好友邊談生意邊抽雪茄，同時，漂亮的妻子與孩子們可以下水游泳晒太陽。談笑之間，又是幾億商機進了口袋。隨時，想去歐洲或美國加拿大的另一個家，他們就跳上飛機，遠離亞洲的生活壓力，享受西方文明的優雅。

東方與西方，在香港，並不只是一種想像的文化情調，而是實實在在的生活享受。其中，沒有賣弄，卻有姿態，感官的貪婪重過一切。不去深究那些文化意涵，並不是香港沒有能力，而是有股“又何必”的味道。從一個光禿禿的蕞爾小島到今日的豐饒之都，從清朝政府到英國政府到一國兩制，香港像一個歷經太多歷史風浪的世故女人，坐在午後斜陽映照的窗邊，從容華貴，風姿綽約，臉上說不出是微笑還是鄙夷的無動於衷，可是再濃的裝扮也遮不住她那雙直直勾住你的犀利眼神。她不是不懂你在說什麼，她正是太懂了；太懂了，所以，懶得搭理。

就是這份懂，讓香港人對生命有份俐落的踏實。廢話不多，眼淚很少，柔情能省就省。可是，當他們的眼睛從盯了一天的電腦螢幕偶而轉到窗外即將落到海平面另一邊的紅太陽時，他們的眼角肌肉仍禁不住抽動了一下。但，也就僅僅於此，接下來還是要把會計報表交出去，下班走路回家的速度還是緊張得要死。香港人不喘口氣，只有拼命向前的慾望。因為每一個香港人都是異鄉人。他們及他們的家族來到香港，就是夢想著一個富裕安定的生活。來了香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為這份夢想打拼。而且是完全沒有退路的那種打拼。

住了香港那麼多年，我從來沒有感覺自己是異鄉人，正是因為所謂香港人對生命的追求將所有住在這座城市的靈魂都綁在一起。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生命既是苦也是樂，唯有掌握當下這一刻，跟命運或世界或社會或其他什麼的狠狠搏一搏。就算只有百萬分之一的機運，說不定就我搏贏。誰知道。

當我坐在九龍往港島開駛的渡輪上，夜幕剛垂，天空仍是深黝的黯藍色，中環區域的辦公大樓窗口開始出現點點星光，隨著黑夜加深，不一會兒，整座香港島變成鑽石寶山，漂浮於穹蒼與海洋之間，發出不真實的童話光芒。那一刻，我又變成多年前剛剛進城的異鄉人，帶著虔誠的朝聖心情，敬畏地看著眼前的輝煌城市。

我從來沒有夢見過這種城市。我卻有幸已身在其境如此多年。


（發表於北京SOHO小報2007年三月號，香港明報世紀版，及新加坡聯合早報名采版）

晚餐

桌上的酒喝完了，菲利普提議他去巷口雜貨店買瓶新酒。客人嚷著不必了。他仍然堅持。門甩了關，她聽數著他下樓的腳步。

剩下她跟四個客人。客人自行用法文交談，他們談著今年歐洲的氣候如何無常。可怕，多麼可怕，七月份溫度高達三十七度，巴黎簡直成了一個印度城市，八月份又突降至十三度，所有人的暑假通通都縮短了。一個不能下海游水的夏天，根本不能算個夏天。

棕髮女孩咬著她微翹的粉色嘴唇，為了沒有機會好好展示她的比基尼而一臉遺憾，她的灰頭髮男友輕摟她的肩膀，說起他的前妻跟三個孩子花了他一大筆錢去科西嘉島渡假，弄得他們倆不得不就近去諾曼地避暑，棕髮女孩插嘴他本來答應帶她去土耳其，灰頭髮男人邊點頭邊撫弄她的肩頭，繼續說，誰知道八月底下起冰冷的雨水，害他們躲在旅館一個禮拜，什麼都不能做。

另一對夫妻同情地不斷頷首。套著粉紫洋裝的金髮妻子附和，他們帶著他們三歲孩子去布列塔尼，冷風呼呼地直吹，灌滿他們的衣領，站在海邊，他們不得不拼命吼叫，因為他們耳裡全是風聲，聽不見彼此在說些什麼。回來後大人聲音全啞了，孩子開始咳嗽，到現在都還沒有好。

沒人試圖跟她交談。雖然也沒有人把她排拒於談話之外。她想要加入，總是可以開口。

她喝了口水，遲疑著。她的法文句子還在她的腦子裡建構，灰頭髮的那個客人已經改口談起他辦公室的人事糾紛，他說得口沫橫飛，其他人興趣卻慢慢低落下去。工作的事情永遠千篇一律，不如旅行來得有趣。他自己的女伴掩不住百般聊賴，瞧往窗外，然後就驚叫起來，下雨了，下雨了。真的，下雨了。

所有人於是都起身擠往窗前。大雨正毫不留情地潑往街上走著的人們與車輛。公寓的兩扇窗戶馬上被雨水敲得劈趴作響，淹沒了室內的慵懶爵士樂。站在窗口的客人拉長脖子，仰頭向上看，彷彿想探個究竟是誰在上頭惡意倒灌這麼多水下來。她坐在原位，看著她的客人們推開她的窗戶，伸手出去用掌心接水，任由雨水潑灑進來，弄溼了窗邊一排穿著鮮豔的泰國玩偶，那是菲利普從普吉島不辭辛勞親手帶回來的民俗工藝品。他會生氣的，她想，可是她什麼也沒做。

等她的客人們滿足了，或又感到無聊了，他們就會關好窗戶，回來桌邊繼續晚餐。

他們的法文越說越快，她已經無法跟上。反正，不會是什麼重要歷史記錄。生命總該容許錯過一些事情。她想要偷偷溜去洗手間，金髮女人的丈夫注意到她的身子移動，他們的眼神接觸，他於是善意地拋個微笑。他說，我們應該問問林來巴黎前都在亞洲做些什麼。他們叫不出她的中文全名，只喊她的姓。

她沈默。他們又問一次。深怕她沒聽懂，有人改用英文問她。帶點戲謔的口吻，她答，我寫詩。

換他們沈默。她以為自己的法文發音錯了，又用英文說了一遍。這終於引來一陣驚呼。詩人在巴黎可是大事。你寫中文詩，還是法文詩。有人把你的詩翻成法文嗎。妳都寫些什麼類型的詩。其實，灰頭髮客人的性感女伴雖然在文件影印店當店員，她也很有寫詩的野心。事實上，這名女店員寫得非常之好。雖然她還沒有在法國出版，也許可以先行發行中文版，如果林願意跟中文出版社推薦，他們會發現她的詩散發一股法國古詩的典雅氣息。

這名文件影印店的女店員把她那對西方女人的渾圓胸脯往林的面前一推，抬起她的下巴，嚴肅地對著林低低吟起，喔，花神的女兒，妳既不能讀也不能寫，也阻擋不了我墜入妳深藍湖水的溫柔，妳那一身雜種的鮮血，竟然招換一場大革命幫妳換成貴族的命。

林那張黃色臉孔流露東方人特有的平板安靜，看不出她在想什麼。女店員開始耐心解釋自己的詩。她寫的是路易十五生前最寵愛的情婦，一個出身卑微的娼婦，最後卻被當成特權貴族送上斷頭台。林覺得胃部隱隱有股脹氣，令她說不出話來。

菲利普推門進來，渾身是雨。他溼透的棕髮緊緊貼著白皙的額頭，清澈的水滴順著他高高的鼻尖滴下來，綠色眼珠子流出野性的光芒，她曾經覺得這種眼神很性感，現在看起來卻家常不過。四個客人又發出一陣驚呼，他們的注意力從她的詩轉到他的溼。

酒又上了桌。幾個法國人樂得嗓音都變大了。林收走桌上的杯盤狼藉，走進廚房，準備甜點跟咖啡。

雨繼續下著。她把頭頂在廚房窗口，看著下面溼漉漉的街道。狹窄的巷弄，陳舊的樓房，落寞的路樹，都籠罩在永遠深不可測的夜色裡。豐沛雨水落往街心，迅速往兩側溝渠流動，潛入深深的地下水道。這一切都令她厭煩極了。甚至這種厭煩，也讓她厭煩。

她的呼吸在窗玻璃上形成霧氣，她也沒那個心情去用手指畫畫。她的浪漫在搬進巴黎的那天就停止了。巴黎現在對她來說就是一個天天炒菜做飯、洗刷地板的地方。她住的地方離所有美術館都有段距離，喝杯咖啡、坐段地鐵，她得算算菜錢。她只能等菲利普不工作的時候陪她上街，她一個人去商店總是很難得到店員善意的對待。小夫妻的貧賤搬到再偉大的城市也都是一模一樣。曾經，菲利普提議他們搬回他從小生長的外省城鎮，那裡物價便宜，有樹有河，還有美麗的老教堂，生活壓力會少一點。她卻不能想像搬離巴黎。

她在巴黎已經如此貧乏，離開了巴黎，她更什麼都不是了。

菲利普在客廳大呼小叫。他發現他的泰國娃娃全成了落湯雞，客人們紛紛表示不可思議，不知道雨水怎會跑進屋內。她扭開水龍頭，洗起碗盤。水聲嘩啦啦響著。菲利普喊了幾次她的名字，見她沒有反應，也就算了。

她擦乾咖啡杯，一個個端正擺上配套的盤子，正要把檸檬派與熱咖啡送出廚房時，電話鈴響了。她匆匆穿過廚房門及一群酒酣耳熱的法國人，接起電話。

她弟弟的聲音從遙遠的亞洲傳過來。他聽上去口乾舌燥，疲憊不堪，彷彿剛剛跑完一段頗耗體力的馬拉松。他告訴她昨晚母親身體不舒服，提早上床，今天清晨就再也沒有醒過來。他們送她去醫院，醫生證實了她的死亡。他人還在醫院，待會兒就要趕去上班。他想，她最好儘早安排回家一趟。關於葬禮的細節，她的弟媳會安排，日期定了之後，會再通知她。說到這裡，她弟弟停頓下來，似乎還想再說些什麼，但一時未找到適當的辭句，只是吞著口水。她靜靜地等著。

客廳裡幾個法國人唱起歌來，她在想這支曲調好熟悉，可是她想不起來是哪首歌。

過了一會兒，她弟弟吞了吞口水，終於又開口，現在情況很混亂，他也不知道要說什麼，她定了機票之後，再跟他打個電話。身處兩個不同洲際的姐弟都情緒木然，客客氣氣氣地互說再見，掛了電話。

放下話筒，她走回廚房。菲利普在她經過的時候，摸一把她的腰。她朝他笑笑，轉身繼續把甜點端出廚房。她將熱咖啡倒入一只只咖啡杯裡，來來回回，確保每個人都有杯熱騰騰的黑飲料。

菲利普鼓勵他的客人都去南亞渡假。那裡的沙灘既細又白，海水暖和得不得了，連冬天都能下水。而且海洋的顏色跟歐洲不一樣。地中海的海水是深邃的藏藍色，像一面明淨的鏡子，鑠鑠映照著蒼穹及在海面上航行的每一艘船隻。南亞的海水卻是透明的翠綠色，再深的海水也能讓人一眼看穿，裡面的海洋生物五顏六色，快樂地游來游去，絲毫不懼怕人類的窺視。

但是，菲利普笑著說，這就是亞洲，看似簡單卻不簡單。你以為你一眼看穿，其實你什麼也沒看穿。他摸了摸林的頭髮，就像亞洲女人，你以為她們都很年輕，因為她們個頭嬌小，皺紋很少，但她們心思卻刻滿百年老樹的年輪。

金髮女人問，林，真的嗎，你國家的海水是綠色的，而不是藍色的。

客人都走了之後，他們赤腳站在浴室刷牙，她洗了臉，把毛巾掛好，正要走去臥房，菲利普打個呵欠，聲音睏頓地問她，晚上是誰打電話來。腳步沒有停下來，她頭也不回地說，是我弟弟。他要幹嘛。不幹嘛，他只是打電話來叫我回家。你意思是回台灣。回台灣做什麼，他問。

她拉開棉被，上床，抱著枕頭，直接要睡了。菲利普追了過來，倚在臥房門邊，我問妳，他為什麼要妳回台灣。

喔，我媽媽過世了。

一頓晚餐吃下來，她覺得好累。累到精神有點恍惚，她的眼睛還沒有闔上，卻已經感覺在做夢一樣。

(發表於2007年2月號《聯合文學》月刊，並經世界日報轉載)

女人才是台灣的未來

第一夫人在法庭上暈倒，一群人圍簇著要將瘦弱的她抬入救護車，令人奇怪地聯想北高市長選舉的一刻，戴著白手套、珍珠髮飾的候選人周玉蔻前往另一個候選人謝長廷的競選總部嗆聲，被警察及謝長廷的擁護者團團圍住，貼身拉扯。女性知識份子出身的周玉蔻幾乎整個人躺到了地上，尖叫嘶吼，淚水滑落，旁邊謝長廷的工作人員聲音劃一地奚落，“不要臉，不要臉”。

這些日子以來因政治而引發的紛紛擾擾之中，不時浮現的女性形象讓人困惑不安。可能後遺症之一，社會藉此懷疑女性運用權力的能力。

譬如，坐輪椅的第一夫人吳淑珍本應是社會弱勢最強而有力的保護者， 如今官司纏身。媒體所披露的她愛慕虛榮，操縱權力以滿足私慾，連帶著她的媳婦也貪戀上流生活，藐視社會觀感。另一個總統以下、全台最有權勢的女人是呂副總統，可是從上任第一天，她就被描述成對權位虎視眈眈的深宮怨婦。當陳總統被要求下台，呼籲讓他留任的主要理由竟是哈佛畢業的副總統不堪大任。就算站在第一夫人對立面的李慧珍，雖沾了勇於揭弊的女英雄光環，卻也同時被刻畫成報復心切的失婚棄婦。

法國二戰反抗軍詩人阿拉岡說，“女人是男人的未來”，這裡的“男人”也能解釋為“人類”的廣義。社會發展到極致，終會走上女性化一途。傳統定義的女性特質，譬如和平、容忍、妥協、平等、無私、喜愛藝術等等，均是開發社會的特點。反之，傳統定義的男性特質卻刻畫出一個原始社會，如勇於戰爭、征服、暴力、唯我獨強、黨派相鬥等等。男性誇耀革新進步的動力，然而，卻是女性的細膩審慎，造就了安定的社會，細緻了文化的內涵。

女性化等同於高度文明化，代表了成熟物質與靈性向度。印度聖雄甘地堪稱古今中外最陰柔的男人，他主張和平，親身紡紗，身影雖弱不禁風，卻只有他能夠帶領歷史文化盤根錯節的印度脫離英國，走向獨立。最近流行所謂“中性男”，男人也開始注重外表養身，未嘗不是因為物質文明發達，男人在一個舒適開化的環境裡逐漸發揮他的女性特質。

女性的社會地位以及她個人所能取得的權力限度，往往也是一個社會的文明指數。女性地位越崇高，越能與男性平起平坐、超越男性，該社會也越先進。法國雖是西蒙波娃的故鄉，今日出現第一位可能角逐總統寶位成功的社會黨候選人賀雅爾(Royal)，卻被對手譏諷她以為總統大選是選美比賽，足見法國還存有許多兩性偏見值得推敲。

在台灣，女權思潮表面上蔚為學院顯學，但是，女性與權力同行的路途顯然並不順遂。長期以來，社會深具戒心地觀察著她們的言行舉止；一旦稍有破綻，大眾對她們的批評比對男性更嚴厲，甚至口無遮攔地作人身攻擊。大眾可能也瞧不起很多男人，但是很少會聽見有人評論其相貌，也鮮少用羞辱字眼當面嘲弄。立法院裡，李敖對上雷倩，李敖以為簡單罵一句醜女人就算佔道德上風，即是個例子。

近來，台灣群體心理惶惶不安，與其說是社會道德淪喪，不如說美德逐漸崩潰，而此種現象正與女性形象斑駁不清有關。道德含有理性辯論，這一點給了所有人自由論證的空間。美德卻是人類良知的具體表徵，誠實、正直、善良等，是一個人把眼光像探照燈般照往自我內心深處時所得到的自然結論。我們從學校學習道德，從母親學習美德；社會教我們愛國，母親教我們愛人。由於母親，我們初始為人。在此，並不是把母性當作女性的單一社會功能，更不是要覆誦“女性走出廚房所以社會崩盤”的無聊論調。恰恰相反，正因擔憂社會由於政治風暴而誤解了女性的力量，讓人憂心未來女性不能依其重要性而得到她們應得的權力與位置。

前陣子，邵曉玲女士發生車禍，意外引發一場島內戴安娜王妃風潮。由於專注祈求邵女士的健康，突然，整個社會感受到一種久違了的正面能量，幾乎可說是希望。其實，這也代表了台灣迫切需要一股清新的女性力量，去平衡男性主導的政治遊戲，在零和邏輯之外，另創一個包容廣闊的空間，讓不同的社會生命得以孕育。

唯一，邵女士事件也無意間暴露了台灣社會仍然頑固的性別印象。邵女士之所以受歡迎，固然因為她迷人的個人特質，另一方面，也因為她仍然遵守了傳統社會的女性形象，雖然曾是電影明星，她卻選擇以夫為貴，不攫取權力也不渴望凸顯個體身分。她對誰都不具威脅性。

因為，在台灣，權力不沾鍋仍被視為女性最高品德，女性的社會地位依然跟隨她的夫婿來界定。一樣被群眾圍觀，接受審判的吳淑珍女士與競選市長的周玉蔻之所以得到人們不同的待遇，無非因為一個女人的丈夫畢竟還是總統，另一個女人的丈夫則是平民百姓。尤其周玉蔻還是一個正在努力爭取權力的女人，言辭犀利、行為慓悍，關於她的種種，都不會讓大沙文主義社會對她友善。

台灣傳媒可以繼續吹捧形象甜美的豪門少奶奶及時尚模特兒，但我們需要更多獨立強悍的女總統、女學者、女部長、女立法委員等；唯有女性擁有權力，她們的女性思惟與價值判斷才會幫助台灣形塑出一個完善的文明社會。

(發表於2006年12月21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窮人家的孩子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人都在逃難。改朝換代，內戰、抗戰、革命、再革命，華人倉皇散落地球四處，被不同政權統治。我們的父執輩一再告誡，低頭，安靜，先吃飽再說。

性命都沒了，人還能奢求什麼。活著，是唯一的生命目標。其餘都不重要。

突然間，我們問起我們還需要什麼嗎這類奢侈問題。彷彿，我們的高樓大廈都蓋完了，就業致富的空間開放了，自由旅行的權力也有了，子孫健康活潑，坐在大減價買來的時髦沙發上，拿著電視遙控器，我們撫摸著自己日漸失控的便便肚腩，閒閒自問，人生夫復何求。

怎麼，人類卻果真慾壑難填。腦子稍微一轉，就轉出一堆念頭。站在北京的街頭，等待二零零八年的奧運來臨，環顧四周，突然悟道，其實每個人差不多都知道我們還需要什麼。清潔的空氣，乾淨的飲水，暢快的交通，對文化傳統多一點尊重，對個體生命多一點珍惜，乃至社會格局的縮短城鄉差距、力行均富原則、打擊貪腐特權等等。

可是，藏在心底暗處的那個窮人家孩子卻小聲在說，哎，我能作啥。我區區蠅生，但求溫飽而已。

中國還需要什麼，書寫阿拉伯的天方夜譚用了一千個夜晚，中國的事情又豈是三天兩夜能濃縮談完。何況，社會是有機體，只要活著一天，就會不斷繁衍出新問題，跟人的身體一樣需要維修保養。發現、面對並解決問題，乃是社會運行常態，文明就靠天天這麼一點一點問題解決而逐漸往前邁步。

真的要問的，已不是中國社會還有哪些需求，而是怎麼解決這些需求，還有誰來滿足這些需求。聰明如中國人，看自己的社會比誰都精準。私下討論事情，個個說得眉飛色舞，言之成理。提起解套方法，忽然沈默不語，要不抽煙喝酒，要不仰天長嘆。怎麼說呢，只能說，全是政府的錯，全是貪官汙吏的錯，全是中國文化的錯，全是大環境的錯，自己卻無論如何都無能為力。別人違反道德底線原則，絕對是大逆不道的小人，自己搞了破壞，卻全是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如此的妥協。

那個窮人家的孩子可憐兮兮地說，不然，能怎麼辦，我可沒法活下去。

集體是隻面目模糊的怪獸。傳說中，這隻怪獸是不斷迫害中國人的可怕惡魔。這個中國人是窮人家的孩子，為了求生存，什麼事情都得做；也，都做得出來。他可以沒天沒日地工作，勤懇苦幹，愛護家人，卻也很有能力撒謊欺騙，勇於內鬥，既無身分認同，也缺民族自尊。他只想賺錢，賺很多很多的錢。而他之所以出現雙重人格的現象，全是這隻怪獸逼得他精神分裂。

然而，人們選擇自己的社會。今日社會長成如何模樣，每個人都逃脫不了部份責任。社會或許能由一群特定的人來主導，但是，任一制度習性若沒有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與認同，也很難上行下效地有力執行。選擇緘默，都算是默許了現今社會的集體做法。社會看似龐大，人口看似複雜，也都還是一個個小個體集結而成。其中，每一個個體都扮演了他／她該扮演的關鍵角色。一串DNA之中，一個染色體拒絕執行命令，就能教遺傳結果生變。原子雖小，卻是造成巨大爆炸的主力。

魯迅描寫了阿Q，柏楊批鬥了醜陋的中國人，整個事態並沒有改變。我們還是一直這麼把日子過下去。即使，清朝倒了，國民政府去了台灣，共產革命成功了，中國開放了，生存者哲學依舊如陳年鬼魅般糾纏著每一個中國人。怎麼都是全世界的錯，我的一切作為不過是反應外在世界的攻擊而做出的不得已防衛。

於是，大原則始終夸夸而談，道德搬了出來曬太陽、又扛回去庫藏，道理人人都懂，但誰都不認為此事與我有關。結果就是百病叢生的社會現狀。由個體組成的集體名喚“社會”，乃為萬惡之首。究竟如何為社會這隻邪惡貓咪掛鈴噹，平日滿屋子快活亂逛的老鼠群此刻卻個個抱頭竄逃。

都跟你說是貓咪了嘛，關我們老鼠什麼事。

如此心態讓每個個體自認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不能負責，就不必負責。一但脫卸了責任，就很難繼續推敲個體行為法則的定義，也就不能期待人人自重。少了自重心態，很多道德美行都不是為了尊崇自己的人格而作，不是為了對得起自己的教育而作，不是為了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而作，而是因為畏懼公權力，因為害怕他人的監視目光，因為擔心受到懲罰。於是，政府管不到、別人看不到、懲罰受不到的地方，老鼠們為所欲為，敞開拘束，放任自己自由。

問，為什麼那些貪官不能少拿一點，為什麼中國富豪不能像美國的巴菲特、比爾蓋茲一樣成為慈善家，為什麼穿著光鮮的白領不願排隊等車，為什麼建築商要偷工減料，為什麼商家要拿化學藥劑作紅心鴨蛋，為什麼有那麼明確的法律卻總有人不願意遵守，說穿了，都是二十世紀遺存的逃難心態，中國這個窮人家的孩子到現在都還對生存這件事情感到不紮實，不知道今日富貴還能有幾年風光，雖然稍微過起像樣日子了，卻仍擺脫不了原始求生慾望的控制脅迫。為了要活下去，不惜猙獰自己的臉孔。

弔詭的是，這張猙獰的臉孔究竟是嚇唬了誰的生活呢？

（發表於2006年12月北京SOHO小報）